中国山地民族研究集刊（2016年卷第1期总第5期）_纳日碧力戈，龙宇晓著_9787509796481

《中国山地民族研究集刊》是一家以“山地民族研究”为核心主题的学术集刊，秉持“学术为本，追求卓越”的学术理念，突出“本土化，国际化，跨学科”的办刊特色，确立“贵州经验，中国实践，面向世界”的学术定位，旨在为广大学界同仁提供一个发表学术成果、交流学术思想的平台，以期推动中国山地民族经验走向世界，推动中国的学术真正融入世界学术主流。

卷首语
重观山寨：中国山地民族研究中的“我者”与“他者”
纳日碧力戈　龙宇晓
山寨，是中国山地民族的主要聚落形态，也是中国山地社会的基本单元。凡是对中国的山地民族社会文化有所了解或者有过一定经历的人，对于山寨一词都不会陌生。检索国家图书馆馆藏书籍目录，即可知当前该馆收藏有70余部以山寨为题名的专著(包括民国初年出版的明末清初大儒黄宗羲所撰《四明山寨记》)，其中的15部虽然也以“山寨”为题，但谈的却是关于产业仿造的另类“山寨”，与中国语文词汇系统中常规使用的山寨一词不可同日而语。不过，从人类学和指号学的角度看，这同一词语具有迥然不同两种语义的新事象，不仅反映了语言的时代变迁，也深深地镌刻着当代文化分类的逻辑，蕴含有文化政治的深刻意义。
在都市消费主义生活方式占据绝对霸权地位、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情绪重新泛起的当下中国，山寨一词的能指和所指都发生剧变，由田园牧歌式的美丽图景变成不与为伍的消极符号，这与传统山寨社会在国家体系中的位置有密切关系。主流社会对山地这种弱势区域及其居民潜在的不屑和嘲弄，或许代表了山寨一词发生同位语义漂移的排他性文化的逻辑。
令人欣慰的是，研究山地民族社会文化的民族学人类学者们，并没有因噎废食，不但没有对山寨一词弃之不用，反而更加坚定且明确地把握其中的学理意义。潘年英教授关于“寨子文明”的一系列论述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长期以贵州黔东南为田野考察对象，历时30余年，足迹遍布黔东南苗族、侗族山地社区，记录和分析了上百个苗侗民族传统山寨（详情参见《贵州师范学院学报》2016年第2期荆莹莹的《为巨变中的苗族山地文明留下记忆：潘年英的苗族田野调查研究述评》一文）。
2013年4月2日，潘年英教授应邀在贵州师范学院学术讲堂发表题为《透视贵州高原的寨子文明：土著观点与“他者”视角的双重观照》的学术报告，之后整理成文发表于《中国山地民族研究集刊》2013年卷。该文首次系统地介绍了他提出的“寨子文明”论。诚如他指出的，贵州特殊的地理环境决定了贵州族群的聚落形式主要是“寨子”和“坝子”。尽管他所说的“寨子是其居住空间，坝子是其生产空间”这一论述不一定具有普适性，但他关于寨子与村落之间的区分和对于寨子所具历史意义的论述却是很有借鉴价值的。如他所言，通过研究“寨子”的历史建构过程，我们可以挖掘到贵州山地民族文化的要素与特质。相对于“村”或“村庄”一词而言，“寨子”一词在中国南方特别是西南地区听起来要顺耳得多。在这里，“寨”与“村”是有显著差别的，“寨子”是本土概念，“村”则是外来概念，界缘不相重合。“寨子”一般指的是自然聚落，而村则多半指称行政区划概念。寨子有些小于村，有些大于村；一寨多村、一村多寨的情形比比皆是。
在本期《中国山地民族研究集刊》的特稿栏目中，潘年英通过答问式对话，再次重申和进一步厘清了自己关于“寨子文明”的学术立场。除了寨子文明的概念之外，潘年英的这篇论文还为我们提出了山地民族文化研究中的一个更重要的认识论或方法论方面的问题：本土的“我者”视角和“他者”视角的多元立场关系。潘年英在很多年以前就在中国人类学研究界极力倡导“土著我者”的观点或所谓的本土视角。对此，著名人类学家、北京大学教授王铭铭曾在《人类学的本土视角——评潘年英〈在田野中自觉〉》（《百色学院学报》2008年第6期）一文中做过这样的评价：“人类学学者潘年英教授有两重身份,一是作为人类学学者(他更多的时候是一个作家或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一是作为土著的身份(许多时候他表现为土著利益的代言人)。这使得他的人类学著作很难做到像一般的人类学那样‘客观’，但也因此而使我们见识到了一种观察世界的新视角和新观点。他的‘土著文明说’虽然还略显粗糙,远未成型,但业已使我们倍感惊奇和骇异。这是人类学本土化的最经典的范例。”
的确，在标榜“科学”和“客观”的广大学术场域里，本土立场是一种难得的稀有产品，所以才会有克利福德·格尔兹这样的人类学大师出来大声呼吁要我们从土著的立场看问题。这是因为，不仅研究异文化的学者们很难摆脱来自自身文化背景的先入之见；就是受过西方或非本土学术训练的本土学者，去研究自身文化时，也总会呈现出对自身文化的异化，难以避免地带上客位立场的色彩。从这个意义上看，潘年英的立场是否确如王铭铭所说的那么“本土”，仍可成为我们深入讨论的问题，但答案恐怕就会“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毕竟，主客位置、我他身份因时空的差异而改变或置换乃是世界的常态。更别说，在人口、文化和资本的流动日益频繁的全球化时代，本土或本土人其实已经日益成为一个富有相对性和建构性的概念。著名历史学家许倬云在他的《我者与他者：中国历史上的内外分际》（三联书店，2010年）一书中说过这样一句耐人寻味的话：“儒家界定的普世价值，没有绝对的他者，只有相对的我人。”他在书中把六种关系放入了“我者与他者”的架构中，包括“一、中国与其他国族的互动；二、中国本部与边陲族群的互动；三、中国政权与地方社会的互动；四、社会上层与下层的互动；五、市场经济网络的运作；六、文化学术层面，主流‘正统’与‘异端’的挑战者之间的互动”。在他看来，一部长长的中国历史，可以说就是一部“我者”和“他者”的不断调换的历史。
我们现在已经理所当然地将“我者”（the Self）和“他者”(the Other)之间的区分和互为存在的关系视为常态，但这样的学术思想却只是20世纪60年代之后才确立起来的。无论是在人类学还是哲学的层面上，这都是一场意义深远的思想革命。现实中虽然无人会否认“他者”的存在，但却不一定认识到“他者”的意义，就是在西方思想史中“他者”也经历了一个由潜而显的过程。西方哲学从古希腊巴曼尼德斯(Parmenides)直到现代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都是不区分“我者”和“他者”或者说将“自我”和“他者”简约为“同一”（the Same）的整体一元存在论者。譬如，康德曾说：“对于人类，无论是对自己还是他人，皆应视其为目标而绝非一种手段。”这里强调的是绝对的同一化的人类主体。在这样的思想传统中，“他者”被“自我”吞噬和消解是维持生存整体的一种能量来源，没有存在的位置。西方传统对于“他者”只有一个原则，那就是占有，以“同一”的自主与主权来统摄一切。而将“他者”与自我相分离，就是要让“他者”跳出传统思想的牢笼，跳出“同一”的单一化整体的羁绊，释放出“无限”的可能。如果我们理解无误的话，这应该就是列维纳斯的那部关于“他者”哲学的革命性著作《总体与无限》（Totality and Infinity）所要表达的要义。“他者”的出现，意味着传统哲学所缺失的相异性、外在性、互主性和多元性等概念都在哲学上获得了理据或逻辑基础。
或许正是由于列维纳斯所批判的这种强调总体和同一而没有“他者”存在空间的哲学思想的影响，西方人类学长期以来将人类文明和文化视为一个“同一”的总体，无论文化还是文明的概念，总是以单数形式出现。直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经历了文化定义的几次大争论之后，代表着多样性的复数的文化概念才大肆登堂入室。譬如，格尔兹1973年出版的《文化的解释》一书用的文化就是cultures。列维纳斯等人引导的这场关于“他者”的哲学革命，对于以研究异文化为己任的人类学影响至深，对于我们的山地民族研究更是启示良多。
作为一门关于人类多样性、文化多样性的学问，当代人类学讲究的是多种视角的中和。我们的山地民族研究也当如此。土著学人作为“我者”，他们关于山地民族寨子文明的本土视角固然重要，但来自主流社会的学者对山地民族这个“他者”或异文化的研究（或者说非本土学者作为客位上的他者对于山地民族的研究）也同样重要。人类学注重“推人及己”，站在“他者”的角度来形成对一种普遍意义的理解，即所谓“他者的目光”，乃是人类学的主旨之一。不无讽刺意味的是，在当今世界的差序格局中，本应具有话语权的土著“我者”却往往处于弱势的地位，成为主流社会用来反衬其强大“自我”的“他者”。这就更加要求我们从列维纳斯式回归伦理的“他者”哲学中寻找理论基础和良策。
如果如何看待和对待“他者”及其与“自我”的关系是现代社会中最重要的哲学态度的话，那么，如何看待和对待山地民族寨子文明这样的“他者”，就应该是山地民族学必须研究的最重要的基本问题。从形气神三元一体的角度来看，山寨的地理形态就是山地民族的形；依托一个个山寨而传承的文化则构成了山地民族的灵魂，是山地民族的神妙之处；而聚居在山寨里世代继替并流动着的人口则形成了山地民族生息之气。就此而言，说山地民族的文明是寨子文明，确不为过。没有了山寨，没有这个形的物质基础，山地民族人口将无以为聚，山地民族文化失去生存依托。山寨是山地民族生存的根基，是山地民族存在的本体符号和关键符号。因此，我们研究山地民族，必须要深入到山寨里去，认识山寨里的民族文化内涵和特征及其在当下的动态嬗变，了解山地民族人口的生生息息、喜怒哀乐，在田野研究中实现文化自觉。这就需要有主位观（emic）和客位观(etic)的中和，或者说“我者”立场与“他者”视角的有机结合，更需要多学科的精诚合作和努力。“和而不同”是中国的现实，我们必须远离追求绝对“同一”的思想暴力和乌托邦；美美与共是中国共同体建设的必由之路，我们必须学会了解“他者”，欣赏“他者”，与“他者”和谐共处。中国作为世界第一山地大国，是否真正了解自己的山寨及其意义，是否能够欣赏自己山寨的美好和神妙，是否能够善待自己的各个山地民族，乃是这个历史悠久的伟大国家及其公民是否有担当的体现，也符合百姓兆民生活幸福的需要。《中国山地民族研究集刊》愿与学界同仁一道，在这方面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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