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传_王水照崔铭著_9787020147182_湖南知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读者荐购服务

欧阳修是北宋时期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他出身孤寒，自画荻识字起，便与文字结缘，又因杰出的文学才华而步入仕途，在政坛中跌宕起伏，*后成为令人仰慕的文坛领袖和朝廷重臣。他作为北宋文学巨擘的地位早已毋庸置疑， 1057年科举考试的主考官，一手提拔了苏轼、苏辙、曾巩、张载等人，成就了北宋文化*为辉煌的一代。在政坛上，他立朝蹇谔，不以个人得失而放弃原则和理想，在波诡云谲的朝堂纷争，他既收获了赞誉，也蒙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羞辱；他既赢得朋友，也失去过友谊，甚至结下仇怨。这本传记从他一生的主要经历入手，以他的人生起落为经，诗文作品为纬，以诗词文入传，不仅全面展现他起起落落的一生，展现了一代文宗的高贵品格和精神。

后记

几年前我们写完了《苏轼传》后，就开始从事这部《欧阳修传》的写作了。这是顺理成章的。欧阳修是苏轼的恩师，是苏轼成长道路上一位影响深远、举足轻重的人物；而苏轼则是欧阳修之后的又一位文坛领袖，从欧门到苏门，不仅保持着文学发展的连续性和一贯性，而且是北宋文学高潮的集中表现。欧、苏二人都是统摄兼擅各个文化领域的综合性人才，是北宋文化高度发达繁荣的结晶和代表。苏轼的全才特征实导源于欧，欧才是北宋文化史乃至中国文化史上第一位百科全书式的文化巨星。南宋杨万里之子杨伯子（东山）说：

文章各有体，欧阳公所以为一代文章冠冕者，固以其温纯雅正，蔼然为仁人之言，粹然为治世之音，然亦以其事事合体故也。如作诗，便几及李、杜。作碑铭记序，便不减韩退之。作《五代史记》，便与司马子长并驾。作四六，便一洗昆体，圆活有理致。作《诗本义》，便能发明毛、郑之所未到。作奏议，便庶几陆宣公。虽游戏作小词，亦无愧唐人《花间集》。盖得文章之全者也。其次莫如东坡，然其诗如武库矛戟，已不无利钝。且未尝作史，藉令作史，其渊然之光，苍然之色，亦未必能及欧公也。（宋·罗大经《鹤林玉露》丙编卷二）

这里提出一个颇有兴味的问题，即欧、苏比较。杨伯子认为，第一，二人都是全才，他列举了欧氏在诗歌、碑志文、史书、骈文、经学、奏议和词七个方面的成就，推为得文章之全者。第二，苏不及欧，苏诗虽佳，但或有不如人意者，而且他不曾作史，不像欧有《新五代史》（其实欧还主持《新唐书》的编撰），即使作史，也未必能达到欧的史学境界。杨伯子的第一条意见人们都能认同，第二条意见却会引起争论。他可能是有某种针对性的。苏轼在世时，就有人认为苏高于欧，苏轼坚决予以拒绝。他的《答舒尧夫》说：

欧阳公，天人也，恐未易过，非独不肖所不敢当也。天之生斯人，意其甚难，非且使之休息千百年，恐未能复生斯人也。世人或自以为似之，或至以为过之，非狂则愚而已。

欧、苏并称，这已是经过历史检验的称谓，强予轩轾并无必要，杨伯子的抑苏扬欧疑有崇尚乡贤的感情因素在起作用（杨也是江西庐陵人）；苏轼认为欧氏是天才，是千百年难得一现的天人，有人若以为可与他并肩甚或超过，那简直是狂妄与愚蠢，非狂则愚了，苏轼尊师的态度，终生未变。欧、苏年龄相差正好三十岁，整整一世，是两代之人，各自承担并出色完成历史赋予他俩的文化使命。若要勉强相较，则从开创性而论，欧氏始终处于既开风气又为师的崇高地位，他于宋学、金石学、诗话学等均允称第一人，于宋代文学包括文、诗、词、赋，都是居于文坛前沿、引领风尚的伟大作家。苏轼则在文学的成熟性与艺术造诣上具有非凡的成绩，甚或超越乃师。然而他又是在欧氏奠定的基础上进一步开拓前行的。人们说：名师出高徒，也可以反过来说：高徒出名师，这在他们二人身上尤为适用。要之，北宋出现的欧、苏二人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光荣，他们先后辉映，融为一体，具有深刻的内在一致性和连续性，因此，我们写的这两部传记自然地成了同一系列的姐妹篇。

这部《欧阳修传》在写作原则与方法上，一仍旧章，都依照《苏轼传》。我们仍坚持两个原则：即遵循无一事无来历的信史宗旨，却不主张无一字无来历，也就是说，既追求叙事的文献根据，而又允许做适度的想象和推演，此其一。同时注意传主的文学创作的介绍，采取类似以译代注的方式予以阐释，注意叙述的一气呵成的文脉，也把著者对文本的一份理解和体悟与读者交流。除了这两点相同外，在叙述风格、章节结构上也都没有很多变化，读者如有兴趣，不妨两传连读，不仅能读出欧、苏二人的同异，也能在时间和空间上对北宋社会、政治、文化面貌有更多的了解。当然，我们在写作欧传时，也对传记写作问题另有一些体会。

形神兼备，以形传神，应是传记作者追求的最高目标。为欧阳修立传，也就是为他画像，应该包括外貌形象和内在特质。欧氏任扬州知州时曾请画家来嵩为梅尧臣画像，梅氏诗云：广陵太守欧阳公，令尔（来嵩）画我憔悴容，便传仿佛在缣素，只欠劲直藏心胸。（《画真来嵩》）同时来嵩也为欧氏画像，梅氏《观永叔画真》云：良金美玉不可画，可画惟应色与形，除却坚明尽非宝，世人何得重丹青？看来梅尧臣对肖像画评价不高：画像只能大致描摹出外在的色与形，对于内在的劲直或良金美玉般的品节却无能为力。梅氏的看法有些偏颇，优秀的画师是能够以形传神，即以写照达到传神，从而臻至形神兼备的境界，只是需要艰苦磨砺而已。人物传记的写作也是如此。

细节的选择和描绘在为传主传神写照中具有特殊的作用，这一点西方传记更显优长。近读四川学者刘咸炘（18961932）写于上世纪二十年代的《文学述林》，他说：汇传多以辅史乘，止载大端；小说止以供燕闲，惟取奇事。余亦大抵详于高行，而略于庸德；详于国政，而略于家常。在我国旧时图书分类经史子集四部中，各类传叙文属于史部，作为正史的辅助史料，因而着眼于高行，倾力于国政，而对日常生活忽视或轻视。刘咸炘认为这一传记观念造成两大缺失：一则蔽于习见，以为琐事不足称；一则不知记录，久而忘之也；他提出应向西方传记学习：以西方文较吾华描写之作，此不及彼，固不可为讳也。这位僻处边陲、声名颇寂的饱学之士，他的识见和勇气，至今仍是对我们的切实提醒。

本书在传述欧阳修时，一方面注重其政治大节、学术业绩和文学艺术创造等，另一方面也注重人物的细节，用细节描写来揭示人物内心的深层结构。比如说他的身体状况。欧阳修的文化伟人身份和他体弱多病的状况是个强烈的对比。从他自己笔下，我们已知他早年白发，目疾严重，后又患有糖尿病等多种疾病。他在参加进士考试时，给主考官晏殊的第一印象是一目眊瘦弱少年独至帘前，尤其是一头白发，成了他诗词吟咏的最常用的题材。本书中引及的有白发新年出（30岁）、今日逢春头已白（31岁）、四十白发犹青衫（实为35岁）、自然须与鬓，未老先苍苍（39岁）、到今年才三十九，怕见新花羞白发，四十岁以后更是连篇累牍，不绝于口：某年方四十有三，而鬓须皆白，眼目昏暗。他的一头银发引起宋仁宗的恻然：怪公鬓发之白；也屡屡逗引起苏轼的感慨：谓公（欧阳修）方壮须似雪。多忧发早白，不见六一翁！他年四十而以醉翁自称，更是具有标识性意义之举。富弼曾调侃他公年四十号翁早，他自己也说：四十未为老，醉翁偶题篇。醉中遗万物，岂复记吾年，具体年龄实不重要，重要的是一种迟暮心理，一种人生姿态。这与苏轼在黄州贬居时期自号东坡居士是相似的。

透过欧阳修的体羸早衰的外形，可以探求与其思想性格形成之间的因果之链。这对他的精神世界的塑造产生了相辅相成的作用：对生命有限性的无尽悲哀和对事功永恒性的不懈追求。这似乎是潜在的、隐性的，却又是深刻的、无法抹去的。他说过：春寒、秋热、老健，如此三者，终是不久长之物也，对青春不驻、英华难留的感受深深地烙在他的内心，少年把酒逢春色，今日逢春头已白。异乡物态与人殊，惟有东风旧相识，俯仰今昔、物是人非的感叹，在他的一生中时时涌上心头。这份生命体验，是他散文中六一风神独特情韵的最主要的构成要素，也是他未到退官年龄而提前一再要求致仕的内驱力。但情况并非只有一个向度，羸弱的身体又刺激他追求生的永恒，抓住有限生命建立不朽事功，才能化有限为无限：生而为英，死而为灵（《祭石曼卿文》），虽死而不朽，愈远而弥存（《送徐无党南归序》）。因而他立朝的伟度峻节，治民的鞠躬尽瘁，因羸弱的身体而显得富有悲情色彩，也更突显他对生命的一种历经沧桑的超常了悟。本书的副标题达者在纷争中的坚持，其含义即此。他是一位超越政治险境、同时超越自身困境而坚守自得的达者，若能联系他的身体状况来理解，不失为一个新颖的视角。

历史和历史人物的叙写，如无大量的经过选择、提炼的细节，极易概念化和抽象化。好在有关欧阳修的资料遗存十分丰富，不仅有他自己的文集（《欧阳文忠公文集》是宋人文集中编辑最好的一种），各种正史，更有其他宋人数量众多的笔记、书简、题跋、诗话、词话、文话等，足供我们采择。然而我们对待这些遗闻逸事，似不能停留在趣味性上，而应深入发掘其更深的内蕴。例如众所周知的他母亲教他识字的故事，就颇堪玩味。沙滩画荻识字始，这个童年时代的难忘经历，成为欧阳修一生文字生涯的起点。但人们往往不大留意，这一孤贫力学的异样形式，促使他对笔、纸、墨、书特别珍重和爱惜。他幼年在邻家与一群儿童玩耍，只有他一人在破筐中发现了韩愈文集；青年时代两次结伴游玩嵩山，也是他对古碑石刻情有独钟。前者是他终身学习、服膺韩愈的契机，后者是他编撰金石学巨著《集古录》的诱因，两件事都在偶然中存在一种必然，即对书籍、字画的极度敏感和敬畏，我们将之与幼年画荻识字的经历做一点联想，恐怕不算过分穿凿吧？至少能增加我们阅读的兴趣。

历史人物传记的写作近年已成热点，亟需加强对相关问题的思考和研究，我们愿意继续努力。

著者

2007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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