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成宫醴泉铭》是唐代碑刻，公元632年镌立于陕西宝鸡麟游县，原碑现藏于碑亭景区。碑上文字由魏徵撰文，欧阳询书写，记述唐太宗在九成宫避暑时发现醴泉之事。全碑共24行，行满50字，碑高2.44米，宽1.18米。《九成宫醴泉铭》笔法刚劲婉润，兼有隶意，是欧阳询晚年之作，历来为学书者推崇，是欧体楷书的典范，被誉为“天下一铭”。
《黄自元临九成宫醴泉铭节选》将黄自元临写的《九成宫醴泉铭》与原碑拓本对照印刷形成一个跨页，方便书法爱好者研究、对比、临摹。
古人云：“半部《论语》治天下”。表面看起来似乎不可思议，一般人立身处世，尚需要各种知识和学问，更不要说治理国家这样的大事了，半部《论语》怎能够用？但仔细思考，也颇有几分道理，因为，无论做任何事情，口八要深入下去，达到炉火纯青、举一反三的地步，这件事情也就做成了大半。世间最常见最普遍的毛病就是什么都知道一点点，但什么都是浅尝辄止，半途而废，到头来一事无成。
人的生命长度有限，时间精力有限，生存空间有限，加之随时随地都会受到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一生中不可能做太多的事情；如果在一生中能够将一两件事情做好，做到极致，也就很不容易了。这就要求人要学会选择，学会放弃，将有限的时间和精力用在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情上，不贪多求全，不泛滥无归。
说到书法，似乎也需要提到“专精”我曾经看到过不少这样的介绍，说是某某书法家篆隶楷行草，样样精通，甚至说能够写上百种的书体，有的还在许多地方举办过展览。初看介绍，很是佩服，因为根据自己几十年学习书法的经验，我深深体会到，单是把一种书体写好就很不容易，遑论其他。等到看了相关报道中的一些图像，觉得满不是那么回事，充其量口八是照猫画虎而已，哗众取宠、制造噱头的动机远远超过了作品本身。即使是古今的大书家，也没有“十项全能”。王羲之很是自负，自称一顷寻诸名书，钟张信为绝伦，其余不足观又说“吾书比之钟张，钟当抗行，或谓过之，张草犹当雁行。然张精熟，池水尽墨，假令寡人耽之若此，未必谢之”。可见，王羲之对于张芝的“精熟”尽管有些不服气，但也是承认的。东晋之后，名垂史册的书法家有许多位，但找不出一位是诸体兼善的。元代的赵孟频称得上全才，但最能代表其水平的还是楷书或是行楷，其篆隶只能归入“能品”之列。近现代书家也同样如此，大多也是在一两种书体上有过人之处。
这也说明，学习书法其实用不着诸体皆学，更不要追求诸体兼善，只要有一两种书体站得住，就足以傲视群雄了。说得更具体一点，口八要在一两种碑帖上达到形神兼备的程度，也就奠定了步入书法殿堂的基础。实际上，临摹碑帖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观察、不断体味、不断理解原碑帖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咀嚼、消化进而升华的过程。这就如同诵读古诗文，每诵读一遍，都会有不同的感悟，最后融入自己的精神，化作自己的气质。比如，吴昌硕之于《石鼓文》，几十年浸淫其中，临写无数遍，终成一代大家。他的篆书、隶书、行草乃至绘画的用笔，也都有《石鼓文》的影子。又如，黄自元之于《九成宫醴泉铭》，其点画、结体以及精神气质，都达到了纯熟的程度。也正因为如此，才有了后来黄氏的《间架结构九十二法》。再如，顾随之于《同州圣教序》，其点画之精到，结体之完美，气度之高妙，令人叹为观止。顺便说一句，顾随在书法上受教于沈尹默，而且，沈尹默最为拿手的就是褚遂良的《圣教序》。但是，顾随并没有亦步亦趋地模仿沈尹默，而是学师之所学，直接临摹《圣教序》，终具自家面目。其实，吴昌硕、黄自元、顾随对于著名碑帖的临摹就是通常所说的“看家本领”。评价一个书家的功力，一个最重要的方面就是看他有没有“看家本领”。具备了‘看家本领’就具备了“底气”就具备了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基础，也就具备了向更高层次迈进的资本。否则，就会失去根基，失去依托，最终也会失去自我。
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决定编辑出版“名家临名帖丛书”通过对照的形式，将清代以来书法名家临写的著名碑帖展现给读者，意在使读者看到书法名家的“看家本领”，从而受到启发，得到借鉴，最终使自己具备真正的“看家本领”；同时，加深对书法的认识和理解，进而提高创作水平，为中国书法的传承和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黄自元(1837--1918)，字敬舆，号澹叟，湖南安化县龙塘乡人，清末书法家，实业家。生于道光十七年(1837)，清同治六年(1867)举于乡，次年殿试列第二(榜眼)，授翰林院编修。曾任顺天乡试同考官和江南乡试副考官。民国7年(1918)病逝。曾临摹《间架结构摘要九十二法》书帖，为该书的推广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书法有着五千余年的历史，书法遗迹各具面目，不胜枚举。我们不可能（也没有必要）都把这些遗迹当作临摹的范本，必须选择那些具有典型的审美价值，在中国书法史上具有代表性、永恒性乃至里程碑意义的作品。此次收录的临摹作品是示范性的选临，这套丛书采取逐页对应的形式，将原帖和临本紧密结合，一一对应，可以使临习者看到原帖和临本之间的异同，从而感受到书家对原帖的理解和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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