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军旅作家”面面观（上中下）_傅逸尘_9787506398985_湖南知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读者荐购服务

对现实的近距离切入与崇高审美呈现，是军旅文学在当代中国文学的核心竞争力，或言之独特的价值取向；在多个文学思潮中独领时代之风骚，建构起几代军旅作家的优秀传统，为广大读者及文学史家青睐与关注。这种传统延续至今，成为中国当代文学一道不可或缺的风景。

进入21世纪，70后军旅作家群体逐渐浮出水面，为中国当代文坛瞩目，逐渐成为军旅文学创作的中坚力量。80后批评家傅逸尘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现象，率先命名新生代军旅作家并展开跟踪研究，撰写了大量理论、综述、作家论和作品论等文章；尤其是自2014年起，傅逸尘在《神剑》杂志主持新生代军旅作家对话录专栏，累计推出24位青年军旅作家，产生广泛影响。

这套综合性丛书，兼及阅读与研究，收录有傅逸尘的评点弁言、作家代表作、创作谈、对话录、创作年谱、评论文章等；是国内*部系统研究、评论、推介70后新生代军旅作家群体的专著；较为全面地展示了年轻一代军旅作家的整体水平和创作风貌，是广大读者及研究者理想的参考版本。

新生代军旅文学整体观

傅逸尘

进入21世纪，以李亚、王凯、王甜、西元、丁晓平、曾剑、裴指海、卢一萍、杨献平、董夏青青、徐艺嘉等为代表的一批新生代军旅作家进入读者的视野，并逐渐在文坛崭露头角，创作实力不容小觑。他们的创作覆盖了长、中、短篇小说以及散文、报告文学、理论批评等各种文体，不但数量可观，并在质量上葆有较高水准。

新生代军旅作家大都出生于1970年代以后，他们的军旅生涯伊始，恰逢我军新军事革命浪潮开始涌动，军队从战术、武器、兵种到部队官兵的知识结构都发生了历史性遽变，这为他们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极好的机遇和表现领域。而且从接受美学的角度论，无论是部队读者，还是地方上数量众多的军事发烧友，也都希望从军旅文学中感知强军兴军的壮阔图景，感受四有新一代革命军人的风采与亮剑精神。军营生活的新变和读者的阅读期待，无疑为新生代军旅作家提供了创新的空间和施展才华的舞台。

新生代军旅作家作为一个日渐活跃的写作群体，以其独特的审美体验与视角，观照着当代军人的生存境遇和情感状态，为和平时期的军旅文学写作开拓了新的资源和面向。他们更愿意将自己的文学目光聚焦于高强度压力环境中的个体，表现逼仄空间内小人物的内心世界和命运轨迹；在取材上，他们更善于挖掘日常生活中人物丰富而驳杂的生命情态和生活经验，对细节进行放大甚至夸张化处理，探索柔软敏感的人性与人的内在心理，外化到文本层面便是作品中无处不在的伤痛痕迹。新生代军旅作家普遍具有本体的、异质的独特审美体验，具有重构日常生活之诗学理想的文学自觉；在叙事内容上，他们倾力展示平凡个体与世俗现实之间的种种纠葛，揭示新型军人面对军营与社会的急速变化所遭受的各种尴尬的精神处境和命运遭际；在伦理叙事与叙事伦理两个层面上呈现出鲜明的特色，为21世纪初年的军旅文学增添了一道别样的风景。当然，新生代军旅作家还处于生长期，个人的文学风格有待成型，生长的瓶颈亦突出而显明。但无论如何，作为一个鲜艳夺目的存在，新生代军旅作家群值得文学界给予持续关注和研究。

聚焦小人物形象和日常生活经验

上世纪90年代初的新写实主义从日常生活的角度将笔触伸向小人物，通过对普通人生命欲望与生存环境之间矛盾冲突的描写，展现普通人生活上的窘境与精神上的困惑，读者的视线被引入了平庸而琐碎的现实生活。这种文学思潮对军旅作家的深刻影响在进入21世纪以后迅速显现出来。回归文学对象的生命伦理和生活本体，重视日常生活经验的表达，观照军人的个人命运和个体经验，反拨了长久以来政治话语对军旅文学的规训和异化，军旅作家获得了新的更加丰厚的精神资源和宽广的观察、认识生活的角度，以及新的叙事方向和动力，得以在历史、战争和现实等广阔层面，探寻军人这一特殊群体的精神存在。新生代军旅作家在初出茅庐之际便遭遇了这种更为开放的文学思潮与写作观念。他们对自身的经历与经验更为珍惜，叙事伦理的向内转使他们无论是面对现实生活，抑或是勾勒战争历史，都更习惯于从小人物的个体经验出发编织故事。

刘跃清的《遥远的手榴弹》和《连队是一条河》同样融入了新写实元素，前者记录了普通一兵焦文文对投弹从恐惧到自如的心路历程，后者通过对几个士兵的追踪式描述，道出了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这一军中谚语所蕴含的苦辣酸甜。两部作品均体现了作者对部队基层生活的细腻体验和真切感悟。

如果说新生代军旅作家在对当代现实题材的处理方式上延续了新写实的美学风格，那么在对历史战争的书写和追忆中，他们更倾向于运用新历史主义的抒写方式构建历史，以感性的目光洞察历史，在各具特色的审美观照中探触人性内面。王甜的《昔我往矣》在解放战争的大背景中，选取了女军医蒋南雁和孪生兄弟罗永明、罗永亮三人之间的爱情线索作为故事支点。小说在三人跌宕起伏的爱情脉络中构建历史，既表现了渺小的个体面对战争时命运的错位和不可逆转，同时也娓娓道出了一段真挚哀婉的革命爱情。同样是以情写史，曾皓的《篝火燃烧的地方》以一个小男孩的视角描写了大家族中几个女人支援抗战的故事。小说中身在前线抗敌的爸爸和舅舅始终没有出现，前方战场则用篝火燃烧的地方这一意象指代。作者将目光定位在外婆、表姐和女仆胖丫身上，几个身手不凡的女人的离奇遭遇既为小说增添了神秘感，也从侧面表现了正面战场的惊心动魄。此外，还有作家的视野溢出了小人物的范围，投射到异化或弱势的人物身上。

悲悯情怀与存在的焦虑

进入21世纪以来，军旅文学开始以个人私语式的诗学策略消解着史诗性的宏大叙事模式。创作主体背弃了史诗性的宏大叙事视角，从微观的个人化视点切入，以小见大，以点写面，把生活改写成了片段式的、具体可感的生命过程与人生经验，赋予了现实生活以生命性和存在感。正是基于这种自觉性的主体建构，作品中的主人公通常被置于某种尴尬的生存境遇，生活的景象在他们敏锐而细腻的个人体验中被赋予某种荒诞色彩，而内心丰盈的人物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不断被迫接受冲撞，命运在时代的浪潮里沉浮，作家的悲悯情怀得以张扬。

王瑞胜的《省亲》写一个士官回乡探亲的故事及内心的波澜，作家通过一个个精彩的细节以及对城乡差距所作的细腻描摹，揭示出士官这一部队中重要且特殊的群体在现实生活中的尴尬境遇。尹德朝的《勋章》刻画了一个军人从失望到希望，再从希望到失望，到最后则是彻底绝望的情感变化，起伏跌宕，直击人心。这是一个无名军人的心灵史，充盈着强烈的悲剧感与沉重的忧伤。

新生代军旅作家精神上的漂泊和不安定的特征投射到现实题材的军旅作品中，使得他们笔下的军人形象也或多或少沾染了作家本身的忧虑和焦灼。创作主体的视野开始淡出宏大叙事，转而对民间立场产生认同感，向平静的日常生活靠拢，将情绪或细节放大，剖析最为本真的存在的焦虑。

王凯的《任务》以伍秋原和老宝贵一家的交往为线索，写出了一名面临转业的军官的生活常态。小说沉浸在一种蓬松而绵软的叙述情绪中，叙事脉络是简单的，但故事牵出了诸多社会问题。有伍秋原工作前途不可预测的苦闷绝望，有新闻干事寻求升迁捷径的急功近利，有冒充老汉侄子的青年骗取丧葬费的诡诈。这些林林总总的元素汇集在一起，有一股势如破竹的张力，凝聚到一个焦点上亟待爆发。但在主人公得知被骗的一刻，这股本来期待宣泄的力量又瞬间土崩瓦解，一种对生活的无力感和虚无感瞬间弥散开来。也由此，作品呈现出多重审美趣味，衍生出若干可延伸和挖掘的触角，彰显了作者对生活的敏锐捕捉力。刘跃清的《党龄》通过对战争年代一块黄手帕的追寻将历史和现实做了巧妙的对接和勾连，将光荣的临汾旅老军人李如虎苦苦追讨五年党龄的历程娓娓道来，于心酸处传递一位老兵长达半生的对信仰的坚守，让我们继《集结号》之后再一次看到为英雄正名而无门的苦楚。曾皓的《看不见的军功章》中，瞎眼老汉在老伴善意的谎言中把想象中的军功章作为唯一的精神支柱，读来可笑而可悲。这两篇小说表现了军人的崇高精神与现实碰撞后的残酷结果，揭露了社会的暗面，引人
深思。

当下的青年作家在小说叙事中，总是显示出一种简单的思维和片面的倾向：每每将一种情感结构推向极端，而缺乏在复杂的视境中平衡地处理多种对立关系的能力。而王凯的长篇小说《导弹和向日葵》则始终是在复杂的网络中展开矛盾冲突和情感纠葛。叶春风和他的军校同学们之间、同学与同学之间、机关层面的横向联系、与基层的纵向关系，凡此种种构成了一个错综复杂的关系网。故事的推进和人物的成长都需要在这重重交叉的网络逻辑中才能实现。的确，我们的文学应该从狭窄的个人视域和封闭的内心世界走出来了，应该以一种客观的态度面对丰富驳杂的外部世界。客观性不仅意味着人物形象的精确和真实，更意味着写作伦理的强健和美学精神的开阔。

气象格局与生长瓶颈

兴起于21世纪初年的底层叙事思潮，确曾打开了一扇理解、认识转型期中国社会现实的窗口，那种城乡二元模式下不同社会阶层、群体间的冲突与龃龉，将某些压抑已久的社会矛盾以文学的方式呈现出来，令人触目惊心，也感同身受。然而十数年过去了，青年作家的写作对时代精神、社会结构、政治文化、现实生活的观察和思考不仅没能自觉跳脱上一个时代的拘囿，进而构建起属己性的思想观念、文学经验和审美范式，反而沿着底层叙事的定见、成规与模式一路滑行，陷入了形而下叙事的泥淖，不能自拔甚至不愿自拔。似乎只要书写社会黑暗、人性丑恶，就意味着具有思想深度；反之，不写现实灰暗、人生失败，作品就不接地气，不够深刻。占据道德高地、展露批判锋芒成为青年作家跻身文坛的跳板和捷径，为此可以不惜夸张变形、装神弄鬼、违背常识、罔顾逻辑。而这样浅薄粗陋的作品竟会每每得到文学期刊的青睐、选刊的选载、批评家的激赏和出版商的追捧。凡此种种，反过来助长了这种思想僵化、观念停滞、审美鄙俗的潮流。相同的情感和情绪，相似的主题和结构，病恹恹的陈腐气息如同病毒般被复制和传播。青年作家笔下的失败人物，从现实遭际的蹉跎到爱情婚姻的失落再到友情亲情的分崩离析，直到道德底线的后退瓦解，最终坠入历史的虚无和空洞……部分青年作家在这种形而下叙事的闭合回路中消耗着自己的文学才华，作品的气象、格局和境界亦越发狭窄逼仄。

新生代军旅作家与地方70后作家相比，还没有形成具有辐射影响的集群，作品的整体质量和名气也有一定差距。但这并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让我忧虑的是，新生代军旅作家们还存在着气象格局的狭小与未来生长的瓶颈。优秀的小说一定是不满足于仅仅表达作为个体的精神世界，更重要的则是通过对于个体内心世界特别是陷入困顿中的精神挣扎，来表现复杂人性中的诗意与崇高，并将这种诗意与崇高升华至哲学或形而上的高度。只有这样，小说的气象与格局才不至于显得狭小和空洞，才更具有饱满和开阔的精神气质。新生代军旅作家还没能整体性地达到这样的高度。

新生代军旅作家未来生长的瓶颈，首先是认知与把握现实军旅生活的能力较弱。新时期以来的军旅文学，因其始终密切跟踪当代军营和军人生活的新变，深刻洞悉社会文化心理转型，经由对重大历史事件和社会热点问题的生动描摹与深度透视，展现出了军旅作家强大的思想能力、真诚的文学态度和崇高的精神立场，因而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重镇。现实主义堪称军旅文学的精神底色和写作传统，它自身的性质和属性都决定着军旅作家需要及时快捷地追踪、记录当下军营正在进行中的变革。新时期之初，徐怀中的《西线轶事》、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山中那十九座坟茔》等中短篇小说与生活的距离之近，对生活的认知之深刻、把握之精准，思想之高蹈令人印象深刻，甚至引领着当时中国文学的发展走向。而当下的新生代军旅作家缺乏在更高与更深两个向度上认识和把握当下军旅生活的能力。在很多人的作品中，看不到我军新军事革命浪潮和信息化建设的图景，看不到我军战略战术、武器装备、训练方式和兵员成分的新变化，基于这些新变化所产生的新矛盾、新问题也没有得到及时反映，甚至于新型高素质军人形象都是缺席的。军旅作家与军旅现实生活的隔膜与疏离由此可见一斑。即便是年轻作家，尽管曾经或正生活于基层部队，所写的也是现实题材，但缺乏紧跟当下军队新变化、观察军营新情况的自觉意识，缺乏宏阔视野和整体性思维，缺乏穿透事象直达本质的锐利目光，导致作品所关注的并非是当下军旅生活中最震撼人心、最带有趋向性的景观，所传达的思想和意识并非是当下军队发展的主流，所塑造的人物并非是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主体。

其次，新生代军旅作家的很多作品还沉溺于底层叙事，视角狭小，缺乏大气象。军旅文学的审美品格既有低沉悲壮的，也要有昂扬向上的；既要聚焦基层官兵的生存境遇，也要关注中高级军官们的生存图景，需要有大视野、大气象、大境界。当下的军旅小说依然难以摆脱农家军歌的阴影，所塑造的人物、反映的生活和表现出来的思想意识过于低矮、狭小、逼仄。作家执迷于对小人物、小挫折、小苦难、小悲剧、小事故的书写，执着于军旅文学的底层叙事，这样就与当前波澜壮阔的新军事变革进程中的军旅生活拉开了距离。新生代军旅作家需要跳出自己反复书写的题材，更新文学观念，尝试以崭新的创作姿态，写出具有经典性和恒常性的人性光彩，写出和平年代军队趋向性的发展变化和新型军人形象。诚然，二十年前的农家军歌以对军人生活和军人心灵的揭示，突破了新时期军旅文学的某些禁锢，解构了已经化为军旅作家创作定势的英雄情结，让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军人在走向现代化的同时又经历着异化与蜕化的双向过程。然而时过境迁，在当下的军旅小说中，新型高素质军人理应成为军旅作家们，尤其是新生代军旅作家们努力刻画与塑造的全新形象。然而，比之农家军歌中那些鲜活动人、丰满深刻的农民军人，新生代军旅作家小说中的军人形象却显得相对单薄苍白、模糊与僵硬。这种差距，我以为除了和作家的生活经验、情感投射与写作资源有关之外，勾连出的是一个亟须对军人职业伦理进行重新认识、深化认识的问题，也即一种新的写作伦理自觉的问题。

再次，职业化的军人伦理与传统的牺牲奉献和英雄主义精神之间的张力与错位，是书写新型军人和当下军旅生活的重要向度，而新生代军旅作家对此尚缺乏文学的自觉。1990年代以来，伴随着和平状态的不断持续和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深化，曾经笼罩在军人头上的崇高光环渐渐褪去，价值解圣之后的军人职业日益退至社会的边缘。1990年代之初，农家军歌的唱响和朱苏进创作风格的转变作为当代军旅文学英雄主义写作主潮之外的一种变调，较为敏锐而及时地触及到了军人伦理的职业属性。但是农家军歌写作因为对农民军人狭隘性和功利性的过度戏剧化表现和片面性的价值评判，而丧失了对军人职业一般属性和生活基本面的把握。朱苏进的《醉太平》尽管偏离了其一贯张扬的理想主义英雄美学追求，象征着创作主体英雄梦的破灭，但是却历史性地开启了当代军旅文学对军人职业伦理的正面书写。然而进入1990年代中期，随着农家军歌的式微和朱苏进从军旅文坛的淡出，军人职业伦理叙事刚刚启动便戛然中止。笔者认为，当下军人伦理的内涵，简言之，主要包含三个方面：一是使命任务的特殊要求，决定了军人的生活方式、生活环境、生活内容都有着自身的特殊性，军人生而为战胜，要在战争和战争准备中追求其终极理想和价值；二是军人职业的一般属性，决定了军人生活与社会生活之间的通约性，在特定的体制之内成长，军人也要面临职业的选择、职务的晋升、职场的竞争，以及婚恋问题、琐碎的日常事务和家庭生活；三是英雄的军史和优良的传统对军人的理想信念、精神追求、立场原则、价值判断、道德规范等等方面的传承性影响。这三个方面在现实生活中的缠绕、渗透和交融构成了现代军人伦理体系，也成为军人伦理叙事的内在要求。

英雄叙事是军旅文学的精神风骨，21世纪初年军旅文学同样需要塑造当代英雄形象，而新生代军旅作家的作品过分抽离了英雄主义的精神内核，与地方作家作品同质化，难以形成独特的品格。笔者认为，对当下军营的深度挖掘、对新型高素质军人形象的新鲜塑造是新生代军旅作家有待挖掘的资源和可以提升的空间。当今社会生活正以飞快的速度向前发展，军队、军营和军人也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如何以文学的方式及时而深刻地反映军旅生活的新变和新型军人的生存状态，以文学的方式构建军人伦理新的时代意义，是新生代军旅作家必须回应的现实课题。

现实性缺失与想象力匮乏

新生代军旅作家的小说写作多半集中于表现现实军营中小人物的生存境遇，放大和捕捉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及细腻感受；但是，这种日常化、碎片化、低视点的叙事伦理，其弊端也显而易见，它局限了作家的视野，拘囿了作家的想象力，导致他们的创作很难超越前辈，达到应有的深度与高度。很多作品对当下军旅生活的表达还停留在事象的表层和故事层面的起承转合，没能向着更为本真的存在之境深潜，向着更富于生命痛感和思辨高度的写作伦理挺进。想象力是小说最重要的因素，它在诸多层面上考验着作家，而超越作家自身经验、建构更为广阔的文学性空间则是它的核心要求。小说叙事上的复杂化与陌生化、智性与艺术性都是想象力的具体表现。但遗憾的是，新生代军旅小说的模式化和类型化的倾向已经十分明显。

在新生代军旅作家中，王凯的小说是现实感最强的。他的作品有较为明显的两类书写资源：基层连队和部队机关。前一类的作品有《沉默的中士》《一日生活》《蓝色沙漠》等，后一类有《正午》《魏登科同志先进事迹》等。还有的作品在两种生活资源之间交叉叙述，如《换防》《迷彩》。王凯小说中的人物往往生活苦闷，处在事业或情感上两难的撕扯状态。这些小说在故事之外总有一种情感上的延展，表现怀有英雄主义情结的主人公在现实面前不断妥协，理想和伦理道德两相冲突所遭遇的困境。王棵的守礁系列小说侧重书写了当代军人对职业伦理的坚守。王棵笔下的守礁军人是脱离都市光鲜生活的寂寞一族，时间对于他们而言，是寂寞中大把岁月的无尽投掷，成为了对生活本体的守望者。守礁是伟大而沉重的职业，无论怎样繁华的文字都掩饰不住骨子里的悲壮与无奈。《海戒》《飞鱼》《暗自芬芳》《对鱼说话》《美发史》等小说没有回避单调、寂寞、孤独的生活，真切抵达了士兵生存的本相。对守礁生活的痛切体验使得王棵可以将一个细节或一件细小的物件信手拈来大做文章。比如《飞鱼》以一种寻常不见的气味为线索，写人在压抑的环境下极度敏感以致精神失常；《美发史》则拿头发说事儿，用很小的生活细节表现坚实而又无奈的沉重感；《海戒》则以精湛独特的描写将守礁的寂寞艰难上升到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博弈，富于人情味与美感。

如果说王棵对现实题材的书写有沉郁、厚重的味道，那么朱旻鸢对现实生活的把握则有几分戏谑和调侃。在《坝上行》中，他采用了戏谑与戏仿、轻松与幽默，甚至滑稽变形等方法，将基层连队生活呈现为一种似真非真、似像不像的笑闹场景与喜剧状态。青年人的活力与智慧，青春期的激动与狂想，都可以无所顾忌地表达出来。卢一萍的《快枪手黑胡子》《索狼荒原》具有浓郁的边疆特色，写驻扎荒漠的官兵生活，细腻描摹男女的微妙情感，读来颇有趣味。

近二十年来的中国文学没有主义和思潮，中国作家由此陷入了一种迷茫的状态。当故事成为小说最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要素，当所有的作家都绞尽脑汁去编织一个所谓好看的故事的时候，这个时代的文学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品质便可想而知了。小说肯定需要故事，但故事却不是小说的唯一，小说还有许多文学性的层面。我们应该有一场类似于法国新小说那样的文学革命，才无愧于中国波澜壮阔的社会变革。1950年代崛起的法国新小说，距离我们还不算太遥远，罗伯格里耶等，以及他们亲自参与的法国新浪潮电影曾经让我迷恋不已。那才叫文学，一个影响至今仍然没有完全消除的代表着一个时代的文学。文学的嬗变多数是在社会转型的时候，社会思潮的涌流当是文学发展的真正动力，二战之后的社会思潮确为西方文学艺术提供了深厚强大的思想与哲学基础；反观当下的中国小说，总体论之，思想性或曰哲学性实在是弱爆了，因此，我们应该强调和鼓励青年作家在小说中进行独立的形而上思考，唯其如此，才能真正改变和提升中国小说的品格。多么好的故事，多么饱满的人物形象，没有思想的支撑也难以达到高超的文学性境界。托尔斯泰也好，莫言也罢，正是他们深刻的思想和洞察，才使得其作品具有了世界性的高度。

当1980年代后期，文学的先锋性丧失殆尽之后，形而下叙事便成为中国文学的主流；而先锋作家们集体转向长篇小说创作，并回归现实主义，无疑起到了一重示范作用，即让更多青年作家以为：看见没有，先锋文学尚且如此，何况吾乎？诚然，以文学的方式概括现实、穿透时代对青年作家而言无疑是一种有难度的写作。但是我想，即便不能给现实生活的诸多问题提出解决方案，至少也要写出迥然不同的生活经验；即便不能贡献整体性、超越性的思想智识，至少要具有思辨的眼光和立场；即便不能在形式上开掘创新，至少要趋近于高贵优雅的文学气质。是故，新生代军旅作家亦迫切需要跳脱形而下叙事的泥淖，以葆有未来发展的多向度和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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