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散文选析_方铭，阮显忠著_9787533674557_湖南知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读者荐购服务

　　《中国现代散文选析》精选中国现代散文名作56篇并加以分析导读，评析中特别吸收了文学史研究的成果，分析文字精美，从思想到艺术表现都作了审美观照。

　　论现代散文的发展（代序）
　　中国是一个富有散文传统的国家，散文和诗歌一向被看作是文学的正宗。“五四”以后的现代散文更得到了辉煌的发展，成为现代文学中收获为丰硕的一个部门。特别是“萌芽于‘文学革命’以至‘思想革命’”的杂文，业经鲁迅所提倡，更加放射出夺目的光辉，尽了它战斗的责任。为着总结现代散文在建设新文学中的成就和经验，本文试图将“五四”以来现代散文的发展勾勒出一个轮廓，同时提出一些问题，和关心新文学运动以及散文发展问题的同志共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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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30年代，鲁迅和提倡“幽默”与“闲适”的“论语派”林语堂等人展开一场论战，斗争是围绕着写什么样的散文小品和怎样写散文小品这些问题而展开的。1933年8月27日鲁迅写了《小品文的危机》一文。这篇文章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不仅指出了我国散文从晋朝的清言到明末小品文的发展线索，而且肯定了“五四”以来现代散文的战斗作用和艺术成就，指出了散文创作的前途。他说：
　　到五四运动的时候，才又来了一个展开，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这之中，自然含着挣扎和战斗，但因为常常取法于英国的随笔（Essay），所以也带一点幽默和雍容，写法也有漂亮和缜密的，这是为了对于旧文学的示威，在表示旧文学之自以为特长者，白话文学也并非做不到。以后的路，本来明明是更分明的挣扎和战斗，因为这原是萌芽于“文学革命”以至“思想革命”的。
　　散文小品的成功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在当时不只表现在数量上：几乎每一个作家都动手写散文，各种综合性的杂志经常登载散文，而且像《新青年》、《新潮》以及《民国日报副刊》、《晨报副刊》等新起的报刊，都以显著的地位和较多的篇幅登载散文，纯文艺的杂志也少不了登载短论和杂感，后来还出现了像《语丝》这样专登议论文字的刊物；而且，更明显的表现还在于当时的散文创作，紧密地配合了新文化运动，发扬了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的战斗精神，成为“五四”时代激越、响亮的号角。
　　散文大体上可分为议论性的和叙事抒情性的两大类。现代散文的发端应当从议论性散文的创作算起。属于议论性散文的首先要提到鲁迅所写的杂感。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之后，虽然社会起了质的变化，但由于封建制度绵延长久，古老的东西堆积太多，要清除它，非得花大力气不可；同时，也必须要借大家的力，从各个方面对顽固的旧堡垒进行攻击。短小精悍的杂感应时而生，这种文体便捷、犀利，于社会斗争和思想启蒙为相宜。所以，鲁迅在《两地书·三二》中说：“此种猛烈的攻击，只宜用散文，如‘杂感’之类。”这种杂感后来统称为杂文。鲁迅早的杂文见于1918年《新青年》的《随感录》，以后鲁迅又在《晨报副刊》、《京报副刊》、《国民新报》、《语丝》、《莽原》、《猛进》等多种报刊上开辟阵地，不断倡导。从“五四”时期开始，到1936年10月逝世为止，鲁迅共写了近七百篇杂文，分别收入十六个集子。这些杂文不仅记录了“时代的眉目”，可以当作中国现代的历史来读，而且“论时事不留面子，贬锢弊常取类型”，锻炼出独特的艺术特色——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紧密结合、诗与政论因素交融一体，把议论性散文的思想水平与艺术水平提升到一个辉煌的高度。早期的民主主义者陈独秀的《偶像破坏论》、吴虞的《吃人与礼教》等都产生了很大影响。而革命先驱李大钊的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更是茫茫夜空中的一线光明。他的政论文章，像《青春》、《今》、《新的！旧的！》等，都写得思想与文采并重，即使寥寥数语的杂感，也能做到冷静的分析与热烈的抒情结合。关于李大钊的写作成就，当时《言治》杂志主编郁嶷曾指出他“发为感慨悲歌之篇”，使“览者感发兴起，颂声交至”，起到“箴贬聩蒙，鼓舞群伦”的作用。这些评论正确总结了李大钊在现代散文发展史上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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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晋朝的清言，早和它的朝代一同消歇了。唐末诗风衰落，而小品放了光辉。但罗隐的《谗书》，几乎全都是抗争和愤激之谈；皮日休和陆龟蒙自以为隐士，别人也称之为隐士，而看他们在《皮子文薮》和《笠泽丛书》中的小品文，并没有忘记天下，正是一塌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明末的小品虽然比较的颓放，却并非全是吟风弄月，其中有不平，有讽刺，有攻击，有破坏。
　　鲁迅的文章，战斗意气是那样昂扬奋发，涉及的知识是那样的广博渊深，就很好地表明他是善于继承和发展文学传统，做到目光四射，取精用宏的。
　　鲁迅又说现代散文“常常取法于英国的随笔（Essay），所以也带一点幽默和雍容”。现代散文中有一些小品和英国的随笔很相近。历史的原因是自从中国向西方学习以来，语言的媒介，往往从学习英语开始，初的读本内容又多是短篇的散文随笔，像爱默生、兰姆、欧文、霍桑以及后来的高尔斯华绥、吉辛、斯蒂文森等的散文随笔，都拥有不少读者。这些读物中个性解放、思想自由的观点，也与“五四”以来的新思潮合拍。鲁迅还勤奋地翻译介绍了日本人的思想小品，如《出了象牙之塔》、《思想·山水·人物》等，也沟通了外国散文与中国散文的关系。从外国作品的学习中丰富自己的诗才学殖，是提高自身的一条途径。还有，中国现代汉语固然优点很多，但也有表达不够周密的地方，也需要吸取外国语法的长处，从而更加丰富和精密。例如刘半农借鉴外国文法，在汉字中除“他”外，创造“她”、“牠”（后来变为“它”），就曾得到鲁迅的赞扬。至于鲁迅翻译波特莱尔等的散文诗，也丰富了中国现代散文的体裁，继《野草》这一部中国的散文诗之后，20世纪30年代，这种样式就大为流行了，这是外国文学影响中国现代散文的一个实例。虽然，一国文学受世界文学的影响是一种普遍的规律，但影响离不开时代和阶级的制约，借鉴也不能代替独立的创造。鲁迅提出的“拿来主义”是有原则立场的。
　　人民对文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研究现代散文的发展正是为着建设和推进社会主义文学。根深才能叶茂，源远必然流长。在继往开来的新时代中，文艺百花园中散文这朵奇葩将要开放得更加鲜艳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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