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三年里，作者本·埃伦瑞奇逡巡在约旦河西岸的城市和村庄，与当地的男女老少同呼吸、共悲喜。他见证了他们如何被逼进墙角，如何面对家常便饭般的剥削与压迫，以及他们所构筑的生存策略清心寡欲，逃避，反叛，解嘲，和倔强、粗犷的行乐。在这本书中，他描述了以色列占领机制的残忍及其无尽的荒谬，和它所酿成的悲剧：检查站、隔离墙、法院和监狱，这些复杂而又机械的屈辱机器；代代相传的土地在稳步地、如扼住喉咙般地丧失着；致命的暴力斗争如潮起潮落。
这本书将政治、历史的语境与作者笔下那些人物的亲身经历糅合在一起，从而令此书成为一个见证、一颗激起浪花的石子以及一份重要的文献。本书文采斐然，带着翩翩风度与强大力度，从那个在喊叫和冲突中转瞬即逝的地方，依稀可以感受到人们对新鲜生活的热切探求。这是一本毫不退缩的见证之书，一本必读之书。
引言
我害怕只有一个版本的历史。历史是多版本的，僵化地固守其一就是死路一条。
埃利亚斯库利
2011年，我踏上了通向这本书的旅程。我是被《哈珀》杂志（Harpers）派往约旦河西岸的，在萨利赫村度过了一个星期五。我并没有计划故地重游，但一年后我又去了一趟，这次是为《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杂志而去。巴勒斯坦具有一种让人魂牵梦绕的东西。自那时起我已经多次看到它作用于别人身上。它或许便是那难解难分的悲喜与爱恨之情， 那公然而又普遍的不公正，以及人们在凡此种种面前的韧性。我还记得那一刻，我知道它降住了我。那时我刚刚离开希伯伦， 正要向北朝着耶路撒冷的方向去。那时天色向晚，光线朦胧， 苍凉的风景因此而暂时变得柔和了些。车停下来等红绿灯，四面八方都是田野和果园。一个十几岁的男孩独自站在路口等着， 大概是等着搭顺风车，为打发时间哼唱着一首黎巴嫩老歌。他自顾自地唱着，没有注意到我们的车在他身边怠速。他这几句是用英文唱的：你爱我吗？爱吗？你说，你说。这时田野里不知何处传来一声枪响，距离不是很远，但男孩并没有停止哼唱：你爱我吗？爱吗？你说，你说。绿灯亮了。我们拐了弯。四个月后，我搬到了拉马拉。
或许不可避免且相当不幸的是，任何一部关于约旦河和地中海之间地区的书都需要大事引介，作者还得具备一定的辩护能力。这就是当前的气氛和辩论的状态，这么说未免还轻描淡写了。通过这本书，我希望纠正，或开始纠正，一种长期以来的失衡，它已经令人们的生命付出了太过惨重的代价。这个世界起码跟人类有关的那部分不仅是由大地、血肉和火构成的，而且还有我们讲的故事。正是通过叙事，通过把故事与其它故事编织起来，宇宙才得以在我们的脑海中浮现，我们才能确定它目前的轮廓以及它过去的形状，才能确知我们的未来。如果将那些令人感到不安和不便的叙事加以排除、近乎排他地偏袒某些高高在上的观点及相应的故事，那么这个世界就会失去平衡。它使世界变得虚假。而作家的任务，以及我这里的任务，就是要与谎言作斗争，纠正它对我们生活造成的扭曲。我们所有人的生活，包括生活的各个方面。
我要讲的故事，选择哪些讲、哪些不讲，这意味着选择站在哪一边。这是不可避免的，并且对站在另一边的人们来说只有罪过。鸿沟开裂的时候没有旁观者，伟大的巴勒斯坦诗人马哈茂德达尔维什（Mahmoud Darwish）写道，没有人是中立的了。任何地方都是如此，但在巴勒斯坦尤其如此。我没有在这本书的字里行间刻意追求客观性。我不相信这是一种美德，甚至不相信是一种可能性。我们都是对象，紧紧依附于肉身、所在地、历史、观点。依照弗朗茨法农（Frantz Fanon）早在半个多世纪前指出的，对客观性的坚持其实是针对某人的。（对于法农来说，所谓某人是指被殖民者、被边缘化和被压迫的人。）这一真相很快就对所有选择在约旦河西岸工作或生活的记者或任何对道德敏感的个人昭然若揭了。仅仅是用西岸这个名字，而不是称呼它犹大地 撒马利亚（Judea and Samaria），或把它称为巴勒斯坦而不是以色列国土，就已经摆脱不了干系了。而常驻那里而不是在特拉维夫（Tel Aviv）或西耶路撒冷，或华盛顿、纽约，就是进入了冲突的漩涡，无论个人是否情愿。假如这种选择的本质开始时并不是显而易见，那么检查站的哨兵肯定会让你很快明白的。
这里，我追求适度多于追求客观性，或曰真理。它是一种滑溜溜的造物，难以牢牢把握，难以捉摸，大部分时间处于自相矛盾中。这种追求不仅要求大胆的怀疑和深入的求证，而且还要求有相当的同理心和辨别能力，这些素质只属于那些依附于肉体、所在地、历史和观点的人。有血有肉的我们，会对接下来读到的艾德苏莱曼哈萨林（Eid Suleiman al-Hathalin） 心领神会，对一个人的精神和内心。这不是一种残障，而是一种实力，是我们得救的源泉。我下笔时万千思绪，您展卷时也必是有备而来。如果我们的碰撞是富有成果的，且我希望确实如此，那会是因为我们彼此都代入了一些东西，而不是弃之不顾。
当然，书中包含一些论点，但我并不想让这本书首要地甚至次要地成为一场论争。书中的论点都是边写边产生的。这本书首先是一本有关抵抗以及抵抗者的故事集。我所关心的是当人们明明失去一切的时候，是什么东西使他们继续下去。这本书代表了我的一份努力，努力想弄明白，坚持到底意味着什么，拒绝接受自己被消灭的命运、积极地斗争，或通过貌似简单的不合作行为来对抗远远比自己强大的力量，这些都意味着什么。这也是对这样一种担当的利害得失的计算，对其造成的损失的计算，对其招致的伤害的计算。
因此，本书的意图并不是向英语读者解释巴勒斯坦人。他们解释自己的能力绰绰有余。一个人唯一需要麻烦自己的就是去倾听。本书也不是为了人性化他们，他们并不需要我帮这个忙。本书肯定不是要为他们或为任何人代言。我也并没有努力去包罗万象。虽然我在耶路撒冷，在以色列，以及短暂地在加沙待过，但我选择把本书的重点放在约旦河西岸，或许这仅仅是因为我知道我的研究不得不有些局限。即使局限在约旦河西岸，我也只是匆匆地造访过难民营，那里是他们自己的现实。由于接触渠道和亲近程度都有限，我没有花时间跟政治伊斯兰（political Islam）信徒打交道。无论我有多了解以色列人的看法，也无论我对此有多难过，我在本书中并不试图用以色列人的眼光来描述相关事件。除非他们的出现是我所描述的世界中不可分割而又直接的一部分，正如在希伯伦，你不会在那儿听到他们的声音。
当我动身前往巴勒斯坦的时候，我怀着一个强烈的信念，那就是一定有什么事情会发生，眼前的事态不会无限期地持续下去。我并不很确定自己说对了，但有些事确实发生了。这本书也因此成了记录这些可怕之事的一个纪事年表，我说的是2014年夏天以色列对加沙人民进行的那场灾难性袭击。因此， 本书绝不可能是一个令人开心的故事。但里面有很多欢愉、笑声、爱。我深信，本书是一本乐观和满怀希望的书。这并不是因为我看到巴勒斯坦问题有任何触手可及的解决方案， 或者看到所谓和平的呼之欲出。相反，我乐观是因为即使是在他们绝望的时候，在已经没有理由抱有希望的时候，人们还是继续反抗。我想不出太多可以为人类感到自豪的理由，但有这一个理由也就够了。
本·埃伦瑞奇美国国家杂志奖的得主，两部畅销小说《以太》（Ether）和《求婚者》（The Suitors）的作者。他的作品见于诸多家报章和杂志，包括《哈珀》、《纽约时报》及《伦敦书评》。
刘怀昭 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硕士，台湾第二十七届梁实秋文学奖翻译奖得主，曾任职北京三联《生活周刊》及香港《明报》（纽约）等媒体的编辑、专栏撰稿人。其中译作《起火的世界》《兴邦之难：改变美国的那场大火》《大屠杀：巴黎公社生与死》先后收入田雷主编的雅理译丛，已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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