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序
自马可·波罗和利玛窦的时期以来，从欧洲和美国来华的旅游家和传教士很多，而关于他们的著作也很多。然而，这些书在大多的情况下仅仅从外面描述那些外国人在中国的行动，无法使读者深入了解这些人的性格、思想、感受、忧虑、希望、他们以及对中国文化的判断。因此，那些来华的西方人对很多中国人来说仍然是一个“谜”。
客观的历史研究需要面对这样的问题：19、20世纪来华并长期在中国活动的“洋人”是什么样的人？他们来华有什么动机？他们在国外受了什么教育？他们如何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他们如何评价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社会？他们如何接受或拒绝中国文化？他们自己在什么程度上成为“中国人”？他们如何看待在清朝末年发生的种种转变和改革？他们在中国要完成什么事业？他们有什么目标？他们的“中国梦”是什么？回答这一切问题需要分析这些来华外国人的内心思想和感受，需要了解他们的“中国梦”。在他们的梦想中可能有很多主观因素，甚至有民族优越感、宗教优越感、文化优越感等局限性，但也许包含文化交流精神、奉献精神和平等博爱的精神。
由于各种沟通障碍和具体历史条件，19世纪末的清朝官员和人民群众无法全面理解那些来华的商人、汉学家与传教士，很多时候感觉到他们是侵略者或过于主动进入中国的人，只好叫他们“洋人”、“洋鬼子”或“大毛子”。当时部分中国人排斥外国人，而在帝国主义的时代，这种排外的态度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19世纪中叶西方人毕竟以武力打开了中国这种封闭帝国的大门。清末时期是帝国主义和殖民地主义最盛行的时代，但中国的封闭状态只有在1895年后被突破。当时越来越多中国人出国留学，回国后他们传播关于外国的新知识。晚清中国改革派和革命派的人士，比如梁启超、马相伯、袁世凯、孙中山和吴雷川等人，比较欢迎外国人的到来并试图与他们合作。他们认为中国可以利用外国的仪器、技术、医学、教育制度、哲学思想或政治制度来改进中国人的生活条件。另外，在华的外国人也成为文化交流的使者和一种文化桥梁，他们向西方介绍中国的文化和社会。尤其那些在中国生活很长时间的传教士经常对中国社会和文化有深入的了解或独到的分析。这部传记所介绍的德国传教士韩宁镐（Henninghaus）是一个杰出的例子，因为他曾在山东内地生活50多年。
关于奥古斯丁·韩宁镐的传记弥补一个空白，因为它详细描述一个来华的西方人的内心世界和他的“梦想”。这部传记参考很多一手资料，即年轻的韩宁镐向父母写的信、老年的韩宁镐写的回忆等等，这样让我们从一个新的角度看到19世纪末从欧洲来华传教士的心灵和精神状态，借此更全面理解他们在中国的行动以及对中国文化的态度。阅读这部传记的人会陪同年轻的韩宁镐的心理发展过程，了解到年轻的传教士的朝气、他的期望、失败与成就、中年人的忧虑和老主教的感叹。这是一部很特殊的“心灵史”。
原著的作者是赫尔曼·费希尔（Hermann Fischer），他的传记1940年在德国出版，书名为“Augustin Henninghaus, 53 Jahre Missionar und Missionsbischof”（《奥古斯丁·韩宁镐，传教士和主教53年》），书中还有数张照片。作者描述这个德国传教士的家庭和孩童时期、学校教育、来华的过程、在山东的早期工作、中年韩宁镐的成就、老年的情况以及别人对他的评价。书中的文献多半来自韩宁镐自己写的书信、报告或德文著作。因此，这部传记提供很多资料让我们了解这位传教士的心灵、他的动机和希望、他的担忧和恐惧。当然，这些文献包含很多主观因素，也表明19世纪西方人在思想上的局限性。韩宁镐关于中国文化和当时社会的一些评价难免有一定的片面性，但部分的看法很有洞察力和敏锐的眼光。他毕竟不是一个“外行人”，而在中国农村生活很多年，亲眼目睹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许多改革和社会变化。韩宁镐从一个改革者的角度看中国的传统文化，比如他经常谈论中国“外教人的旧文化”（Heidentum），并认为需要在很多方面“超越”或“战胜”这种“旧文化”。孙中山和那些推动“新文化运动”的青年学者当时可能怀着类似的思想，他们可能会赞成韩宁镐的部分说法，但今天的我们则感觉到不舒服，因为我们觉得外国人不应该评估或批评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中国社会。另外，韩宁镐也并没有感觉到，德国人1897年占领胶州湾是一种不正当的侵略行为，他没有谴责德国政府的行动，他和当时大多西方人一样接受了殖民地主义的基本原则：海外的殖民地为双方有好处。这也说明当时传教士的思想有一定的局限性，他们认为英国人在香港有港口，德国人在青岛有港口，这是不可厚非的事，甚至是天经地义的事，因为这会促进中国的现代化。在另一方面，21世纪的人也许很难理解当时的外国传教士的心态和在中国的种种体验，尤其是中国内地村民对外国人的态度。比如，韩宁镐觉得农村人非常欢迎他：
“我去欧洲很多地方，一年多后再次来到我的传教区山东。德国诗人说：‘虽然外国很漂亮，但它总不会变成自己的家乡。’我在这里把这个意思倒过来说：‘虽然欧洲很漂亮，但它总不会变成我的家乡。’的确，虽然我也很珍惜欧洲的祖国和那里的文化水平，但最后还是要说，我们的生命属于中国，我们的工作就在这块地扎下了根。我的家乡就在这里。虽然中国的外教人一直说我们是‘洋鬼子’并看不起我们，我们还会感觉到，这里是我们的家乡。我们的中国基督徒感觉到，我们有深厚的关系。他们不再视传教士为外国人，因为他成为他们的神师和精神导师。他们以孩子的喜乐和尊敬欢迎传教士来到他们中间。无论这些中国人是否很穷、没有教育、没有文化，无论他们穿着破旧的衣服或住在可怜的土屋中，他们还是我们的孩子；他们是我们所关爱的，我们的生命属于他们。”这是47岁的韩宁镐说的话，当时他已经在山东生活20多年。
奥古斯丁·韩宁镐是一位德国传教士，是西方人，但在山东的漫长岁月使他一步步变成一个中国化的人，他学习汉语，学习汉字（他曾编写一部《德汉词典》），他学习山东文人的礼节，又学习欣赏农村的食品，学习坐独轮车和骑马，学习穿中国式的衣服，还学习如何对付农村的强盗。在他的书信中他多次赞美中国农村的生活、人民的俭朴和勤劳、中国信徒的虔诚和热忱。这一切都反映他的切身体验、他的信仰和他的理想。他一生接触无数的中国人，包括清朝末年的高级官员和农村的贫民。他来中国的目标不是传播德国文化或德语，也不是让中国的农村走向西方式的“现代化”，而是传播基督信仰。然而，他也多次反省中国的现代化过程、新文化的传入和传教士在这方面应该起的作用。他很敏锐地观察从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初的种种社会变化。在那个时代，西方走向中国，而中国同时也走向西方。对传教士和中国的基督徒来说，信仰成为一个超越东西方的桥梁，在共同的信仰内他们成为另一种意义上的“朋友”和“同事”。
从21世纪的角度来看，不同文明之间的相遇和不同宗教之间的交流都是以“平等对话”和“平等交流”的模式进行的，但对19世纪的西方人来说，这种“平等对话”的模式不存在。从韩宁镐的信中可以了解到他那时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外教的旧文化”，在他看来这是“黑暗”和“不文明”的代名词。虽然如此，韩宁镐认为儒家传统也包含一些宝贵的道德价值，所以他也主动地到曲阜去拜访孔子的后裔孔令贻（参见本书的附录）。
传教士们认为他们的使命是拯救尽可能多的中国灵魂，使他们远离迷信和无知。那些传教士不安于现状，他们是教育者、改革者、组织者、推动者，而为了协助基督信仰在中国的传播，他们认为一切办法都是好的，甚至也支持西方列强给清廷的政治压力。1900年的政治转变也影响山东的官员在态度上对传教士有很大的转变，所以教会的发展与当时的帝国主义确实有一定的关系，但这些关系是错综复杂的，就像孙中山和梁启超和外国势力的关系也是错综复杂的。那些改革者的最终目标是振兴中华。而当时的外国传教士，包括韩宁镐在内，也想按照自己的“中国梦”建立中国社会。他们认为传播信仰会帮助中国，而为达到这个目标，他们利用科学知识、现代技术、文化修养以及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比如，安治泰主教（Anzer）曾要求清廷调走那位仇视教会的山东总督毓贤。从今天的角度看来，这是天主教当时利用帝国主义势力给清廷施加政治压力，是教会不正当地干涉政治。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安主教当时仅仅利用他的影响力来保护在山东的德国传教士。他很“成功”，因为清廷把毓贤调任到山西，将袁世凯派到山东，所以在1900年的山东没有一个德国人被杀，但毓贤在太原积极逮捕和处死他认为是可恶侵略者的传教士。
我翻译这部传记的目标不是谴责外国传教士的帝国主义思想或他们与帝国主义的合作，也不是批评那些排外的清朝官员的封闭思想和愚昧。我的目标是提供更多历史资料，这样进一步澄清当时中国人和外国人之间关系的复杂性。我想我们没有资格提出很多批评，因为如果我们生活在19世纪的德国，我们也许会有和安治泰那样的思想，而如果我们出生在19世纪的中国，我们也许会有和毓贤（或袁世凯？）那样的态度。翻译这部传记的目标是让今天的中国读者更深入了解当时外国传教士的心态和思想，他们的信仰和道德精神，他们的“中国梦”。
韩宁镐的传记只是一个人的生活经验，但德国的传教修会“圣言会”在清末和民国时代前后派遣五百多德国人来华传教，部分人在这本书中也被提到。为了提供更客观的历史资料，我在附录中罗列了一些人的小传，为研究山东近代史有一定的价值。
希望中国读者通过这部传记更全面了解西方传教士来华的初衷、他们在华的经历、他们的贡献以及他们思想的局限性。
雷立柏
2013年于北京，中国人民大学林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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