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终于胜利了，举国欢腾。8月22日，时在重庆出版、享誉中外的大公报又迎来了自己的一个喜庆日子当日发行满15000号，并举办了隆重的纪念活动。
抗战全面爆发，平津沦陷八年，大公报能够坚持出版发行，取得如此成绩，赢得当时国内舆论重镇的地位和声誉，来之不易，难能可贵抗战爆发后，大片国土沦陷，大公报宣布，一不投降，二不受辱，毅然先后关闭了原有的（天）津馆、沪（上海）馆，又陆续开设汉（口）馆、渝（重庆）馆、（香）港馆、桂（林）馆，此后随着战局的发展、变化，颠沛流离，筚路蓝缕，到抗战胜利时，只剩了渝馆坚守，其余各馆均毁弃于战乱。
抗战胜利了，大公报对战后的发展早有谋划，纪念活动之后，即调派得力干部，分头东下、北上，着手恢复上海、天津两馆，以图大业（香港大公报恢复于1948年）。沪馆领衔者为李子宽、徐铸成，津馆带队人为曹谷冰、孔昭恺。
上海大公报率先于1945年11月1日复刊。
天津方面，首批启程的是记者子冈、曹世瑛，他们以新闻界优先权拿到了国民政府派遣民生公司第一班运送东下复员人员的民联轮船票，于9月15日从重庆出发，经汉口、南京转道北上；另两名记者孔昭恺、徐盈因航班问题，延至10月13日才搭乘抗战胜
利后首任天津市长张廷谔的专机从重庆飞抵天津。
天津是大公报的发祥地，原有馆址分在两处。孔昭恺、徐盈抵津后，首要的任务就是与国民党接收当局交涉，收回旧馆资产。其一，原日租界四面钟对过旧址，日据时期为日商昌和洋行占用，胜利后自然物归原主（现为天津市文物保护单位）；其二，原法租界电灯房后旧址，七七事变津馆停刊后即由原经理部留守人员改办为正文印刷局，胜利后收回也是顺理成章。
11月24日，经理曹谷冰抵津，天津大公报复刊已经筹备就绪，12月1日正式出版发行。当天的复刊号上发表社评《重见北方父老》：
一别八载余，今天重与北方父老相见，我们真有说不出的欣慰与感慨……大公报是生长在北方的。自1902年创刊于天津……数十年岁月中，为国家为人民曾不断尽其报道与言论之责。大公报是北方的报，大公报离不开北方，北方没有了大公报也必定倍感寂寞。但是，大公报竟然离开了北方，离开了八年多！是谁叫大公报离开北方的？乃是空前的外患，严重的国难。
社评历数自平津沦陷，天津大公报义不受辱，断然停刊，先后经历上海、汉口、香港、桂林四馆开闭、迁徙，最后，只有重庆大公报守护国家中心，坚立言论岗位，几只秃笔，一张烂报，做到敌人投降，胜利到来。八年多来，大公报不啻曾转战了全国，倍经忧患与惊险……本报同人颠沛流离，从事言论工作，以绵薄之力贡献于抗战，却无时不在怀念北方。社评指出：
大公报今天重见北方父老，正如同一个戍卒长征归来，有凯旋
之喜，也有感慨之情。在一别八年多的岁月中，北方便成为敌伪统治的黑暗世界，北方父老便过着被凌辱被压榨的生活。谁使北方父老遭此苦难？是敌人的凶残，是汉奸的不肖，也是国家百年积弱，大家有欠自强，才招来了空前的外侮……重整山河，全国于伟大胜利之后共同走上久远建国之途。这是一件天大的喜事，也是一件极其艰巨的难事。善保胜利之果，开创建国之业，是中国今后是否能够真正立国，是否能够真正不愧侪于强国之列的关键。
……抗战胜利了，问题纷纷，而最大的一个课题是建国，是把中国建成一个现代化的国家。要建国，岂可无北方？纯朴勇毅的人力在北方，主要的建国资源在北方，国家无北方，就根本不够建国的条件了……在北方，敌军尚未完全缴械，汉奸还一个未办，更有恼人的军事纷扰在蔓延着，岂容我们心情轻松？一切事，我们希望政府有做法，努力做；我们做国民的，也要时刻不忘国家，不忘本身的职责，不忘国家的前途，努力尽到我们的匹夫匹妇之责……抗战胜利，是中华民族大翻身的第一步，还有更艰巨繁难的工作在前头。我们应该珍重互勉，发奋为雄，为国家建基业，开太平！建国大业，长路漫漫，北方人实分担着特重的责任，我们更要珍重，更要努力！
这篇社评，表明了大公报对抗战胜利之初国是问题的基本态度，也表明了它对北方，特别是华北、东北问题的重视。
大公报虽然在天津设馆、编辑出版，但在新闻业务上却更倚重北平，甚至在天津大公报正式复刊之前，已经先期恢复了北平办事处的工作。
北平，历史上的中国北方政治、文化中心，即使不是作为首都的年代，在全国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1937年七七事变后沦
陷敌手八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迅速接收北平，不仅恢复了地方政府机构，而且设立了军委会委员长（蒋介石）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和第十一战区长官司令部（司令孙连仲）等首脑机关。1946年1月，负有督导、实施国共全面停战责任，由国民党、共产党、美国三方代表组成的军事调处执行部设立于北平，随之，以叶剑英为领导的十八集团军驻北平办事处和中共主办的解放报（三日刊）也在北平公开出现。这些对立的军政、宣传机构的存在和其中重要人物的活动，使北平这个传统的文化中心，又成为当时北方政治上、军事上都十分敏感的城市。国共和谈破裂，军调失败后，内战规模日益扩大，北平更成为统领华北、策应东北的军事中心。
对于这样一座地位不逊于首都南京、举世关注的城市，在国内外有重要社会影响的大公报当然会作为采访、报道重点，并为此配备了强有力的骨干力量。
1945年10月，大公报北平办事处即已恢复，徐盈为主任，初期只有子冈一个记者。他俩是大公报记者中卓有成就的夫妻档，徐盈以经济分析报道见长，子冈以反映社会问题著称，并且都是1938年就秘密加入中共的地下党员。1946年初，军调部成立后，大公报又先后调记者张高峰、戈衍棣、谭文瑞参加北平办事处工作。张高峰抗战时期以采写战地通讯闻名，1943年初，他写的长篇通讯《豫灾实录》和总编辑王芸生配发的社评《看重庆，念中原》，因披露灾情，抨击当局，触怒蒋介石，招致大公报停刊三天的处分，造成轰动大后方的新闻公案。他后来作为大公报特派员常驻东北，1948年初再回北平；戈衍棣擅长军事报道、旅行通讯，在北平期间，对军事动态及山西、河北报道最多；谭文瑞则注重国际问题研究，但很快又被调往上海。始终坚守北平办事处的，是徐盈、子冈夫妇。徐盈时年33岁，子冈、戈衍棣31岁，张高峰27岁，谭文瑞最小，23岁。
当时，大公报驻外记者向各馆发稿，消息都是通过电报局拍发新闻专电，长篇通讯则手写邮寄送达。1945年12月1日天津大公报复刊后，由于平津近在咫尺，随时可通长途电话，比电报更方便、快捷，因此，天津大公报上出现了本报北平电话的特殊电头，直至1949年1月16日停刊a。
电话报道是口述新闻稿，大多为言简意赅的短消息，但内容丰富，往往一段话就是一条新闻，讲求的就是时效。偶有长稿，必要时还要加以说明，甚至标点符号。如果不打草稿，更需要记者具备相当的文字功力与逻辑思维。记者们口述成章、下笔千言的背后，还有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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