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超大型城市发展转型研究_覃剑著_9787521805437

本书重点梳理供给侧结构改革的缘起、内涵和实践，提出基于供给侧结构改革背景下超级大城市发展的动力机制，包括超级大城市生产要素供给侧结构改革、空间结构供给侧结构改革、集聚经济供给侧结构改革、城市网络供给侧结构改革、制度环境供给侧结构改革等。

在世界文明版图中，城市是最闪亮的星。根据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公布的《2018年世界城市化趋势》报告显示，世界城市人口从1950年的7. 51亿人增长到2018年的42亿人，如今世界上55%的人口居住在城市，而预计到2050年全球城市化率将达到68%。在城市的浩瀚宇宙中，到2030年世界将有43个超过1000万居民的超大型城市，这些城市大多数位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城市化快速发展推动了人类文明不断进步，但是城市资源供给正面临无法满足不断膨胀的城市人口和经济需求的困境。根据2016年10月20日联合国住房和城市可持续发展大会通过的《新城市议程》，人口、经济活动、社会和文化互动，以及环境和人道主义影响越来越集中在城市，对住房、基础设施、基本服务、粮食安全、健康、教育、就业、安全和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构成重大挑战。尤其是随着发展中地区和新兴市场国家的城市人口快速增长，城市化的挑战将愈来愈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进程，城市发展波澜壮阔，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资料，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由1978年的17. 90/0提．高到2018年的59. 58%，城市已经成为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引擎。与此同时“城市病”也不期而遇。显然，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以及城市化率的不断提高，毫无疑问更需要关心的问题是：城市是好或是坏？是健康或是病态？如何在这个“城市星球”中推动城市高速度增长向高质量转型，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
　　当然，城市发展转型并非是今天才兴起的话题。事实上，在工业革命时期，西方国家的城市率先兴起，人口迅速增长推动了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发展，并导致了“城市病”问题的出现。从此，西方的学者就开启了探索“城市病”治理之策即城市发展转型之道的研究征程，诸如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在19世纪初期提出的“新和谐村”、英国社会活动家埃比尼泽·霍华德（Ebenezer Howard）在19世纪末提出的“田园城市”、英国伦敦规划委员会总顾问昂温（Raymond Unwin）在1922年提出的“卫星城”理论、芬兰学者埃列尔·萨里宁（Eliel Saarin-en）在20世纪初期提出的“有机疏散论”等经典城市概念和建设模式都对城市经济学产生深刻的影响。实践中，一些城市开始重视通过城市规划推动城市发展转型，如伦敦于1944年编制了“大伦敦规划”，东京于1946年编制了“东京特别都市计划”，巴黎于1963年出台了“巴黎大区规划指导方案”，墨西哥城于1987年制定了第一个“城市发展总体规划”等。直至如今，以城市规划导引城市发展已经成为城市治理不可缺少的内容。
　　可以说，世界城市发展史就是城市转型史，城市发展转型则是一个历久弥新的研究课题。当前，人类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新时代，城市发展内涵更加丰富，城市发展环境日趋复杂，传统城市经济学中研究城市发展所设定的诸多假设条件失去了强有力的依据，这就要求城市发展研究朝着更加系统化的方向迈进。在诸多的研究视角中，本书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从要素、产业、功能、空间和制度五个维度探讨推动超大型城市发展转型，试图对城市发展转型形成一个相对综合的理解和认识。事实上，反思世界各国大城市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可以发现很多问题都是由于供给无法满足需求引起的。城市化过程和城市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各种需求往往是市场机制作用的结果。因此，政府基于“需求侧”对城市发展进行调控可能会很难厘清政府与市场边界，一旦抑制了“市场需求”实现低水平的供给与需求平衡，可能会导致城市发展动力不足、活力下降；而通过主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结构优化等举措增强城市的供给能力，在更高水平实现供给和需求平衡，可能更有利于提升城市的综合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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