壶里春秋_朱维铮著_9787508690780_湖南知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读者荐购服务

在这本书里，展现的是一个学者在自己的生命进入60岁以前，对中国历史全景式的、无远弗届的、格言式的判断和卓识，可谓常读常新。
朱先生一贯反对空谈的学问，主张用实证的研究抵制意识形态领域空疏独断的学风。本书即是采选先生学术论著的精义合集而成，涉及中国政治史、经学史、思想史、史学史、医学史、宗教史等，集中反映了作者2002年以前的治学方向和治学成就，见解深邃，平白易懂，是了解全景中国史不可多得的好书。

虽说中国的文明史，走过了多长的历程，如今还说不清，但有文献可征的家珍，至少可数到公元前第二千纪，已成史家的共识。
时间的悠久，固然是中国历史的特色，却并非唯中国才有的历史特色。假如追寻中国文明的源头，眼睛只盯住古华夏族的那些聚落，或者考察中国文化的传统，注意力仅仅集中在汉族的或汉化的大小王朝的腹心区域，那就无异于忽略了中国历史更重要的特色，即同时性的相对性。
用不着再次强调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同时生息着众多的民族，也用不着再次提醒作为主体民族的汉族也属于历史的产物。这都早成史家的常识。
问题在于，常识归常识，我们的史家似乎总摆脱不了中世纪的所谓正统加道统的成见，叙史常见王朝中心论，释古偏向文化一源说。这都合乎所谓大一统观念。可是意识的要素在历史研究中只起从属的作用，不是在近半世纪以来屡被载入教科书吗？同一时代，社会形态必呈空间差异，文化传统必具多元格局，不是曾由各类学术论著提供例证吗？中华文明从来属于时空相连续的复合体，不是已受中外研究者日益重视的一个基本史实吗？
当然，认识并且把握这一基本事实，绝非易事。汤因比晚年重写《历史研究》，将卷帙浩繁的原著缩编成修订插图本一卷，序言又强调要将人类史当作一个整体来加以考察，其中说道：为了持有一种公允的、平衡的全球观点，我们必须抛弃自己的幻觉，即某个特定的国家、文明和宗教，因恰好属于我们自身，便把它当成中心并以为它比其他文明要优越。对于这样的历史学家来说，他的先辈们的立场，出乎意料地成了全面认识这个世界真实景象的障碍。不论人们怎么看待汤因比的全球观点，但他指出的幻觉，在我们的史家头脑里有没有呢？似已毋庸举证。
从时空连续性的角度看待我们的文化史和文明史，还需面对历史本身的内在要求。王元化先生主编学术集林，鉴于学术研究空谈成风，一个意向便是要给实证的研究提供一席之地。我深表赞成。那种接受孔德主义而排斥思辨的所谓实证史学，不该同清代汉学的经史考证混作一谈。后者讲究实事求是，无征不信，指的是做学问的态度与方法。尽管18世纪中国的政治环境不容思想自由，那时代的汉学家们仍不否定思辨，并坚持对历史与文献的实证研究，来抵制弥漫于意识形态领域的空疏独断的学风。倘说重视从历史本身说明历史的实证研究，应该替现代性的启蒙运动屡遭颠扑负责，那岂止是于史无知而已。
必须承认，以上所说我们的历史研究曾经存在的毛病，我都犯过。及至稍悟其非，又经多年力求挣脱思想桎梏的煎熬，自觉对于传统文化和古近学说，有了较为深入的整体认知，时年已届不惑矣，可谓后知后觉。
劫后余生，专以治史为日课。只是忝居讲席，虽得教学相长之益，也受务广而杂之累，每感学思有得，指望从容形诸文字，却常常由于纷至沓来的教书事务而中辍。一晃20世纪到尾声了，跻身史林眼看接近五十年，依然没法给自己的学术生涯算总账。
理由呢？说来也简单。当年受好奇心驱使，选读了历史学科，梦想打破中国古文明的特性是什么的闷葫芦。哪知闷葫芦没打破，自己反而被越来越汹涌的政治运动浪潮，冲得头脑昏昏，真正掉进了闷葫芦。《西游记》里的孙悟空，识破妖魔诡计，拔根毫毛变作假葫芦，换了太上老君的真葫芦，反将妖魔装入其中。可惜我辈无此神通，被原产苏联的假马列葫芦一吸，便在劫难逃，没有化作脓水，已属万幸。只是葫芦虽假，在里面待久了，反思历史就很难超脱昔日成见，所谓假作真时真亦假。所以，这些年关于中国的历史文化，讲得写得不算很少，却觉得疑窦反而更多，怎敢自以为窥史已明究里，述学尚成系统呢？
意外的是上海文艺出版社以为有必要让学者们结一结账，要求海内外若干人文学者自编或由人代编一部选本，撷取各人学术论著的精义，集合成一套丛书。当闻知组稿名单中有我，赶紧敬谢不敏，理由已如上述。但终于难违厚意，只好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我向来赞成这样一种看法，即任何论著，一旦公诸于世，它就不再纯属作者本人。就是说，随着论著化作公众读物，其价值便不能用作者的写作意向为衡量尺度，因而倘要以节录的形式进行筛选，也许由他人来作更好。
就这样，我的几位学生，便主动向我伸出援手。初稿由廖梅女士与吴通福先生共商体例，并由吴先生编就。拿到初稿，我不禁吃惊。仅靠节录拙作原文，就构建成逻辑堪称合理的系统。如果由我自编，不知能否达到这样的程度。然而我还是希望有时间通校。岂知转眼三年，在我这里初稿还是初稿，而丛书仍欠拙作一种，真成了蛇足。其间屡蒙高国平先生督促。于是只好求助张完芳女士，由她校勘拙作并调整结构，使如今呈献给读者的这本小书，编得更有点像俗谚所谓文如其人。凡此，叫我真不知怎么感谢才好。
有必要解释一下书名。壶者，葫芦也。距今七千年的河姆渡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与稻米同时出土的人工驯化植物，就有葫芦。因此，《诗经》屡次歌颂葫芦的嫩叶可以下酒，葫芦的果实可以疗饥，而孔子也把系而不食看作葫芦的备荒品格，《孟子》称道迎王师盛酒浆的器皿由干葫芦制成。可见汉以后将葫芦神化，属于遥远的传统的追忆。同样人所共知，现存中国最早的编年史，名曰《春秋》。它是否孔子的述作，代有争议，但中国史家将春秋作为史学的通称，却已约定成俗。既然自省治史久矣，仍然没能打破历史的闷葫芦，至今日日如坐闷葫芦中，于是承认现状，为这本小书取名《壶里春秋》。
假如这本小书，承蒙读者一顾并惠予批评，那将是我的荣幸。
朱维铮
2002年2月于复旦北隅破壁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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