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助爱情婚姻的文化理想，五四新文化运动在爱情与性之间确立了新的关系。这一新传统被新中国继承过来并发扬光大。但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性革命使爱情与性的既定关系发生了断裂。对于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来说，自然态度被打破，如何处理二者的关系成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本书借助对深度访谈资料的分析，试图考察当代知识青年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回应这个问题。
本书的创新之处集中体现在从主体建构的视角考察性革命的主体层面。具体可从三个方面来说。
首先，性与爱情之关系的变迁是性革命的重要方面。目前，性爱观的定量调查已有很多，但它们在探究性和爱情的意义以及性爱实践的复杂性方面存在很大局限。基于深度访谈的定性研究有助于突破这些限制。
其次，目前关于性革命的分析主要局限于宏观层面，少有研究考察性革命的主体效果。通过借鉴中国的本土概念放开（以及放得开、放不开；与之相关的还有想开、想得开、想不开），本书有助于回答，在社会开放与性开放的整体背景下，为什么有些主体能够放得开，有些则仍然放不开？促使主体趋附特定秩序的力量是什么？这些力量在主体层面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后，在文化全球化和社会个体化的时代，布尔迪厄所说的习性发挥作用的方式会发生变化。借助对放开这一主体过程的分析，本书有助于回答习性在全球化与个体化时代将如何重塑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对于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来说，如何处理爱情与性的关系日益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本书借助对深度访谈资料的分析，试图考察当代青年如何理解和利用新出现的各种可能性空间。情感在性的社会关系中依然扮演重要角色，但一些青年开始程度不同地偏离以婚姻为中心的传统性秩序，积极追求性的快乐并努力解决性的烦恼。借鉴斯威德勒、阿帕杜莱和布尔迪厄等人的理论资源，本书分析了在社会转型的背景下，主体的放开何以可能或不可能。
序 性革命的主体层面
潘绥铭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中国发生了一场性的革命。关于这一点，我已经说过无数次。对于性革命的各种表现、历史背景和社会动力等关键问题，我也在多种场合以多种形式展开过系统论述。总体而言，我的相关论述可以概括为三大类：（1）实证主义的论述，主要结合问卷调查数据来说明问题；（2）建构主义的论述，主要通过社区考察和深度访谈来探究问题；（3）历史主义的论述，试图用社会史和历史社会学相结合的视角来勾勒性革命的历史脉络。当然，这只是理想类型意义上的划分，具体的分析有可能结合了几种不同的取向。
进入21世纪以来，我一直在倡导主体建构的视角。这一努力源自我长期以来和数字打交道的感受：数字尽管很重要，但并不能说明所有问题，尤其是那些隐藏在数字背后的、与人生意义和体验密切相关的问题。性常常被认为是非理性的。对此，我尽管无法完全认同，但不可否认的是，性的确能够激发强烈的情感，并和人生的终极意义问题存在密切关联。对于这个意义上的性，仅仅靠冷冰冰的数字和理性的数据分析方法是无法深刻把握的。因此，我们必须要倾听过日子的普通人发出的声音，尤其是那些生活在社会的边缘角落、常常被人们忽视甚至有意看不起的人的声音。只有透过这些声音、这些声音嵌入其中的实践以及它们所裹挟的情感体验和人生意义，我们才能深刻地理解活生生的人、性以及人性。
从主体建构视角反观我自己对性革命所做的分析，可以发现，性革命的主体层面仍然存在很多空白。性革命既是一个社会过程，也是一个主体过程。我所主持的四次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大型问卷调查以及历史主义的论述有助于分析和呈现作为社会过程的性革命。但是，对于日常生活主体如何感受、体验和回应这个社会过程，以及他们在这个社会过程中为何及如何走向开放或坚持保守，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的论述则力有不逮。尽管通过建构主义脉络下的相关研究，我在刻画性革命的主体过程方面已经开展了一些工作，但更多的研究工作仍然有待后人来完成。
为了启发将来的研究，我曾多次概括目前中国的真问题，其中之一便是性和爱情的关系。自古以来，性和爱情各自早已具有倾倒众生的魅力，但二者的关系变成一个引发普遍关注的问题，则还是当代的事情。性革命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因此，性和爱情的关系可以成为考察性革命及其影响的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角度。正是这个原因，我在2006年的时候，便建议我的学生，即本书作者王文卿把它作为博士论文的主题。
当时，文卿已经进入博士二年级，确定这个题目确实有些晚了。之前，他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申请了一个国际基金会资助的小课题，考察性教育的文本。在博士期间的第一个学期，他已经完成了英文调查报告，若翻译过来将有差不多八万字。若再深化一下，便足以结题毕业了。
但是，一方面由于他那完美主义的性格倾向，一方面由于他觉得还有足够的时间去试错，他走上了一条折腾之路：先是准备彻底改变理论视角，以全新的思路重新分析性教育的文本，后来又放弃；之后，他对其师姐黄盈盈的性和身体研究产生了兴趣，准备借鉴埃利亚斯的文明化分析框架，考察性的文明化对青少年所产生的身体效果，但对高中生开展访谈之后却发现困难重重，很难深入下去；再后来，就是几经讨论之后，决定把研究主题从性和情绪的关系调整到性和爱情的关系。从而，也就有了今天这本书的前身。
文卿博士毕业时，我正好有一个福特基金会资助的系列图书出版计划，当时提议把他的博士论文交由我国台湾高雄的万有出版社出版。同样是由于完美主义的性格，他婉拒了这个提议。他觉得，临时改变研究方向以及毕业的压力使得他没能对访谈材料进行足够深入的分析，所以希望在认真修改之后再出版。谁承想，这一等便是十年。
我曾当面对文卿说：性格决定命运。一方面，这是我作为老师对自己学生的善意提醒。在这个功利的时代，如果过于追求完美，可能会失去很多发展的机会。学术界是一个遵循不发表，就死亡（Publish or Perish）的职业领域。没有发表的学术成果，职称、课题就都无从谈起。另一方面，人生难有完美，我们要努力，但也要学会容忍和接受生活中的不完美，不能因为不完美就觉得自己努力的结果没有价值。
我不知道，对于我的提醒，文卿在多大程度上听了进去。但是，我清楚的是，无论如何提醒，年轻人不可能避免所有的弯路，而这些弯路是成长和成熟的必由之路。在进入北京理工大学执教的头几年，文卿一直苦恼于无法写出自己满意的东西。繁重的课业压力自然有一些影响，但我认为，他的性格可能是更重要的原因。尽管对此心知肚明，我没有指点太多，因为这个坎他必须要通过自己的感悟和努力才能迈过。
我丝毫不怀疑文卿的研究能力。事实上，在我的学生中，文卿是理论素养最好的学生之一。2001年，在跟着我读硕士的第一个学期，我让他整理我国台湾学者何春蕤和卡维波关于妓权的论述。他整理的内容不仅逻辑清晰，而且文采飞扬，让我有点儿不相信这是一个研一学生能做到的。后来，他的硕士论文的缩减版发表在《社会学研究》上，亦是他研究能力的一个体现。我听说，他的硕士论文是一个星期写成的，三万六千字，后来没做什么修改就提交了，可以说是一气呵成。可能是太容易成功了，他没怎么经历过反复修改这种常规风格的写作体验。这一方面可能助长了他的完美主义倾向，另一方面又让他对通常写作过程中的煎熬缺乏准备。
令人欣慰的是，文卿已经通过自己的努力从之前的低谷中走出来，找到写作的感觉，并能够写出令自己满意的东西。据我对他的了解，他对自己的要求依然很高，他自己满意的东西往往确实是好东西。更令人欣慰的是，这本书的出版表明，他从博士毕业时就确定的论文修改计划如今终于完成，或者说，至少阶段性地完成。
如同书的题目所示，这本书是沿着我所倡导的主体建构视角对性革命的主体层面所做的一个考察。尽管出版延宕了十年之久，该书在相关研究文献中仍属少见。我不敢说，他对性革命的主体过程的复杂性做出了充分的呈现，但是，毫无疑问，就性和爱情这个特定的主题而言，这是我近年来所见的相关研究中较为深入的一个。如果对比这本书和他之前所写的博士论文，就能发现，深度的达成不是没有原因的：这本书几乎是彻底地重写，而不能简单地称之为修改。
我很高兴地看到，在放弃完美主义的执拗之后，文卿依然能够坚持自己的学术理想。如果他能够很好地协调和平衡二者，那么将可能成长为一个有作为、有担当的学者。
我已经开始期待文卿的下一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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