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言
50年前，也就是在欧内斯特去世后的几年，我写成《海明威老爹》（Papa Hemingway）一书，讲述了我们13年间的冒险经历与不幸遭遇。有些读者可能没有读过此书，所以，在此我要再次提到1948年的那个春天，我被派往哈瓦那执行一项荒唐的任务请海明威写一篇文章，谈谈文学的未来。我在《大都会》（Cosmopolitan）杂志社工作，那时它是一本文学杂志，还没有被海伦·格利·布朗①阉割。杂志编辑当时正在策划一个关于各行业的未来发展的选题：请弗兰克·劳埃德·赖特①谈谈建筑的未来，请亨利·福特二世②谈谈汽车的未来，请毕加索谈谈艺术的未来，还有我刚才提到的，请海明威谈谈文学的未来。
作家们只知道自己第二天早上写些什么，当然不会知道文学的未来会是怎样，但我还是入住了纳斯奥纳尔酒店（Hotel Nacional），我的目的很明确， 那就是要敲开海明威的房门，请他为曾经辉煌的《大都会》杂志预测一下文学的未来。我曾试图逃避这项讨厌的任务，但杂志社告诉我要么去做，要么走人，我没法走人，因为这份工作我刚刚做了六个月，此前我拿到空军转业费后在巴黎挥霍无度了一整年，这是我现在能得到的唯一的工作。
我选择了一个折衷的办法，像胆小鬼一样给海明威写了个便条，请他给我写张简短的回绝信，因为这对霍奇纳的未来至关重要。
第二天清晨，我收到的不是海明威写的便条，而是他打来的电话，他提议五点钟去他在哈瓦那最喜欢的小佛罗里达酒吧（Floridita）喝上几杯。他准时到达约会地，他的出现非常强势，我说的不是他的身高，因为他只有一米八五左右，而是他的影响力。他一进门，在场的所有人都朝他打招呼。
酒保给我们上了两杯冰代基里酒① 。酒装在圆锥形玻璃杯里，杯子大得足够装下长茎玫瑰。
多布拉斯（Papa Doblas），欧内斯特说，是代基里酒酿造者艺术的终极成就。他同我讲着知名作家、来这里参加春季训练的布鲁克林道奇队②、演员、职业拳击手、好莱坞的弄虚作假、鱼类，以及政客。他见解独到，语言幽默，几乎无所不谈。但唯独不谈文学的未来。我们喝过第四杯或是第五杯代基里后我记不清是第几杯了他突然离去，尽管朗姆酒让我记忆模糊，但我还能记得他说第二天早上六点会来接我，乘坐他的皮拉尔号船（Pilar）去莫罗城堡①附近的海域游览一番。回到宾馆后，尽管我已经握不稳笔，但还是能在宾馆提供的一页信纸上记下一些对话笔记。同他交往的这些年，我养成习惯，每天都把他的言语和活动随手记录下来。后来，我根据我的微型录音机录下来的对话，扩充了我的笔记。那是一个巴掌大小的设备，里面装着磁带，一次可以录制90分钟。我和欧内斯特有时候就用录音带进行通信。虽然磁带用不了多久就会绞带，但我发现它们还是很有用的。
欧内斯特坐在皮拉尔号的顶层驾驶舱内，沿海岸线驾驶了几个小时。返程路上，我们钓到一条鱼，他称之为发育不良的马林鱼，但在我看来，它是一条未发育的鲸。他用皮绳把我固定在钓鱼椅子上，把又大又笨重的鱼竿和线轴递给我，鱼竿的那一头钩着马林鱼。我在船上捕过的最大的鱼也不过是10磅重的鲈鱼，此刻我一定需要下很大一番力气，或许还会让马林鱼脱钩，但欧内斯特一直在引导我，从什么时候甩绳放钩，到什么时候起竿钓鱼。但当欧内斯特同他的伙伴格雷戈里奥·富恩特斯①把马林鱼从鱼钩上取下来放生时，逮住这条猛兽的兴奋变得悄无声息。
我们可以成立新的渔民工会②了，他开玩笑地说，霍奇纳和海明威，马林鱼供应商。不管这条马林鱼到底是不是发育不良，我都没能来得及站在甲板上抓着它的尾巴照一张相，但他的话让我的遗憾一扫而光。
随后的几年里，我经常发现欧内斯特对像我这样的年轻人颇有耐心，他能从容自在地同他们交流。以我为例，我虽然在部队接受过枪支训练，但对于飞鸟射击却一无所知，可在欧内斯特的耐心引导下，我对于从爱达荷州锯齿山脉脚下的运河中一跃而起的绿头鸭，或是稻田里冲出来的雄野鸡，已经可以熟练地举枪射中。我们接触得越多，就越觉得外界关于他个性粗鲁好斗的传言，只不过是外人的虚构，他们不了解他，而是仅仅通过他的作品来对他进行主观评判。对于别人的挑衅，他的确会奋起反抗，但我从没有看过他侵犯别人。
我们从海上返回纳斯奥纳尔酒店，在酒店门前告别时，欧内斯特第一次对我说：事实上，我不知道任何事情的未来。
我承认，这的确是个愚蠢的请求。
他问杂志社给出的报酬是多少，我说是一万美元。他说，嗯，这些钱值得写出个某物的未来，或许可以写个短篇小说，他还说我们要保持联系。
接下来的八个月时间，我们一直有联络，最后一次联系时他告诉我他正在创作一部小说，再后来我为杂志社编辑了这部小说。在此过程中，我陪同欧内斯特和他的妻子玛丽前往巴黎和威尼斯，共同商定小说《渡河入林》（Across theRiver and into the Trees）中某些章节的细节。而这就是我们友谊的开始，在接下来的十几年里，我们一起参加了他最喜欢的冒险活动：仅举几例，我们一起去凯彻姆（Ketchum）搜寻野鸡、野鸭和匈牙利山鹑；去马德里、马拉加以及萨拉戈萨①
观看斗牛比赛，看伟大的斗牛士安东尼奥·奥多涅斯（Antonio Ordóñez）和路易斯·米古尔·多明吉恩（Luis Miguel Dominguín）②举办的双人斗牛赛；去深海钓马林鱼，在哈瓦那观看回力球③比赛；在巴黎奥特伊（Auteuil）观看越野障碍赛马，去纽约观看世界职业棒球赛（World Series）以及职业拳击冠军赛。
但回首那些年，有一件事严重影响了我们的冒险之旅：欧内斯特在非洲丛林里接连不断遭遇飞机坠毁事件。第二次飞机坠毁时，他在鬼门关走了一遭。他被这次经历打倒了，关于生命中这段痛苦时期，他从未向任何人提起过，但他怕再没有机会讲给他人，所以决定讲给我听。
在巴黎写作《太阳照常升起》（The Sun Also Rises）时，他同时爱上了两个女人。这段经历让他悲痛欲绝，终生难忘。后面的几年里，我们共同旅行时，他又经历了同样的痛苦。
我曾在《海明威老爹》的初稿中讲述了他的这些情感关系，但就在该书出版前，出版商兰登书屋①将样稿交给了律师进行审查，律师们一丝不苟地将稿子投入他们的法律榨汁机。结果，书中的所有在世的人的内容都被删减。关于书中的所有人，律师们都对我进行了询问，他们甚至要我证明已去世20年的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②确实已经不在人世。
当时我之所以同意隐瞒欧内斯特的内心想法，还有一个个人原因。作为朋友，玛丽·海明威①为人善良忠诚，我想，得知欧内斯特对其第一任和第二任妻子的看法，一定会伤害到她，所以，不让她知道这些最好不过。
随着时间的流逝，那个时期内所涉及的所有人都已与世长辞。我将《海明威老爹》一书手稿中被删除的部分保留了下来，在此基础上，现在又加上了我当初做的大量原始笔记，以及在小型录音机损坏之前从中搜集的内容，写就了本书。我对那段我人生重要时期里所发生的事以及大家的评论，都记忆犹新。
欧内斯特的一字一句仍在我耳旁回响。他从不记日记，也不写随笔，但对于大家说过的话都记得。他的记忆力惊人，不仅能想起发生在许久以前的对话，还能模仿出同龄人说话的节奏和风格，比如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约瑟芬·贝克①、格特鲁德·斯泰因②等，以及其他巴黎常客。这种惊人的能力展现在他长篇和短篇小说的对话之中。我个人就可以证实他的这种能力，因为他曾在《危险的夏天》中完整再现了一段与我的对话，实际上这段对话发生在很久以前的一场斗牛比赛之后，而后过了许久他才将它写下来。
我曾问过他是否通过写日记或是写随笔等方式来补充记忆。他说：不，我从不记日记，也不写随笔，因为那样会让事情变得枯燥乏味。我只是按下回放键，声音就会播放。如果声音无法重现，就说明它不值得保留。
关于这一言论，我有两点要加以说明。我们在旅行途中，欧内斯特按下回放键向我讲述他生命中一段敏感时期，只不过是重播给我听，在他回忆遥远过去的人和事时，我从未试图纠正或更改任何信息；尽管某些地方欧内斯特可能将其浪漫化或是略加夸张，或是某些细节安错了地方，但我认为这些零星的瑕疵就是他本人的重要部分。例如，当欧内斯特谈及墨菲的工作室，也就是他同哈德莉①分居后的住所，他说那是六楼。其他人知道墨菲的工作室设在五楼。这些地方，我们以欧内斯特的记忆为准。
我要说明的另一点是，在讲述欧内斯特的故事过程中，我绝不是一个不带感情的旁观者。多年以来，我和欧内斯特一起度过的时光对我来说是与众不同的。他就是我的老爹。我一直知道他的重要性，他的所言所行的重要性。录音带早已失效，我基于录音带所做的随手笔记对于我的记忆大有帮助，当我在写这本书时，主要是依靠自己的回忆与筛选。
我怀揣欧内斯特的私人经历，活了许久。这不是封存已久、需要费许多大力气才能想起的一段记忆。我们在旅行过程中，他将这些故事讲述给我、委托给我，是有目的的。这些年来，我一直被委托保管着这些故事，此刻我感觉，我从记忆中把它们讲述出来，是我作为受托人要对欧内斯特应尽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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