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治道与修身研究_童建军，肖俏波著_9787306065506_湖南知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读者荐购服务

《传统治道与修身研究》集中于先秦以孔子、孟子和荀子为代表的儒学道义论及其政治理念。孔子的道义论根据《论语》进行文本解读与总结，认为孔子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道义是立身处世的准则，道义是价值评判的标准，道义是学教守弘的核心。孟子的道义论主要从“辨义利，正本清源”、“学孔子，自任天下”、“闲圣道，以正人心”与“道性善，造道自得”等四个方面进行论述。该书集中于儒家传统典故的现代伦理想象。在充分借鉴知识性考据和义理性发微的思考方法与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传统典故的伦理想象，挖掘其隐含的教育资源，为传统典故的伦理价值利用提供新思路。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我国各级党委和政府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教育部2014年印发的《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要求进一步加强新形势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党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2017年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提高到“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战略高度；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因自觉而本自信，因自省而显自信，因自强而更自信，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信的三个根源。它从历史的纵深、现实的比较和未来的趋向这三个维度，揭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信的底气。
　　因自觉而本自信。这是在客观认识和辩证观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何来”的禀赋与特质基础上的本然自信。自觉的根本目的是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信奠定坚实的理性根基，而不仅仅是基于温情的敬意。中华民族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思想理念、美德境界和人文精神滋养着生生不息的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尽管饱经磨难，但文脉未曾中断。
　　因自省而显自信。这是在经由与他者文化交流互鉴而反观自身文化的基础上，更加合理地辨析自身文化在世界文化中“居何处”而确立的当然自信。自省的根本追求是，在开放社会背景下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信夯实平和的对话姿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世界其他传统文化，共同为世界人民建立了精神家园，为化解世界性困局贡献了思想智慧，为解决当代人类难题提供了重要启示。
　　因自强而更自信。这是在深刻认识自我文化和批判互鉴他者文化的基础上，更加科学地前瞻自身文化“往何去”的理想追求而确立的应然自信。自强的根本指向是，在自觉和自省的基础上，明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未来的前进趋向。这就需要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有鉴别地对待，有扬弃地继承”，“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正因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信的基础是文化自觉，参照是文化自省，目标是文化自强，因此，自残自虐、自大自负和自暴自弃的文化态度，都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信的重伤。本书以先秦的孔子、孟子和荀子为代表，探讨了传统儒学的道义论及其政治理念。“道义”一词在先秦典籍中已经正式使用，并且一直延续使用至今，也就是说，道义并非舶来品，因此，研究道义论不应忽略先秦儒家的道义论；同时，“政治”一词在先秦典籍中也已经正式使用，并且一直延续使用至今，有其特定的传统语境含义。在中国传统文本语境中，“政治”是指“政事治理”的意思，包含行为与效果两个方面的意义。从行为方面来说，是指治理（或管理）政事，也就是“治政”，此时“治理”一词是作为一个动词使用；从效果方面来说，是指政事得到有效治理，此时“治理”一词是作为一个动名词使用。因此，研究中国传统政治理念，不应忽视“政治”的特定传统语境含义。本书通过对孔子、孟子与荀子的道义论与政治理念的综合论述，认为孔子、孟子与荀子的道义论与政治理念是心性之学与政治之学、内圣学与外王学的一以贯之，这是先秦儒家的道义政治观，孔子、孟子与荀子同道。

《传统治道与修身研究》：
　　（三）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特殊矛盾的自觉
　　无论是对文化传统的自觉，还是对多元文化影响力的自觉，其目的既不是“复古”，也不是“他化”，而是落实到对文化理想追求的实践中。因而，我们必须关注第三个维度：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特殊矛盾的自觉。
　　的确，与欧美以及东亚一些前现代化的国家相比，中国在回答20世纪初“科玄论战”提出的三大问题时，有自己面临的特殊矛盾：其一，中国现代化的启动无论我们愿意还是不愿意，都无法摆脱其根植的文化土壤（传统），而这块土壤的悠久历史与曾经辉煌、独立的文化传统，使其产生极大的惯性和文化的拉力，但同时中国近现代以来传统所遭遇的批判又是空前的：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始终与反传统的道德批判交织在一起。
　　20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发展、人生观念的变革、社会价值的更替，始终摆脱不了对传统批判的主线，这不仅是因为变革必然伴随着批判，更重要的是以农业文明为基础的传统社会在中国经历了太漫长的时期，以至人们将传统与某种社会形态、某种生活样态必然地联系在一起。近百年来对传统的批判有三次负载着极强的文化意义。第一次发生在20世纪初，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辛亥革命的爆发相伴随，中国在思想文化领域爆发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第二次始于20世纪中叶，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相伴随，我国先后爆发了“反右运动”与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三次是20世纪末，与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中国现代化的进程相伴随，中国再一次掀起了文化反思的高潮，其实质仍然是如何对待传统与现代化的问题。
　　第一次反传统的前提是把传统等同于封建制度与意识；第二次反传统的前提是把传统等同于政治需要的现实；第三次反传统的前提，是把传统与反现代化联系在一起。从这个视角看，我们不难理解，当代中国人充满了困惑：理论的与实践的、理想的与现实的、传统的与现代的。以诚信为例，中国文化传统视诚信为“立身之本，立业之基”是有史可载的，“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思诚者，人之道也”，故“信”乃五常之义；“民无信不立，”以至“去兵”“去食”，宁死必信。而当文明进入21世纪，中国人却在为诚信危机而深深忧虑：理论上我们否定过诚信吗？没有，而实践诚信怎么这么难呢？追求诚信的理想有错吗？没有，诚信几乎在所有的文化中都被视为美德，可现实中不仅老实人会吃亏，而且诚信做人、诚信处事反倒变得不正常？这是传统的责任，还是现代性的必然？任何一种原因似乎都无法解释。正因为如此，化解诚信危机既不可照搬西方现成的模式，因为任何模式的后面都有深沉的文化基因，改变文化基因不仅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而且是十分困难的。正因为没有理性主义的文化基因，民主选举就可能变成宗族之争，变成拉帮结派；同时要化解诚信危机也不可能只考虑单方面的因素，必须系统地考虑诚信得以运行的机制、条件和进程，如果我们只强调对不诚信的行为予以严厉的处罚，而不解决制度诚信的问题，就可能出现“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或者老实人更吃亏，社会变得更为不诚信。简言之，解答当代中国人价值观上的困惑必须深及文化的层面去思考、去把握，不可只停留在形式上。
　　其二，中国现代化的真正启动始于中国社会经济处于低谷时期。解放生产力，解决贫困问题成为当务之急、民生之重，这是我国启动现代化进程与发达国家启动现代化进程所面对的极不相同的问题。因此，一方面政府必须高度关注人民的温饱问题，还要解决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另一方面，市场经济极大地激发了百姓脱贫致富的本能，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天平上，追求物质文明自然有某种不可遏制的急迫性，这正是“穷则思变”的表现。的确，40多年中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增长，离不开这种极强的、来自民间深层的冲动，也正因为这种冲动，急功近利、唯利是图的竞争方式在给人们生活带来丰富性的同时，也给当代中国人的生活留下了许多问题和遗憾。

你还可能感兴趣

我要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