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乡村建设·晏阳初华西实验区档案选编：卫生建设实验与编辑宣传（套装1-2册）_重庆市璧山区档案馆，四川大学中国西南文献中心，陈廷湘，吕毅，傅应明等编_9787562191216

　　“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华西实验区档案”原件藏于重庆市璧山区档案馆。抗战爆发后，晏阳初在重庆巴县歇马场主持创办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私立中国乡村建设育才院（后改名为私立乡村建设学院），并划定巴县和璧山为教学实验基地，命名为“巴璧实验区”。后来，当时的四川省政府决定与晏阳初合作，在更大范围内继续按照晏阳初乡村建设理论开展乡村建设实验，并将“巴璧实验区”更名为“华西实验区”。尽管档案中晏阳初本人的活动记载较少，但作为丛书出版时仍在题名中冠以晏阳初之名。
　　二〇一二年，四川大学中国西南文献中心对华西实验区档案原件进行数字化处理。为保持档案原件原貌，在制作华西实验区数字化档案时，依据档案原卷顺序及卷内档案原顺序依次扫描、编号，使其与华西实验区档案原件一一对应。制作完成的数字化档案分别保存于重庆市璧山区档案馆和四川大学中国西南文献中心。
　　四川大学中国西南文献中心根据其所保存的华西实验区数字化档案挑选形成“档案选编”。华西实验区档案原件未做分类整理，为便于读者清晰地了解华西实验区乡村建设实验情况，选编者根据晏阳初“四大建设”的理念及档案实际内容对档案进行分类，最后形成“综合”“人事制度及管理”“经济建设实验”“教育建设实验”“卫生建设实验”“编辑宣传”“社会调查”七个部分。每部分再按照档案实际内容进行层级划分，各层级间以“·”分隔，并可跨级。如综合卷“三、组织系统”的“社学区·社学区概述”“社学区·社学区划分”“社学区·社学区调查”中，“组织系统”为一层级，“社学区”为第二层级，“社学区概述”“社学区划分”和“社学区调查”为第三层级，第三层级之下为档案原件及其标题。此部分中，还有部分档案原件在一层级之下直接呈现。各层级标题均置于单页码面的书口，不再在版心中重复出现。原题名中的民国纪年统一改为公元纪年。
　　华西实验区数字化档案编号包括全宗号、目录号、卷号、页码四个部分。如：9-1-38（34）表示该件档案为全宗9，目录1、第38卷中的第34页。个别卷有分册的，则以【】标示。如：9-1-32【2】、（26）的【2】表示该件档案在第32卷的第2册中。档案原件有些内容排放顺序错乱，为保证读者能够通顺理解档案内容，编排过程中对档案排放顺序进行了必要调整，但不改变数字化档案页码号。鉴于同一文件的复本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华西实验区的运行情况，故个别复本予以保留。
　　五、为了更直观地呈现档案内容，“档案选编”采用中式竖排、双页跨单页编排。原档案只有一面，需根据呈现要求添加一空白面形成和合面时，只出现层级标题（空白面位于单页码面时）或书名（空白面位于双页码面时），不出现档案标题；原档案自带的空白面，则编排有层级标题一或书名一及该档案标题。

　　传统乡村向现代社会转型是全世界都必然经历的发展过程。欧洲各国传统社会转型从十六世纪开始，至十九世纪中期工业化完成得以全面实现。在此过程中，各国的传统乡村社会也相应实现了向现代性乡村社会的转变。一九二〇年代，在西方国家乡村改造理论的影响下，中国兴起了颇受国内外关注的乡村建设运动。乡建运动尽管派别众多，但总体上大致都是以转化传统乡村为现代乡村为目标的社会“改造”运动。晏阳初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简称“平教会”）开展定县实验，梁漱溟领导山东乡建运动，中华职业教育社在江南进行农村改进工作，华洋义赈会在河北乡村推行合作运动，河南村治学院在河南推进乡村建设等旨在乡村“改造”的活动皆创生于此阶段。二十年代，国民政府也“组织农村复兴委员会”，倡导和实施“救济农村”。其中，梁漱溟倡导的乡建运动具有一套完整的理论和实践方案。
　　在梁漱溟的理论中，中国乡村建设即乡村救济，乡村需要救济的原因在“近几十年来的乡村破坏”。而中国乡村之所以不能免于各种因素造成的破坏，“顶要紧的”原因是农民“缺乏组织”“缺乏团体生活”。尽人皆知，梁氏认为中国传统社会是“伦理本位”“职业分立”的社会，生活在传统中国社会的人“只有身家观念，读书中状元，经营工商业，辛勤种庄稼，都不过为身家打算”，“人与人在生活上不发生连带关系，很可以关门过日子”，有“反团体的习惯”。因此，在传统中国社会，“为政之道：以不扰为安，以不取为与，以不害为利，以行所无事为兴废除弊”。梁漱溟的论定无疑说出了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真相。这一认知与辩证唯物主义史家所谓中国传统社会是极具分散性的小农经济社会的论定基本一致。
　　按照上述理解，在传统中国乡村，维持家庭生活稳定存在与兴旺的社会环境是农民的根本利益所在，任何打破以小家庭为基本生产单元的社会关系的社会改造，或者说任何不能给农民家庭带来现实利益的社会改造运动都必然与农民形成对立关系，而这一对立关系蕴含着“改造者”与整个传统习惯的冲突。梁漱溟领导的乡村改造运动遭遇了这一冲突，晏阳初领导的乡村建设实践也受到上述历史逻辑的支配。
　　晏阳初平民教育的初衷是教会平民识字，到一九二〇年代末的定县平教实验区阶段，他的平民教育运动也转化为乡村建设运动，以全面改造农民的“愚、穷、弱、私”四大积弊为目标。由于针对四大积弊的“四大教育”（也就是“四大改造”）不可能给农民带来眼前的实惠，显然亦不可能取得重大实际成就。时人评论说，平教会“在一个小县（定县）之内每年化上了二十万元左右巨款”，“小小的成绩是不难得到的”，但“必须指出的是：在定县社会经济的根本组织上，或者更浅近的说，在定县最大多数民众的经济生活（狭义的）上，并不会因平教会之工作而引起根本的变革”。晏阳初在定县的实验不久就因全面抗战爆发而中断。但其实验内容不能给农家带来现实利益，即使不中断也不可能实现其预设的改变乡村落后状态的目标。
　　抗战胜利后，晏阳初领导的平教会在当时的四川省第三专署辖区开启了新一期乡村改造实验。一九四六年建“巴璧实验区”（当时的巴县和璧山），十一月正式开始实验，一九四七年十一月扩大为覆盖整个第三专区的“华西实验区”，仍为政教合作的乡村改造实验。华西实验区乡村建设的组织者称此次乡建实践为“新一期”乡村改造实验。按主导者的解释，这一改变是因为此期实验明确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重心的方针。具体而言是把针对“愚、穷、弱、私”实施的文艺、生计、卫生、公民四大教育中之“生计教育”置于中心地位。实验方式则是将实验区划分为“社学区”。社学区内建一所国民学校作为“建设活动的领导中心”，分为小学和民教两部。小学部负责社学区内全部学龄儿童教育，民教部由专任主任选用辅导生以经济建设技艺为主的知识教授成年农民，并辅导农民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各种专业合作社，逐步改造农民“愚、穷、弱、私”的生存样态，实现乡村社会的现代转型。从这些设计看，华西实验区尽管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乡建理念，但实践进程须经过传授生产知识和引导农民结成组织以促进经济发展，不是直接给农民带来现实利益，因此实验工作总体上仍难于形成乡村改造的内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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