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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西晋太康诗人陆机曾作摹拟《古诗十九首》的一组诗，题曰《拟古》。关于其写作的时间与动机，历来学界所持的看法并不一致。王瑶在《拟古与作伪》一文中提到：拟古是一种学习写作的主要方法，正如同习字之由临帖入手。姜亮夫在《陆平原年谱》中更推断：此组诗写于陆机入洛以前的青年时期，谓：审其文义，皆就题发挥，绎古诗之义；盖拟模实习之作，且辞义质直，情旨平弱，即有哀感，哀而不伤，不类壮岁以后饱经人事之作，疑入洛前构也。其中虽不无可以牵合身世际会之语，故国黍离之悲，究难认为中年后作也。

王、姜二氏之说，皆出于臆测，虽各有道理，却也未必是绝无疑问的。即以写作时间而言，若据姜亮夫所论，以为作品中情旨平弱哀而不伤即认为未饱经人事的入洛以前所构，其准则是相当暧昧主观的；因为拟古之前题本为就题发挥，绎古诗的一种受限制的写作方式，究竟有别于完全不受拘束的自由创作。不过，即使在如此受到拘束的限制之下，陆机的拟作中仍可以见其巧妙寄托情志的痕迹。试取一例为证：

明月何皎皎，照我罗床帏。忧愁不能寐，揽衣起徘徊。客行虽云乐，不如早旋归。出户独彷徨，愁思当告谁？引领还入房，泪下沾裳衣。

（古诗　《明月何皎皎》）

安寝北堂上，明月入我牖。照之有余辉，揽之不盈手。凉风绕曲房，寒蝉鸣高柳。踟蹰感节物，我行永已久。游宦会无成，离思难常守。

（陆机　《拟明月何皎皎》）

比对原作与拟作，虽然别思离绪之情景颇相类似，但古诗的语言辞义质直、以闺中思妇之口吻咏出，隐隐衷，澹澹语，令人读之寂历自恢。（明·陆时雍《古诗镜》语）至于拟作则采缛词赡，其照之有余辉，揽之不盈手。凉风绕曲房，寒蝉鸣高柳二联，句法工整，显然已变汉诗风貌为太康特质了。陆机生为三国时代吴国的豪门后裔，复以才华见重于时，故司马氏灭吴统一天下后，逼于王命，不得不北上入洛，时年二十九岁。其后便在中原浮沉宦海，虽频频南顾而未能遂其返乡之志，因而他的诗文集中，常常不克自制地流露思乡怀旧、羁旅游宦之叹。前举的拟古诗中，虽然其内涵与基调皆蹈袭着古诗原作，仅以游宦会无成五字取代客行虽云乐句，却一转泛泛之别思为去国游宦之具体事实，而巧妙地与作者的景况、情怀有了一种紧密的联系。

我曾经仔细检视陆机的《拟古诗》，一一比对其所摹拟的对象，发现无论在内蕴情志，或遣词谋篇方面，这一组作品都有陆机个人匠心独运之处，绝非单纯地亦步亦趋于古诗旧迹拟之以为式（王瑶《拟古与伪作》语）而已，至于其繁缛精致的写作手法，更显示出相当成熟的艺术修养，亦不可能是年少入洛以前的摹拟习作。我推想《拟古诗》是陆机入洛以后所作，至于其写作动机，一者可能藉古诗以寓托情怀；再者亦不妨视为出于游戏心态，甚或试与古人一较长短的比赛心态。

事实上，陆机所开拟古之风，在六朝诗坛上竟自成一种题材，许多大家都曾经尝试写作。如陶渊明有《拟古》九首、谢灵运有《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八首、鲍照的拟代诸篇，乃至于江淹的《杂体诗》三十首，都是直接或间接受到陆机《拟古诗》的影响。不过，各家摹拟古人的方式却未必尽同，江淹拟陶渊明《归园田诗》，不仅形似而且神似，逼真到了乱真的地步，后遂窜入陶集；而苏东坡景仰陶公，盖亦信以为真，乃遂有和诗。至于陶渊明的《拟古》九首，则每首非专拟一人之作，但求似古而已，后人无法窥测其所摹拟的对象，则其意或在托古以抒怀罢了。

我在授课及研究古典文学之余，又从事翻译及创作；创作以散文为主，已出版者有数册。多年来虽努力求新求变，但终觉不免囿于一己狭隘的天地，而重复踏袭老调，乃一时兴起，想到要仿陆机以降六朝文士的《拟古》；诗既然可以拟古，散文又何妨？六朝诗人拟古的对象在于汉、魏；但今日拟古，当然不必设限在遥远的古代。我所取拟的目标，是已作古的作家风范；而且就自己的阅读经验言之，也不必单取中文；是以我的散文拟古，可以包括古今中外，在比较广大的时空中选择对象。至于摹拟的态度，则是采取比较自由的方式，无意于呆滞刻板的拟之以为式一途。

写作对我而言，是严肃的，也是寓含游戏性质的；既是游戏性质，就必然存在着比赛因素。我喜欢跟自己比赛，希望每一次的比赛都能超越过去，或者至少不要落后太多。所以这种游戏，往往是相当辛苦的。至于这一次的游戏，则又有古人参与。我并未敢狂妄到想超越古人，但他们所遗留的典范，是我非常景仰且努力追随的目标。然而，并不是所有可钦佩的古人篇章，都适合成为我摹拟的对象，必须要其中的情致趣旨，或形式章法，与我想要表达的，有某种程度上的关联性，始为我所选取。而且，我也并不勉强自己为拟古而拟古，只是在写作的构思过程中，恰巧想到所读过的古人篇章中有能够吻合者，则取之以为摹拟之标的。不过，有时也会因为读古人之作品而启迪我写作的灵感。

为了更具体地说明其间差异，容我在此对于本书所收若干文章的写作过程略做解释。

《香港八日草》，是我的第一篇拟古之作。六年前赴香港八日，主要目的是去接受香港翻译学会颁赠荣誉会士衔，但是短暂的停留，所会见的故知与新友颇多，见闻及感思亦不少，撰成一文恐太繁芜，分别记述又嫌单薄。当时我刚刚完成日本平安时代随笔文学《枕草子》的中文翻译。《枕草子》的行文，兼采类聚式章段及日记式章段，可长可短、宜繁宜简、自由自在、无拘无束，正可供我写作之依凭，遂以为摹拟之对象。不过，同是随笔的短制散文，我却又选择了苏轼的《东坡志林》为另一篇《散文陆则》的摹拟对象，原因是《志林》虽亦不拘长短，其间繁简的差别较少；而且我的随笔里特别引用了一篇《记承天寺夜游》，那篇文章是我阅读经验里最喜爱者之一。

《江湾路忆往》与《往事》都是回忆的文章。二文之撰写，却相隔五年。人过中年，对于逝去的岁月与事物，弥感珍贵。我写前文，先是由于法国电影《再见童年》的引发，其后读萧红《呼兰河传》，更为她那淡淡感伤的文字及井然有序的空间感叙述手法所吸引，便试为摹仿而作；至于后者，乃因去夏在美国加州 Fort Ross 纪念馆中购得的一小册传记所触发而作。My Life at Fort Ross的作者 Laura Call Carr 并不是一个著名的作家，但是她以娓娓的语调记述年少时光，那种平凡而琐碎、似真又如幻、甜蜜而感伤的往事，恐怕许多平凡的人在回顾过去时，都会有深获我心的感动吧。其实，我自己的笔调，本来就有几分与 Laura 相近之处，即使没有读过这本传记，我相信自己终有一天也会写出一篇《往事》这样的文章的。

我和儿女之间，一向维持亲密的关系，无论在他们年少的时候，或稍长出国留学之后，都习惯用书信往来表达关怀。我们在家书中所谈及的范围，不仅止于母子亲情而已，对于读工科而嗜好文学与音乐的儿子，和读建筑而喜欢美术的女儿，我经常利用书信与他们讨论问题、交换意见。《傅雷家书》不仅深深令我感动，同时以之为拟古的对象，对我而言，也是十分自然的事情。

《洛阳伽蓝记》为我近年来在课堂上取做教材的一本书。作者是北魏官阶不高、无甚名气的杨衒之。历史上找不到其人传记，但他所留下的这一部冷笔与热笔交织的书，已足令他永垂不朽。他记寺院、述历史、传人物、兼及于志怪谣谚、庭花苑草。以空间为经、时间为纬、正文与子注巧妙配合，完成了颇具特色的书。而巨细靡遗的《洛阳伽蓝记》，也是我百读不厌的好书之一。参观日本的寺院，甚至美国加州北部一所俄国正教教堂的遗迹，我都取以为行文之范本。《平泉伽蓝记》与《罗斯堡教堂》二文，也只有效仿杨衒之的笔法，始能容纳我所要表达的整体。

《伤逝》写于先师逝世二周年忌日。台先生在《龙坡杂文》内也收有一篇《伤逝》，表面上是追怀他的两位好友张大千先生与庄慕陵先生，实则那时候，师母方去世一年。文章表面上约制着哀恸，而台先生的内心是十分悲哀的。去年十一月五日，我的父亲于缠绵病榻近五年后，终不治而离去。我衔悲写《伤逝》以追念台先生，遂更深刻地体悟到台先生当时执笔之际的心情。

追怀台先生的时候，除了他的品德风范、学问艺术之外，当然也会记得他饮酒时的豪情与趣味。不久以前，我应他人邀稿写酒事，撰成一篇与饮酒相关的零星记忆之文，一时间快乐的回忆与悲伤的回忆一齐涌上心头。《饮酒及与饮酒相关的记忆》，与其说摹拟台先生的《我与老舍与酒》，倒不如说：撰写时我一直怀念着老师生前饮酒的模样，而他那篇文章更引发我想象台先生早年如何与老舍交往谈饮的情形。

一个作家如何同情他人，而将他人的心情转化为自己的心情，设身处境地说出那种真挚的感受呢？《你终于走了，孩子》，是我真正非藉拟古之方式无以写作的一篇文章。虽然我始终没有见过那个男孩子和他的母亲，但听到那悲惨的消息后，我寝食难安，直到藉六朝文士代咏或代笺的形式而撰成此文，才稍感释然。我承认把自己关在书房孤灯之下的当时，已不遑辨认拟古是否寓含游戏性或比赛性等问题了。于今回想起来，当时执笔写作，我的心已完全融进那位悲苦的母亲心中，既哀痛又肃穆。

我读台大中文研究所时，曾选修过印度文学选读课。糜文开先生导引我们去认识一个未知的世界，令我兴味盎然。后来，我的书架上也排列着《腊玛延那》《玛哈帕腊达》以及泰戈尔、奈都夫人等的书籍。对于泰戈尔的《漂鸟集》和《园丁集》，我尤其喜爱，摹拟写作已有多年，开始撰写这个拟古系列的文章之后，遂补足而发表过两次。《园丁集》应该是属于诗类，至于《漂鸟集》却是既像诗，又像格言，有时也像短短的散文。这两组摹拟泰戈尔的文字附在末尾，也许有些不妥；不过，既然也是拟古，就让它们有一个归属之处所吧。

写此系列的文章，原本是出于一种严肃的游戏性，或者也可以说是实验性。文学创作在沉思与酝酿之际，实以创新为贵，而所谓创新，是指古人已用之意，谢而去之，古人未述之旨，开而用之，所以陆机《文赋》云：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我期望达到的目标是：拟古而不泥于古，我并不想因摹拟古人而失却自己；而且，生为现代人，我可以自由选择摹拟的对象，而写作的范围，当然也不必限制在中国。例如：我以杨衒之《洛阳伽蓝记》为摹拟之典范，却记日本的平泉寺及美国的罗斯堡教堂；以日本清少纳言《枕草子》为借镜，而写出在香港的感思。就此言之，我拟古的事实，也与陆机拟古略有不同了。

我当初的构想是，写出二十篇拟古文章才结集成书。但朋友们频频催问，又转思钟嵘《诗品》卷上、古诗条下分明写着：其体源于国风。陆机所拟十四首。如今我所拟，也正好有十四篇，便也找到提前出书的有力依凭了。数年来我所写的文章当然不只这十四篇，但我宁愿将那些不属于拟古系列的文章另行结集，而避免二者相联，是基于一种考虑：我希望这两个孩子是双胞胎，而不是连体婴。

于出版之际，我把自己所摹拟的对象摘录一部分附于文后，以供读者比对之参考。不过，这样的安排，也只是提供参考而已，这十四篇文章脱离所拟之对象，应该还是有独立存在的意义才对。我曾经在美国波士顿博物馆看到过一些画，是将现代画家的作品与其所摹拟的古画并列在一起，观者可以分别欣赏两幅画；然而二者比对之下，则又可以发现今人拟古之际的用心与妙趣。可惜我并没有记下那个画家的名字，以及他所拟的古画。至于我所附录的古文，除My Life at Fort Ross外，均是中文，或者也应在此稍做交代。我所读的《枕草子》是日本古文，但我既然已将其翻译成中文，所以采用了自己的译文中的若干段。《漂鸟集》，我手头另有英文原作，但糜先生的译文极佳，故与《园丁集》同录自中译本。这样的安排，其实是对于终身默默从事印度文学译介的先师，表示我由衷的追思与崇敬的。

在我断续发表此拟古系列的作品时，曾接到认识与不认识的人来信。有人表示赞许，有人则担忧如此摹拟下去，会失却我个人的风貌，并劝告我及时回头写自己的文章。我感谢那些认识与不认识的人。事实上，这本书内的十四篇文章仍然是我自己的风貌，我只是将自己的创作与阅读做一些有趣的比对关联而已；如果因而有些变化，那也是我所冀盼的。什么叫作风貌或风格呢？一个人的生理现象有不同阶段不同风貌，创作也理当有不同阶段不同风格才是。如果有一天回顾，我大概会欣然认知自己曾经有过这个拟古阶段的吧。

一九九三年四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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