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合目前翻译学研究中的流派建设问题，甚至涉及国学与西学的关系问题，与其片面地不加选择地把眼睛一律放到国外，甚至主张“非翻译书不读”（须知中国的翻译书也是书），不如在胸怀世界的时候，也要关注并立足于中国当下翻译和研究的状况，并将国内本领域突出的实践与理论成果，予以集中的关注和研究，甚至继承下来，发扬光大，倘若真正的能将西学落实到国学，便未始不能开宗立派，传诸国外。特别是关涉到中国文化的典籍翻译这样一个特殊的领域，更是不能舍近而求远，以致妄自菲薄，倒是应当密切关注中国的文化状况、汉语和其他民族的语言状况，以及典籍翻译本身给我们提出来的重大的理论问题。
古往今来，文学翻译译介因地、因时、因人而异论争迭起，莫衷一是。
对于文学翻译即损失的说法，典籍译家汪榕培很“不以为然”。特别是他选择翻译的典籍诗歌对象常常是前有译者，尤其是当译者是杨宪益这样的翻译大家时，他也知难而译。恰恰因为汪榕培酷爱中国典籍诗歌，恰恰因为他精通英语语言文学，恰恰因为他挚爱翻译工作，恰恰因为他醉心中英文化交流，恰恰因为他借鉴中西古今文论精神，恰恰因为他秉承“前译之见，后译之师”的翻译伦理，恰恰因为他“译可译，非常译”的翻译策略，恰恰因为他追求“积累、沉淀与创新”的翻译境界，他的翻译成就毋须彰显，译智自现。
文学翻译科学兼艺术的双重属性指向原文与译文意韵动态对等的翻译结果。文学翻译动态对等往往得“译”于“境与意会”。汪榕培翻译中国典籍诗歌作品常常是厚积薄发。“厚”在语言文化素养，“薄”在“积累创新轻译”，语际译往见“轻”译，文学翻译佳译取决于译者决胜于原文和译文之外的“非常译”翻译“轻”功。
汪榕培躬身中国典籍英译实践多年，译定思译，他总结了其翻译体悟，提出了“传神达意”，“译可译，非常译”，“文化摆渡”等翻译主张。
典籍英译学科要发展，国家政策的支持和出版单位的扶持仅仅是发展环境中的软环境，典籍译界的专家资源是典籍英译发展的硬设施。然而，令人伤感的是，越来越多的资深翻译工作者年事已高，逐渐淡出典籍英译领域，典籍英译的实践和理论研究后继乏人初见端倪，这样的严峻现实不容盲目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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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论
翻译标准多元化
第一章声韵别样译
以韵促译的汪译陶诗
再议“以韵促译”——汪榕培其译如其人
声韵相关何处是，“通感”遥指“陌生化”——汪榕培韵体译诗之后
第二章诗歌中西译
从陶诗的悲情论诗体译诗的净化功能
诗体译诗——一“诗可以愤”的翻译解构与建构
第三章对话补偿译
字句成诗话汪译——秘响旁通的对话性翻译
汪榕培古诗英译中的损失与补偿刍议
第四章借鉴开拓译
“永远未完成”——翻译之“轻”，复译之“重”
英译乐府诗中的“视域融合”翻译观
第五章译者译而论
读汪译《形影神》，辨“传神达意”观
“不隔”悄然“化境”——汪榕培文化翻译践行
“译可译，非常译”的“形美”表述
附录一心系典籍，情依翻译——访谈汪榕培老师
附录二汪榕培教授译著作品编录（1982—2010）
后记写作是一种缘分
再议“以韵促译”
——汪榕培其译如其人
之前，我曾就汪榕培“以诗译诗”的诗歌翻译路线写过一篇文章，开宗明义地提出“以韵促译”的翻译认识，以此解读汪译陶诗翻译行为并充分予以梳理与定位。纵观汪榕培诗歌翻译成果，在其总体的诗歌翻译实践中，“以韵促译”的翻译表现比比皆是，自成译体。
众所周知，汪榕培诗歌翻译作品多数是大部头译作，像诗经、汉魏六朝诗歌，汪榕培诗体译诗的翻译现象见木见林，已经成为典籍诗歌翻译三种范式之一——“新格律”（见王宏印书序）派的代表性人物。
无独有偶，诗歌只有诗没有歌，无以再现诗歌的全貌和底蕴。汪榕培诗歌翻译作品有诗也有歌，即2003年苏州大学出版了汪榕培组织编译的《吴歌精华》。通过这本译作，我们看到，汪榕培致力于诗体译诗的同时，还躬身带出一支译如其译的翻译队伍。
记得2004年秋，我到苏州大学读博，再度成为汪老师的学生。汪老师明确表示希望我做吴歌翻译的课题，为此，让我们拜吴歌专家金煦为师。之后就参与了《吴歌论坛》后期的编录方面的工作，同时也开始收集、阅读吴歌作品和相关研究文献，顺理成章地进入广泛涉猎的起步阶段，逐渐地对这一吴地文化遗产形成学术性翻译研究视界，从此与吴歌结缘。
吴歌，是文学史上对吴地民歌民谣的总称。顾颉刚先生说：“所谓吴歌，便是流传于这一带小儿女口中的民间歌曲。”①它是吴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吴地文化即指吴地本土的习俗。针对吴地，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指代。当下，“吴”即指吴语这一个同语文化地域。
吴歌历史源远流长，据记载，至今已有3200多年历史。吴歌和历代文人所作诗、词、歌、赋作品截然不同，是下层人民口头创造的俗文化，主要传播形式是民间口口相传，代代承袭。一般而言，民间歌曲包括“歌”和“谣”两部分，“歌”就是“唱山歌”的意思。吴歌就是用吴地方言演唱的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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