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争鸣的大变革时代——战国_李学勤郭志坤主编于凯著_9787208151192

作为中国古代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段，战国时代有着战乱变的特征频繁剧烈的兼并战争，突出的社会失序现象以及不断涌现的各国变革潮流。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各种思想流派蓬勃发生，各种观点的交锋和交融达到峰值，为中国思想文化的演进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本书从宗法国家、制度、生产方式、军事、社会经济、社会阶层、风云人物等各个层面揭示了这一百家争鸣的大变革时代。

序一

上海的郭志坤先生是我的多年老友。在十几年前世纪之交的时候，我同郭先生曾经有过一次非常愉快的合作，就是依照他的提议，共同编写了一本通俗讲述中国古代历史的图书，题为《中国古史寻证》，列入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名家与名编世纪初的对话丛书出版。当时没有料到，这本书印行后博得相当不错的反响，使郭先生和我都觉得所作的一番努力是值得的。

以这件事为契机，郭志坤先生同我有不少次机会谈起历史学的通俗化问题。我们都认为，有必要组织编写一套系统讲说中国历史，将学术界的丰硕成果推广于大众的图书。郭先生精心拟出规划，并很快约请到多位学养深厚的作者，形成老中青结合的团队，投入了撰写的工作，其成果便是现在这套细讲中国历史丛书。

细讲中国历史丛书从夏商周三代写起，一直到最末的王朝清朝为止，全套共十二册。这套丛书的编写，贯穿了两条原则：就书的性质和对象来说，是面向大众；就书的体裁与风格而言，是通俗化。我认为郭志坤先生的这两条提得好，也提得及时。

先说面向大众。我近些年在不同场合屡次说过，历史虽不能

吃，也不能穿，似乎与国计民生渺不相关，实际却是社会大众的一种

不可缺少的精神需求。我们每一个人，不管从事什么职业，处于何种身份，都会自然而然地对历史产生一定的兴趣，这或许可以说是人的天性使然吧。一个人活在世界上，不但要认识现在，也必须回顾过去，这就涉及了历史。我从哪里来，又往哪里去，是每个人都会意识到的问题，这也离不开历史。人们不能只想到自己，还总会考虑到我们的国家和民族，这就更应该了解历史。社会大众需要历史，历史学者自当面向大众。

抗日战争时期，历史学前辈钱穆先生在西南联大讲授《国史大纲》，当相信任何一国之国民，

所撰讲义一开头便标举：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否则最多只算一有知识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识的国民。历史学者的工作任务，不应只限于自身观察历史、探索历史，更有责任把所认识、所了解的历史，原原本本地告诉广大的社会大众，使大家对历史有应有的认识和必要的了解。

特别是在今天，当我们的国家、民族正在走向伟大复兴之际，尤其有必要推动历史学面向大众。中国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历史，我们的先人创造了辉煌而且源远流长的文化，对人类的发展进步做出过丰富卓越的贡献。我们有义务把这样的史实告诉社会大众，提升大家建设祖国、走向世界的凝聚力和自信心，从而为今后人类的发展进步做出更多更新的贡献，这应当成为历史学者的襟怀和抱负。

再谈通俗化。面向大众与通俗化是结合在一起的，要想真正做到面向大众，历史著作就必须在语言和结构上力求通俗化。

说起通俗化，我联想到我国二十四史之首《史记》的作者

司马迁。司马迁是学究天人的大学者，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典范，然而他撰著历史，引经据典，还是在通俗上下了很大功夫。比如他论述唐虞以来古史，自然离不开《尚书》，而他本人曾受学于《尚书》博士孔安国，亲得古文《尚书》之学的传授，然而他在引用《尚书》时，对于古奥费解的字词，都采用意义相同的字来代替，这应该说是在通俗化方面的重要创意。另外，司马迁还尽力将史事的叙述情节化，使之活现于读者眼前，无愧于历史家的大手笔。这都是后人需要学习的。

必须说明，通俗化并不意味着降低历史学著作的学术水准。相反的，编写通俗化的历史作品，实际是对作者设立更高的要求，绝不是轻易就能够做到的。在这里，我还想附带说一句，即使是专供学术界专业阅读的论著，其实也应当（而且也能够）写得简明流畅一些。不少著名的前辈学者，例如胡适、郭沫若、冯友兰等先生，他们的著作不都是这样的么？

细讲中国历史丛书是面向大众的，并且在通俗化方向上作了很大的努力。郭志坤先生还说过：通俗，通俗，只有通，然后能俗。这也很有道理。这十二册书是一个整体，作者们在上下五千年的一个通字上花费了不少精力，对于内容的构架和文字作风也下了一番苦功夫，相信这套书的读者都会体认到他们的用心。

李学勤

2014年 8月 17日

序二

我和李学勤先生在讨论历史学的通俗普及问题的时候，很自然

回忆起吴晗先生。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吴晗以史学界权威和北京

市副市长的身份，向学界提出：要求各方面的学者、专家也来写一点

通俗文章、通俗读物，把知识普及给民众。吴晗不仅撰文提倡，向史

学界游说，还亲自主编影响很大的中国历史小丛书。这段回忆让

我们萌发了组织编纂细讲中国历史丛书的打算。

当我向李先生提交了编纂方案后，他认为，这对以史鉴今、以史资政、以史励人是极有意义的事，很值得编纂。随后，我们又把多年酝酿的编纂构想作了大致的概括：突破阶级斗争为纲和残酷战争描写的局限，注重于阶层、民族以及世界各国之间的友好交融和交流的记述；突破唯帝王将相和否帝王将相两个极端的局限，注重于客观反映领袖人物的历史作用以及厚生民本思想的弘扬；突破长期分裂历史的局限，注重阐述统一始终是主流，分裂无论有多严重，最终都会重新走向统一；突破中原文化中心论的局限，注重全面介绍中华文化形成的多元性和影响力；突破历朝官方（修史）文献的局限，注重正、野史兼用，神话传说等口述历史与文物

文献并行；突破单一文字表述的局限，注重图文并茂，以考古文物图

表佐证历史。

细讲中国历史丛书的编纂重在创新、面向大众和通俗化。李先生认为这一美好的愿望和构想，要付诸实施并非容易的事。他特别强调要组织专业队伍来撰写，并提出让历史走向民众是史家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令我欣喜的是，精心撰写这部丛书的作者本身就是教师。他们中有的是学殖精深、卓有建树的史学名家，有的是常年立足于三尺讲台的传道、授业、解惑者，有的还是以滔滔以言享誉学界的优秀教育工作者，其中多为年轻的历史学博士。由这样一个教师团队来担当编写中国历史读物的重任，当得起，也信得过。

我们把编纂的原则性方案统一后，在同作者商议时遇上了某些疑虑：一是认为这类图书没有多大市场，二是认为通俗作品是小儿科，进不了学术专著之殿堂。经过一番调查分析后，我们取得了共识，一致认为，昨天的历史是创造明天的向导，从中可以汲取最好的营养，好的历史通俗读物是很有市场的，因为青年读者中普遍存在一种历史饥饿感。本套丛书的作者深感，编写中国历史通俗读物，历史工作者最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和义不容辞的责任。旅外学者得悉我们在编纂这套丛书，认为这是很有价值的，也很及时。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历史学博士张德文参加撰写并专门来信期待我们早日推出这套丛书。信中说：在知识大众化、数字化的年代，历史学者不应游离在这个历史进程之外。个人电脑以及智能手机的普及，大大促进了微知识的渴求。在此背景下，历史学者的通俗表述为微知识的传播提供了必要的积淀和范本。行文虽然不长，但一语中的，说清了普及历史知识的重要性。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邹逸麟教授、华东师大历史系王家范教授等读了丛书的文稿后还专门撰文评说，认为这既是一套通俗的、面向大众的历史读物，又是一套严谨而富于科学精神的史著，对于广大读者学习和发扬中华民族的爱国传统、学习和发扬中华民族的奋斗精神，为推动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早日实现很有作用。

这一切，让我们得到莫大的鼓舞。作者在通俗方面作了极大的努力，他们中的不少人在写作中进行了刻苦再学习。从史实的查证，到篇章的构架，再到文字的通俗易懂以及图片的遴选，都花费了他们大量的时间和心血。丛书采用章节结构的叙史形式，目的在于从目录中就一目了然书中的大概内容。中国历史悠久，史料浩如烟海，读史者历来有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读起之叹，讲史时以时间为纲，即可以从纷繁中理出头绪来，再辅之以专题为目，这样在史料取舍上就更加突出主题、把握中心。细讲中注重故事取胜，以真实的历史故事吸引人、感动人、启迪人。图文并茂也是本丛书通俗化的一途。中国历来重视右文左图，以文注图，以图佐文。

通俗而雅，也是这套丛书的一大特色。雅者，正也。通俗不是低俗，亦不是庸俗，它是建立在科学和学术的基础上而展开的。把应该让读者知道的历史现象和历史观念用最浅显明白的方式告诉读者，这就是我们所需要并强调的通俗。本套丛书的学者们在撰写时一是力求在语言上的通俗，二是着力于情节中的通俗，继承和发展了太史公司马迁那种以训诂代经文的传统，把诘屈聱牙的古文经典用活了。所以说，深入浅出的通俗化工作更是一种学术活动。

为了增加生动性、可读性，作者尽量选择对某些有意义的人和事加以细讲，如对某些重大的出土文物的介绍评说，对悬而未解的疑问

加以释惑，对后人误传误解的问题予以纠正，对某些典故加以分析，

对某些神话传说进行诠释。在图表上尽量做到随文佐证。在每册图书之后增加附录，旨在增强学术性和通俗性：附录大事记，旨在对本段重大历史事件有个大致了解；附录帝王世系表，意在对本朝创业、守业和虚位之王的传承有所知晓；附录历史地图，在于对本段历史地理形势方位有个立体印象；附录主要参考书目，目的在于提供进一步学习本段历史的索引。

意愿和努力是如此，最终的结果如何？诚望读者鉴定。

郭志坤

2014年 8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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