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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顽童一样写作：安杰拉·卡特小说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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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以英国当代著名女作家安杰拉·卡特的小说为研究对象，借用多个理论视角，对卡特的小说进行整体性的审视。书中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女性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叙事学、精神分析学、人类学、生态批评、消费主义批判以及媒体与文化批判等多个理论流派为理论工具，既从宏观上梳理卡特小说中蕴含的思想，又从微观上分析卡特小说的具体文本，力求把握卡特创作的核心价值。
导论 备受争议的安杰拉·卡特
1992年2月17日，罹患癌症的安杰拉·卡特病逝于她在伦敦的寓所，享年51岁。卡特去世的消息迅速引发了一股纪念她的热潮：在一周之内，英美各大报刊纷纷刊登了数位她的友人和同行撰写的悼念文章；英国广播公司旗下的两个电视频道制作了关于她的电视节目，一家电台播放了她生前为某个栏目挑选的音乐；热情的读者在三天之内就将书店中她的著作抢购一空；她生前创作的最后一篇小说的平装本卖了8000册。据萨拉·甘布尔（Sarah Gamble）考证，英国社会科学院（The British Academy）在1992～1993学年度总共接收了大约40份以卡特的作品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博士论文申请，大大超过了该院本年度收到的以整个18世纪产生的文学作品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博士论文申请数目。文学批评界对卡特的赞誉之声更是不绝于耳。琳赛·塔克（Lindsey Tucker）称她为“英国最具创新力、最能打破陋习、最博学的作家之一”。尼希·杰勒德（Nicci Gerrard）则直言卡特甚至已经超越了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成为“已经去世的当代作家中最令我们怀念的一位”。如同20世纪欧美所有其他重要作家一样，安杰拉·卡特近十年来一直被文学界和普通读者热忱地评论与怀念着。 然而，这些追捧和溢美之词来得太晚了。在卡特生前的大部分时间里，她都是一位饱受争议的作家、一个游走于主流边缘的他者。她的许多作品长期被读者和评论界忽视，更有许多作品甫一问世就遭到口诛笔伐。生前的备受争议与死后的盛名在卡特身上形成了某种戏剧性的张力，为她的创作生涯写下了一个带有“无比鲜明的讽刺意味”的注脚。 安杰拉·卡特的姓名原为安杰拉·奥利芙·斯托克（Angela Olive Stalker）,1940年出生于英国港口城市伊斯特本（Eastbourne）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在她20岁时，为了显示对父母意愿的违抗，卡特匆匆嫁给了药剂师保罗·卡特（Paul Carter）。尽管这段婚姻本身并不幸福，它却在卡特的创作生涯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像弗吉尼亚·伍尔夫一样，从夫姓的婚后姓名从此成为安杰拉·卡特在创作中使用的正式署名。婚后卡特随丈夫移居布里斯托（Bristol），这使她有机会进入布里斯托大学攻读英国文学。求学期间的广泛阅读为她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获得学位后的第二年卡特就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小说《影舞》（Shadow Dance, 1966），获得了评论界一定程度的认可。在这种认可的激励下，卡特又一鼓作气写下了《魔幻玩具铺》（The Magic Toyshop, 1967）、《一些领悟》（Several Perceptions, 1968）与《英雄与恶棍》（Heroes and Villains, 1969）这三部长篇小说。除去《魔幻玩具铺》，这一时期创作的其他三部小说又被并称为“布里斯托三部曲”（The Bristol Trilogy）。 1969年，出于对婚姻失败的逃避，卡特决定用自己获得的文学奖奖金赴日本游学。在旅日期间，她由一位政治倾向并不明确的女作家成长为一位女性主义作家。两年后，卡特从日本回到英国，结束了与保罗·卡特的婚姻关系，她的创作也随之进入全盛时期。20世纪70年代，卡特先后出版了三部长篇小说《爱》（Love, 1971）、《霍夫曼博士地狱般的欲望机器》（The Infernal Desire Machines of Dr. Hoffman, 1972）和《新夏娃的激情》（The Passion of New Eve, 1977）以及两部短篇小说集《烟火》（Fireworks, 1974）和《染血的房间及其他故事》（The Bloody Chamber and Other Stories, 1979）。这些作品得到的评价大多毁誉参半，唯有小说集《染血的房间及其他故事》受到了评论界和读者的一致好评，因而成为卡特创作生涯与名望的转折点。20世纪80～90年代，卡特发表的主要作品有两部短篇小说集《黑色维纳斯》（Black Venus, 1980）与《美国鬼魂和旧世界的奇观》（American Ghosts and Old-World Wonders, 1993），以及两部长篇小说《马戏团之夜》（Nights at the Circus, 1984）与《明智的孩子》（Wise Children, 1991）。这两部长篇小说被普遍认为是卡特最杰出的作品。一般来说，评论界将卡特的创作生涯分为早期、中期和晚期三个阶段：从卡特开始从事文学创作到20世纪70年代中属于早期，从70年代中到80年代初属于中期，从80年代初到卡特去世之前属于晚期。 总体而言，安杰拉?卡特是一位多产作家。在短暂的一生中，她不仅撰写了9部长篇小说、4部短篇小说集和3部文艺评论专著，还编纂了3部童话故事集，译介了3部法语童话集，并将自己的两部小说改编成了电影。卡特一生荣膺多项文学奖：她因撰写《魔幻玩具铺》而获得约翰·卢埃林·里斯奖（The John Llewellyn Rhys Prize, 1967），因撰写《一些领悟》而获得萨默赛特·毛姆奖（The Somerset Maugham Award, 1968），因撰写《马戏团之夜》而获得詹姆斯·泰特·布莱克纪念奖（The James Tait Black Memorial Prize, 1985），因撰写短篇小说《染血的房间》而获得切尔特纳姆文学节奖（The Cheltenham Festival of Literature Award, 1980）。除了通过创作为文学做出贡献之外，她还曾在布朗大学和东英吉利大学等多个英美知名大学中访学或担任教职，影响了一批有志于文学的学生。著名英籍日裔作家、布克奖获得者石黑一雄就曾是卡特的学生。 安杰拉·卡特对人物心理刻画细腻，对社会现实观察敏锐，继承了英国文学独具特色的写实主义传统；而其作品又往往突破惯常的写作方式和思维模式，充满浪漫主义色彩。与此同时，戏仿、隐喻、倒错和拼贴等手法的大量使用又使她的作品凸显出浓重的现代主义风格。她擅长使用魔幻写实的技法描绘华丽诡异的故事，使作品充满了复杂的解构思路和颠覆意义。人物、事件、风格、意象等小说的重要组成元素在卡特看来都变成了用以颠覆既定价值体系的利器。这些元素越超越现实和令人不安，就能释放出越强大的颠覆力量。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在为卡特撰写的悼念文章中写道，卡特“生来就具有颠覆性”。可以说，正是这种颠覆性将她置于争议的漩涡之中。 作为一位女性主义作家，卡特将目光聚焦于女性的遭遇和命运。然而，与其他女作家不同的是，她毫不避讳地深入别人不曾或者不敢涉足的领域，大胆而率直地谈论乱伦、性虐、色情等话题。在她的眼中，女性的身体与欲望是女性主义写作和研究不能回避的主题——无论其身体和欲望是女性真实拥有的，还是由男性所构建和消费的。在20世纪60～80年代的欧美批评界，性和色情正是女性主义批评的核心话题。事实上，由于对待色情的态度不同，女性主义者甚至分化为两大阵营。以安德里亚·多尔金（Andrea Dworkin）和克里斯蒂娜·麦金农（Christina MacKinnon）为首的一派反对淫秽色情品，认为色情是强奸的理论准备，要求查禁色情文学。而以凯特·米利特（Kate Millett）和阿德里那·里奇（Adrienne Rich）为首的一派则担忧淫秽色情品检查制度会带来更大的危险，认为女性不应回避性的问题，而应将色情文学为己所用。这两派之间的争论演变成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 在这样的氛围下，安杰拉·卡特不仅在小说中加入了大量的性描写，还专门撰写了一本讨论色情这一话题的文艺批评专著《虐待狂女人》（The Sadeian Woman, 1979）。这种举动无疑使她很容易变成许多女性主义者攻击的对象。然而，在支持卡特的批评家看来，卡特在创作中有意地从色情文学这个亚文学体裁入手，这正是一种解构父权话语、重构女性话语的策略。林登·皮奇（Linden Peach）指出，“卡特的小说鼓励我们重新审视那些造就了社会结构、历史概念和文化产物的过程”。尼希·杰勒德声称卡特的小说“极不正经、腐坏堕落、冷嘲热讽”，它们传达的信息无外乎“没有什么是神圣的，没有什么是自然的”。 事实上，将性和色情作为作品的主题并不是安杰拉·卡特引起争论的唯一原因，至少并不是最根本的原因。卡特的作品令许多女性主义者大为光火的根本原因是她没有遵循同时代女性主义作家和批评家的惯例。斯时欧美女性主义批评的主旋律是将女性看作长期处于父权压迫下的弱者；为了反抗压迫，女性文学需要强化属于女性自己的性别体验，追寻属于女性自己的文学传统，以便与男性话语统治下的主流文学区别开来。然而在卡特看来，尽管父权对女性的压迫确实存在，但是女性并不是永恒的弱者。正如她在《虐待狂女人》中所不断强调的那样，女性身上同样蕴含着虐待狂的潜质；是否受压迫不是性别决定的，而是阶级地位和权力关系决定的。 除此之外，卡特对于追求属于女性自己的文学传统也并不十分热衷。其创作的显著特色是擅长以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为基础创作出新作品，而作为这些作品发端的经典之作多半是由男作家创作的。例如：短篇小说集《染血的房间及其他故事》是对经典童话的改写，长篇小说《明智的孩子》当中充满了有关莎士比亚作品的隐喻，等等。在文体风格的选择上，卡特偏好哥特小说般魔幻、狂乱、阴郁而富于激情的笔调，因此她的作品也被很多评论家贴上了“新哥特小说”的标签。尽管在女性文学的传统中也存在“女性哥特”这一文类，卡特却并没有选择向前辈女性哥特小说家学习，而是借鉴了男作家埃德加·艾伦·坡（Edgar Allen Poe）的创作手法。与这一时期强调挖掘和研究女作家作品的同行们相比，卡特以男作家作品为主要互文材料的写作策略不仅显得特立独行，而且在许多女性主义者看来有误投敌营、卖友求荣之嫌。 因此，卡特遭到的最为猛烈的攻击其实是针对其政治倾向的。伊莱恩·乔丹（Elaine Jordan）承认自己在阅读卡特的作品时常常会“受到惊吓并充满怀疑”，因为卡特“会以男性代言人的身份写作，言语中带着强烈的厌女情绪”。保利娜·帕尔默（Paulina Palmer）认为，尽管卡特竭力洗脱笔下女性人物身上诸如消极或受虐这样的负面女性气质，其结果却是这些人物变得男性化了，以至于走向了她们本该致力于反对的那一面。萨利·罗宾逊（Sally Robinson）直言在卡特创作的文本中“根本就没有女性读者的位置”。约翰·贝里（John Bayley）则总结道，卡特的问题无非在于她的作品渗透着主流社会那套“政治上的正确性”和“意识形态上的正统观念”。鉴于卡特同时又被指责为一个因其颠覆性而令人如芒在背的作家，这些评论听上去颇显自相矛盾。事实上，卡特生前的被边缘化正是因为她既反对父权压迫又不愿意遵守女性主义阵营的规矩，以至于使她陷于腹背受敌的境地：一方面备受男性话语主导的主流文学界鄙视，一方面又被女性主义文学界视为叛逆。 事实证明，安杰拉·卡特并非借着女性主义的名义而行背叛女性主义之实，她成为批判者眼中的叛逆实际上只是缘于其过于超前的思想方式而已。著名女性主义批评家伊莱恩·肖瓦尔特（Elaine Showalter）曾在卡特饱受攻击的20世纪70年代出版了一本文艺评论专著《她们自己的文学》（A Literature of Their Own, 1977）。该书力图追寻女性文学创作传统，在当时立即成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扛鼎之作。肖瓦尔特在书中表达了自己对女性文学现状及其发展趋势的某些疑问和担忧。她认为过于强调将女性气质和女性体验作为文学的主要材料会使女性有意识地退出政治舞台，由于过于张扬个性而失掉了融入文学主流的机会。1999年，肖瓦尔特出版了该书的增补版，该版与原书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最后增加了一章，其中浓墨重彩地介绍了安杰拉·卡特。 肖瓦尔特认为，卡特实际上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经解答了她的上述疑问，遗憾的是这种解答却被人们忽视，甚至遭到误解。在这方面，卡特做出了三项重要的贡献：其一是使用男作家的作品作为互文材料，却在文本中注入了女性的话语，这使她的写作既强调了女性的经验和特质，又进入了主流政治；其二是通过对色情文学的研究打破了虐待狂与受虐狂、迫害者与受害者以及男与女这些存在于父权文化之中的典型的二元对立结构，为后来的女作家提供了更多创作上的可能；其三是在当代女作家之中率先使用了形式多样的叙事技巧，将创作与批评结合在一起，开创了将文学创作与文艺批评合而为一的先河。肖瓦尔特认为，正是由于卡特的垂范，当代英国的女性文学才得以既彰显个性又融入主流，形成了特色鲜明、活力四射的文学传统。她甚至赞叹道，“现今英国的女性小说均身处颓废的卡特之国”。 肖瓦尔特对安杰拉·卡特的重新发现证明，卡特不仅是一位真正的女性主义作家，而且是一位极富前瞻性的严肃作家。卡特有别于和她同时代的激进的女性主义作家，她不认为性别是造成压迫的根源，而是相信得不到制衡的权力才会带来苦难。她不认为通过向男性宣战能够解决女性的问题，而是相信两性能够和平相处。在文本之中，她长于发现问题、破旧立新；在文本之外，她长于细致观察、理性分析。她既是一位女性主义作家，又是一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贯穿在其文学创作当中的核心精神是对一切既定的事实和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二元对立系统的反对。从某种程度上说，卡特是在用公然冒犯和挑衅读者的方式促使她们醒悟，重新观察自己所处的社会与历史环境，并发现曾被自己视为理所当然之事当中的不合理与不公平之处。因此，尽管卡特确实是一位非常具有颠覆性的作家，但她的颠覆性有一种童趣般的天真：率直烂漫，口无遮拦，常作惊人之语，却并不怀着恨意，也无意带来彻底的破坏。 1986年，卡特编辑出版了一本由女作家创作的小说组成的短篇小说集，并为小说集取名为《顽皮的女孩与邪恶的女人》（Wayward Girls and Wicked Women）。在小说集的序言中，卡特为“顽皮的女孩与邪恶的女人”一语下了这样的定义： 她们自尊，尽管这自尊残缺不堪。她们知道在命运指定给她们的东西之外自己还值得拥有更好的。她们做好了准备去谋划、去抢夺、去战斗、去从屋里挖地道潜逃，只为得到那多给的更好的一点点……即使在失败中，她们也没有被打败……她们是“知道生活是什么”的女性。 玛丽娜·沃纳（Marina Warner）指出，卡特的勇敢之处在于“她敢于正视‘女性之顽’”。事实上，卡特不仅敢于正视“女性之顽”，更是将其转化为一种正面的力量。在卡特的定义中，“顽”代表着不满于生活对自己的设置。她将这种顽皮的力量融入了自己的文学创作之中，从她的笔下不仅诞生了一大批无视生活的安排、勇于挑战常规的顽皮女性形象，而且其作品从结构到内容也都体现了对传统极具活力的创新。因为不满于父权话语对女性的解读，她从女性视角出发，重新塑造了前辈男作家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因为不满于主流文学界对民间文学和通俗文学的轻蔑，她特意采用童话、哥特小说和色情文学等体裁进行创作；因为不满于传统现实主义小说刻板的叙事方式，她大胆地使用了多种现代主义的创作技巧。如同她笔下的女主人公那样，卡特顽皮而非顽劣，既勇于破坏又乐于建设。她将写作变成了一场游戏，在游戏中破除一切陈旧的东西，以便建立起充满爱和希望的新世界。 从某种程度上讲，安杰拉·卡特代表的其实是一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叛逆传统，强调不断探索和不断询问的质疑精神。她的作品从表面上看是女性主义作品，归根结底却是对全人类境遇和命运的思索以及拷问。只是因为她身为女人，在创作的成熟期又恰逢女性解放运动，她才选择女性主义作为自己创作的出发点和突破口。尽管“女性主义作家”是卡特唯一愿意加之于己的称号，该称号却绝不应该成为她身上唯一的、固定的标签。事实上，卡特本人穷其一生都在试图逃脱任何设法为她贴上某种标签、归入某个门类的努力。正是因为如此，保罗·巴克（Paul Barker）认为卡特去世之后才享有盛名是一种讽刺，结果竟然是这样：“她来了，但她已经死了。”若果真如此，那么其中的讽刺意味恰恰在于她终究未能逃脱被归入某个门类的命运。如今卡特已跻身英国当代一流作家的行列，她的作品已进入英国文学的正典；她的小说不仅作为课文选入中学教材，而且成为大学文学课程所研究的文本。这种状况使卡特的挚友、著名英国作家萨尔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不禁颇为伤感地写道：这个“一生中被边缘化、被当作邪教教徒和温室里的奇异花朵的作家,现在是英国大学课堂研究最多的当代作家”。林登·皮奇则直言不讳地指出，“对于自己被正典化这件事，卡特本人可能会觉得很有意思。然而，被正典化导致她常常被误解，卡特可能就不会觉得那么有意思了。”对于真正喜爱安杰拉·卡特的人们而言，也许对她最好的纪念就是尊重她不断打破常规成见的努力，取消加在她身上的各种头衔，让她那充满活力的顽童精神永远流传下去，因为“她从来就不是个循规蹈矩的文人。她是一枚火箭，一簇转轮烟花”。 目前西方学术界对安杰拉·卡特的研究主要侧重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互文性研究，二是叙事技巧研究，三是哥特风格研究，四是童话研究，五是魔幻现实主义研究，六是社会文化研究，七是女性主义研究。 第一，卡特的小说以对其他文学作品和文化现象的广泛指涉、借鉴、引用和戏拟而著称。卡特强调创作中的互文性，并非将引文当作装饰在自己小说表面的点缀物，而是把对所引作品原文的理解充分地融入自己的小说之中。这种创作手法使研究者很容易将卡特的小说与其所使用的互文材料进行比较研究。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卡特使用的互文材料中包含许多理论著作，并非全是纯文学作品，因此这种比较研究往往会延伸至理论批评与文化研究的领域。例如，针对卡特小说的狂欢化研究就是近年来研究者较为热衷的领域。“狂欢化”这一概念由俄国批评家米哈伊尔·巴赫金（Mikhail Bakhtin）提出，是当代西方互文性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被普遍认为已超越了文学研究的领域，成为一个哲学概念和文化概念。巴赫金通过分析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拉伯雷的作品，发现他们的小说中蕴含着一种开放、诙谐、怪诞与深刻并存的话语体系。这种话语体系的特点是运用被官方文化所排斥的体裁和难登大雅之堂的民间语言，对一切权威的话语体系进行讽刺，使笼罩在权威话语体系上的高贵和优越之感消失殆尽，造成“脱冕”的效果，因此具有极强的颠覆性。安杰拉·卡特的小说对主流文学观念的挑衅和颠覆显然与狂欢化文学的特点一脉相承，其晚期创作的小说尤其强调诙谐的因素对小说主题的影响，这都为针对卡特小说进行的狂欢化研究提供了方便。 第二，除了互文材料之外，卡特的小说使用了丰富的叙事技巧，也引起了研究者的兴趣。拼贴、戏仿、不断改变人称、多重叙述视角、故事里套故事……这些叙事技巧经常出现在卡特的小说中，在整体上造成了一种奇异的效果，使读者感到作者不仅一边写作一边批评，而且时时与读者进行着交谈。在后现代主义文学批评的语境当中，这种叙事策略常常被定义为“元小说”叙事，意为作者以小说的形式对小说艺术本身进行反思。因此，在针对卡特小说的叙事学研究之中，元小说研究占据了相当重要的位置。 第三，哥特小说是英国文学史上一类拥有悠久传统的特殊体裁，卡特在小说创作中充分继承了这一传统，创造出恶棍、英雄、密室、曲折的旅程、被囚的女性等一系列经典的哥特意象，其阴郁神秘的文字风格也与她受到了哥特小说很大影响有关。从文学体裁的溯源上讲，科幻小说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看作哥特小说的衍生文类，因此在哥特小说的影响下，卡特的某些作品融入了科学幻想的成分也是很自然的。在继承哥特小说传统的基础上，卡特在现代的语境当中重新发展了这种古老的体裁，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卡特式”新哥特小说。就此而言，研究者重点关注的是卡特的小说对哥特小说传统的继承与发展。 第四，在童话研究方面，评论者所研究的文本通常是卡特根据经典童话创作的短篇小说。一些研究者引入人类学与精神分析等童话和神话研究的常用理论对这些小说进行分析，重点探索卡特的改编对童话原作的解构和颠覆，以及如此解构和颠覆之后建立起的新意义。另一些研究者则以女性主义理论解读经过卡特重构的童话，重在揭示卡特通过童话这一体裁为女性小说创作提供的启示。 第五，卡特的小说糅合了哥特风格、科幻因素和经典童话，但与此同时讲述的是现代的故事，这给她的小说蒙上了一层梦境与现实混合交融的奇幻色彩。尽管卡特本人并不认可将自己的这种风格命名为魔幻现实主义风格，但是由于其创作的高峰期恰好与魔幻现实主义小说创作和研究的高峰期重叠，因此很多评论者倾向于为她的小说贴上“魔幻现实主义”的标签，并采用相关理论进行研究。 第六，在社会文化研究方面，有的评论者从历时的角度研究卡特对英国长篇小说传统的传承，有的评论者从共时的角度观察卡特的小说与同时代的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小说之间的关系，有的评论者从新历史主义的角度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英国社会对卡特创作的影响，有的评论者则重点研究卡特的作品改编成的电影和戏剧。 第七，有关安杰拉·卡特的女性主义研究情况也许是所有研究当中最为复杂的。首先，卡特的小说本身几乎涉及了女性主义批评领域中所有重要的概念和理论：例如身体、欲望、性别气质、双性同体、阉割情结、俄狄浦斯情结、男性凝视、伪装以及女同性恋等。其小说在女性这一主题方面探索的范围之广与内涵之深给研究者们提出了很大的挑战。其次，如前所述，卡特对女性欲望的大胆描写和对色情话题的关注招致了很多女性主义评论者的侧目，她不肯屈从于当时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惯例令她成为大部分评论者眼中的异类。因此，在针对卡特的女性主义研究这一领域出现了相当芜杂的声音，这增加了在该领域继续进行研究的难度，却也提供了更多的挑战和活力。当然，上述各个方面的研究之间并非泾渭分明，其领域往往有互相交叉和重叠的现象。 中国翻译界对安杰拉·卡特作品的引进和翻译近年来亦呈现不断升温的态势。2005～2007年，台北行人出版社翻译出版了安杰拉·卡特创作的短篇小说集《染血的房间及其他故事》以及卡特去世后由他人编纂完成的短篇小说选集《焚舟纪》（Burning Your Boats, 1995）。直到2009年以后，她的长篇小说才逐渐被译介到大陆来。浙江文艺出版社首先翻译出版了卡特的长篇小说《魔幻玩具铺》，之后南京大学出版社又陆续翻译出版了长篇小说《新夏娃的激情》、《明智的孩子》、《马戏团之夜》和《爱》。2011年，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卡特收集整理而成的故事集，并冠以《安吉拉·卡特的精怪故事集》之名，在市场上颇受好评。2012年南大出版社顺势推出了卡特本人的短篇小说集《经典之轻：焚舟纪》，取代台湾版成为最受读者欢迎的卡特短篇小说作品。2015年，《霍夫曼博士的魔鬼欲望机器》出版。至此，安杰拉·卡特的主要作品已基本译介到中国内地，并在一定范围的读者群内产生了很大影响。 进入21世纪以来，国内学术界对安杰拉·卡特进行研究的热情明显高涨，然而研究的对象文本多来自于卡特创作的短篇小说集《染血的房间及其他故事》、《新夏娃的激情》和《马戏团之夜》等少数几部作品，对其他作品涉及甚少，文本研究的广度不够。另外，由于安杰拉?卡特对国内的研究界而言仍是个甚少为人所知的名字，许多研究者在他们的评论文章中仍然会提供很多介绍性的信息，并且在选择研究视角时倾向于女性主义研究和童话研究这两个在国外已具备充分基础的维度。这些因素都限制了国内卡特研究的理论深度。 基于目前国内外的研究现状，本书借用多个理论视角，对卡特的小说进行整体性的审视，力图在卡特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都有所突破。鉴于小说是卡特使用最为频繁，也最能体现其文学成就的体裁，本书选择其小说作为主要研究对象。除了小说之外，卡特还撰写过许多评论文章，这些作品将作为该项研究的辅助材料。本书认为，卡特的小说蕴含着破与立两个方面。就“破”而言，卡特在小说中频繁使用前辈文学家的作品作为互文材料，并将自己对这些作品的理解和诠释融入创作之中。通过这种方式，小说为理解社会文化中一些人们习以为常的现象提供了新的解读视角，对一些被普遍接受的价值规范提出了质疑。这种批评式的互文性创作旨在对权威的和主流的话语体系进行颠覆，因而被卡特命名为“去除神话的工作”（demythologising business）。然而，卡特小说创作的桀骜不驯不仅体现在其作品对前辈文学的批评之上，更加体现在其作品富有开拓性的创新之上。就“立”而言，卡特在小说中使用了丰富的叙事技巧，创造了时而奇幻、时而瑰丽、时而怪诞的独特意象，刻画了令人过目难忘的生动人物。更重要的是，在展现这些技巧、意象和人物的过程中，卡特有效地建立了具有自身特色的女性话语，成功地表达了自己对于女性的地位和命运以及人类普遍处境的深刻思索。如果说安杰拉·卡特的小说本身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文艺批评，那么这种文艺批评不仅颠覆旧有的价值，而且强调新价值的建立。
武田田，1981年古都西安生人，于英国纽卡斯尔大学获得西方文艺理论硕士学位，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获得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博士学位，现任教于北京林业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英国文学、西方文艺理论、生态批评、童话研究。
导 论 备受争议的安杰拉·卡特／1
第一章 穿透幻象：安杰拉·卡特笔下的意象及其内涵／19 第一节 花园、森林与荒原／22 第二节 食物、食人与厌食症／45 第三节 玩偶、镜子与舞台／66 第二章 重构童话：安杰拉·卡特依据经典童话进行的文体实验／89 第一节 顽童的童话世界：《染血的房间及其他故事》／91 第二节 蓝胡子与夏娃／105 第三节 小红帽与野兽／122 第三章 对话父辈：安杰拉·卡特的女性主义文本策略／141 第一节 作者已死：女作者的诞生／143 第二节 父辈萨德的影响：女性与色情／157 第三节 父辈爱伦·坡的影响：女性与哥特／173 第四章 发现女性：安杰拉·卡特与她塑造的人物／188 第一节 “我看到一个年轻女子”／190 第二节 “父亲是个假设，母亲是项事实”／213 第三节 “新的黎明到来时”／237 结 语／257 参考文献／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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