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一生中给自己“眼中最美的女子”张兆和写了很多书信，这些广为人知。然而，张兆和从20 世纪30 年代起，直到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写给沈从文的书信和日记却不为大众所知。 本书以精选的30 多封张兆和写给沈从文的书信为主体内容，反映了张兆和与沈从文从相识、结婚、分离、相聚到相濡以沫的一生。这些细腻、平实的文字，充分反映了张沈二人在半个多世纪里的生活和情感经历，让当下读者感受到跨越时代的情感力量。
1/本书是张兆和先生作品首次完整出版，因此意义非同寻常。2/本书以精选的30多封张兆和写给沈从文的书信为主体内容，反映了张兆和与沈从文从相识、结婚、分离、相聚到相濡以沫的一生。这些细腻、平实的文字，充分反映了张沈二人在半个多世纪里的生活和情感经历，让当下读者感受到跨越时代的情感力量，给人温暖、让人感动。3/本书随文配有大量张氏家族老照片，图文并茂，让人赏心悦目。有些照片是首次公开。4/本书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对于研究张兆和与沈从文有一定的帮助。
代序：从第一封信到第一封信
张允和
上海有一条最早修筑的小铁路，叫淞沪铁路，从上海向北到炮台湾。
英国怡和洋行在同治年间（1862—1874）没有得到清政府的允许，自行开始修筑这条铁路。到光绪二年（1876）完工。从上海到吴淞镇，路长只有十四公里。第二年（1877），清政府认为外国人居然在中国领土上修筑铁路，这条铁路破坏了风水，是中国人的奇耻大辱，跟怡和洋行进行了无数次的交涉，出钱把铁路买到中国手中后，在愤怒之下，下令拆毁；把机件等物储存在炮台湾。经过了漫长的二十年，到光绪二十三年（1897），重新拨官款在原地修复通行。因为机件在炮台湾，淞沪铁路由吴淞镇延长两公里，全长为十六公里。
中国公学就在吴淞镇和炮台湾之间，它们三个所在地形成一个等边三角形。中国公学的同学都以学校在中国第一条铁路所在地为荣。
我和三妹兆和都是1927年作为第一批女生进中国公学预科的。这时候三妹十七岁，我十八岁，第一条铁路整整三十岁（如果不算前二十年的帐）。
我和三妹不但同时进中国公学，还在她三岁我四岁时（1913）在上海同一天开蒙认方块字，念“人之初”。四年后（1917）搬家去苏州，同在家塾里，同在一个桌子上念《孟子》《史记》《文选》和杂七八拉的五四运动的作品。我们三个女学生（大姐元和、我、三妹兆和）很阔气，有三位老师：一位道貌岸然的于先生专教古文；另一位王孟鸾老师教白话文，也教文言文；一位吴天然女教师，是教我们跳舞、唱歌的。在《三叶集》（叶圣陶的子女写的集子）中好像提到过她。又四年（1921）我和三妹又同时进入苏州女子职业中学。读了一年，我们又同时留级，因为除中文课程外，其他课程都不及格。我们两姐妹是有福同享、有祸同当的患难姐妹。
三妹比我用功，她定定心在中国公学读完了大学，以优异成绩毕业。我却先后读了三个大学。在中国公学两年，一年预科，一年“新鲜生”。（之后）就转学光华大学，也是第一批招收女生的大学。“一·二八”战争（爆发），苏州到上海火车不通，我坐轮船到杭州之江大学借读了一学期。最后，又回到光华大学戴方帽子的。
大学里收女生是新鲜事，男生对我们女生既爱护又促狭。他们对女生的特点很清楚，挨个儿为我们起绰号。世传三妹的绰号“黑凤”，并不是男生起的，这名字我疑心是沈从文起的。原来男生替她起的绰号叫“黑牡丹”，三妹最讨厌这个美绰号。我有两个绰号，一个叫“鹦哥”，因为我爱穿绿；另一个绰号就不妙了，叫“小活猴”。可这个绰号见过报的。你如不信，可看1928 年上海《新闻报》上有这么一篇报道：《中国公学篮球队之五张》，其中有“……张允和玲珑活泼、无缝不钻，平时有‘小活猴’之称……惜投篮欠准……”五个姓张的是张兆和、张允和、张萍、张依娜、张××。队长是三妹。我对运动外行，身体瘦弱，人一推就倒。可我喜欢滥竽充数，当一个候补队员也好。
我家三妹功课好，运动也不差，在中国公学是女子全能运动第一名。可在上海女大学生运动会上，她参加五百米短跑是最后一名。
中国公学的老校长何鲁，忽然下了台，到现在我还不知道是什么缘故。接任校长是五四运动赫赫有名的胡适之先生，他早年曾在中国公学念过书。他聘请了几位新潮流的教员，其中有一位就是沈从文。三妹选了他的课，下了第一堂课，回到女生宿舍后，谈到这位老师上课堂讲不出话来挺有趣。听说沈从文是大兵出身，我们也拜读过他几篇小说，是胡适之校长找来的人一定不错，可我们并不觉得他是可尊敬的老师，不过是会写写白话文小说的青年人而已。
别瞧三妹年纪小，给她写情书的人可不少。她倒不撕这些“纸短情长”的信，一律保存，还编上号。这些编号的信，保存在三妹好友潘家延处。家延死后，下落何处，不得而知。
有一天，三妹忽然接到一封薄薄的信。拆开来看，才知道是沈从文老师的信。第一句话：“不知道为什么我忽然爱上了你！”当然，三妹没有复信。接着第二封、第三封信，要是从邮局寄信，都得超重。据三妹说，原封不退回。第四封以后的信，没听见三妹说什么，我们也不便过问。但是知道三妹没有复信，可能保存得相当周密。
我转学到上海大西路光华大学（1929），这以后，沈从文究竟给三妹多少封信，我当姐姐的不好过问。是不是三妹专为沈从文编过特殊的号，这也是秘密。
大概信写得太多、太长、太那个，三妹认为老师不该写这样失礼的信、发疯的信，三妹受不了。忽然有一天，三妹找到我，对我说：“我刚从胡适之校长家里回来。”我问她：“去做什么？”她说：“我跟校长说，沈老师给我写这些信可不好！”校长笑笑回答：“有什么不好！我和你爸爸都是安徽同乡，是不是让我跟你爸爸谈谈你们的事。”三妹急红了脸：“不要讲！”校长很郑重地对这位女学生说：“我知道沈从文顽固地爱你！”三妹脱口而出：“我顽固地不爱他！”以上是三妹亲口跟我讲的话，我记得一清二楚。可是我们两姐妹都有了孙女时，偶尔谈到“顽固地”“爱他”和“不爱他”时，三妹矢口否认跟我说过这些话。
光阴如箭，这箭是火箭。人过了二十五岁后，觉得日子过得比过去快上一倍，你有这样的感觉吗？一下子，半个世纪过去了。
在这半个世纪中，我和三妹同年（1933）结婚，我嫁周耀平（现名周有光），她嫁沈从文；我和三妹同年生儿子，我的儿子叫晓平，她的儿子叫龙朱。卢沟桥事变，我们两家分开。她老沈家住云南呈贡，我老周家在四川漂流，从成都到重庆，溯江而上到岷江，先后搬家三十次以上。
日本投降后（1946），张家十姐弟才在上海大聚会，照了合家欢。这以后又各奔前程。从此天南地北、生离死别，再也聚不到一起了。一直到1956 年，有三家定居北京，那就是三妹兆和家，三弟定和家跟我家三家。算是欢欢喜喜、常来常往过日子。十年后（1966），猛不丁地来了个“文化大革命”，这下子三家人又都妻离子散。两年后，北京三家人家只剩下四口人——沈家的沈二哥、张家的张以连、我家祖孙二人——相依为命。连连十二岁独立生活，我的孙女小庆庆九岁。三妹下放湖北咸宁挑粪种田，听说还和冰心结成“一对红”。三弟下放放羊。我家五口人。儿子晓平、媳妇何诗秀下放湖北潜江插秧、种菜。我家爷爷（周有光）下放宁夏贺兰山阙的平罗，捡种子、编筛子、捡煤渣，还有开不完的检讨、认罪会。大会多在广场上开。有时遇到空中大雁编队飞行，雁儿集体大便，弄得开会的人满头满身都是黏答答的大雁大便，它方“便”人可不“方便”，洗都难洗干净。我家有光幸亏戴顶大帽子，总算头上没有“鸟便”。有光跟我谈起这件事，认为是平生第一次遭遇到的有趣的事。
本来也要我带庆庆跟着爷爷下放平罗的。我思想搞不通，不去，就不去，动员我也不去，也无可奈何我。我是娇小姐，受不了那塞外风沙，也吃不下为三个人打井水、洗衣服、生炉子烧饭的苦。我一把锁锁上了城里沙滩后街五十五号大杂院里我住的房子的大门（原有五间半房子，上缴了四间）。住到中关村科学院宿舍儿子家，看孙女、烧饭，靠丈夫、媳妇三人给我微薄的津贴打发日子。真正不够用时，我有好亲戚好朋友处可借。虽然他们生活也不好，可他们总会竭力为我张罗。我一辈子怕开口问人借钱，这下子完了，只好厚着脸皮乞讨，这也是人生应有经历。
过年过节，我把十二岁的小连连接到中关村住几天，庆庆就不肯叫他“叔叔”，瞧不起他。庆庆说：“我为什么要叫他叔叔，他只比我大三岁，他没羞没臊，还抢我糖吃。我不但不叫他‘叔叔’，也不叫他‘连连’，我叫他‘小连’。”我骂庆庆，太没有礼貌。
有一次，我进城到东堂子胡同看望沈二哥。那是1969 年初冬，他一个人生活，怪可怜的。屋子里乱得吓人，简直无处下脚。书和衣服杂物堆在桌子上、椅子上、床上……到处灰蒙蒙的。我问他：“沈二哥，为什么这样乱？”他说：“我就要下放啦！我在理东西。”可他双手插在口袋里，并没有动手理东西。他站在床边，我也找不到一张可坐的椅子，只得站在桌子边。我说：“下放！？我能帮忙？”沈二哥摇摇头。我想既然帮不了忙，就回身想走。沈二哥说：“莫走，二姐，你看！”他从鼓鼓囊囊的口袋里掏出一封皱头皱脑的信，又像哭又像笑地对我说：“这是三姐（他也尊称我三妹为‘三姐’）给我的第一封信。”他把信举起来，面色十分羞涩而温柔。我说：“我能看看吗？”沈二哥把信放下来，又像给我又像不给我，把信放在胸前温一下，并没有给我。又把信塞在口袋里，这手抓紧了信再也不出来了。我想，我真傻，怎么看人家的情书呢？我正望着他好笑。忽然沈二哥说：“三姐的第一封信——第一封。”说着就吸溜吸溜哭起来，快七十岁的老头儿像一个小孩子哭得又伤心又快乐。我站在那儿倒有点手足无措了。我悄悄地走了，让他沉浸、陶醉在那春天的“甜涩”中吧！
1988年5月9日晚，初稿成于沈从文二哥逝世前24小时
张兆和，现代女作家，沈从文先生的妻子。1932 年毕业于中国公学大学部外语系，毕业后任中学教师。1949 年就读于华北大学二部。曾任北京师范大学附中、师大二附中教师和《人民文学》编辑。1941 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短篇小说集《湖畔》，与沈从文合著《沈从文家书》等。
代 序：从第一封信到第一封信 张允和
一、顽固地爱与被爱
叫我如何办法呢
没头没脑的
我终于到胡先生家去了
呼我“兆和小姐”
月光泻满了一房
我不得不谨慎
他不免伤感地哭了半天
人生惟一重要的一件事
附：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
二、多远的路程 多久的隔离
猛然想着你
期待中把白日同黑夜送走
把我二哥的身子吹成一块冰
今天是什么日子
这场战争什么时候才有结果
我想着你那性格便十分担忧
下次谈好一点的
北平不能久留
南京完了
故乡虽好不能久待
连日心乱如麻
我现在的焦灼
消散去我心上的迷雾
又是一年除夕
你应已在作万里之行了
想从从容容写封信给你
三、我从来不感到孤独
入学第二天
写信的时间都不容易找到
天佑他们
我一来丁庄就胖了
总是惦记着红红
兆和有两封信
一面看菜地一面给你们写信
跌了三个半跤
又是大太阳
一对新人来了
来到丹江
菜地在大路旁
难得一个凉爽宜人的星期天
小虎出差来北京才是喜事
一行三众游承德
爸爸到友谊宾馆全托
红红被评为三好学生
《沈从文家书》后记
附一 沁着那一丝清香
在桃源
小船上的信
夜泊鸭窠围
横石和九溪
历史是一条河
泸溪黄昏
复张兆和
一切视为自然
赤着膊子在阳光下收拾炉子
附二 张兆和年谱
猛然想着你
二哥：
乍醒时，天才蒙蒙亮，猛然想着你，猛然想着你，心便跳跃不止。我什么都能放心，就只不放心路上不平靖，就只担心这个。因为你说的，那条道不容易走。我变得有些老太婆的迂气了，自打你决定回湘后，就总是不安，这不安在你走后似更甚。不会的，张大姐说，沈先生人好心好，一路有菩萨保佑，一定是风调雨顺一路平安到家的。不得已，也只得拿这些话来自宽自慰。虽是这么说，你一天不回来，我一天就不放心。一个月不回来，一个月中每朝醒来时，总免不了要心跳。还怪人担心吗？想想看，多远的路程多久的隔离啊。
你一定早到家了。希望在你见到此信时，这里也早已得到你报告平安的电信。妈妈见了你，心里一快乐，病一定也就好了。不知道你是不是照我们在家里说好的，为我们向妈妈同大哥特别问好。
昨天回来时，在车子上，四妹老拿膀子拐我。她惹我，说我会哭的，同九妹拿我开玩笑。我因为心里难受，一直没有理她们。今天我起得很早。精神也好，因为想着是替你做事，我要好好地做。我在给你写信，四妹伸头缩脑的。九妹问我要不要吃窠鸡子。我笑死了。
路上是不是很苦？这条路我从未走过，想像不到是什么情形，总是辛苦就是了。
我希望下午能得到你信。
兆和
一月八日晨
（1934年1月8日 北平)
代序：从第一封信到第一封信
张允和
上海有一条最早修筑的小铁路，叫淞沪铁路，从上海向北到炮台湾。
英国怡和洋行在同治年间（1862—1874）没有得到清政府的允许，自行开始修筑这条铁路。到光绪二年（1876）完工。从上海到吴淞镇，路长只有十四公里。第二年（1877），清政府认为外国人居然在中国领土上修筑铁路，这条铁路破坏了风水，是中国人的奇耻大辱，跟怡和洋行进行了无数次的交涉，出钱把铁路买到中国手中后，在愤怒之下，下令拆毁；把机件等物储存在炮台湾。经过了漫长的二十年，到光绪二十三年（1897），重新拨官款在原地修复通行。因为机件在炮台湾，淞沪铁路由吴淞镇延长两公里，全长为十六公里。
中国公学就在吴淞镇和炮台湾之间，它们三个所在地形成一个等边三角形。中国公学的同学都以学校在中国第一条铁路所在地为荣。
我和三妹兆和都是1927年作为第一批女生进中国公学预科的。这时候三妹十七岁，我十八岁，第一条铁路整整三十岁（如果不算前二十年的帐）。
我和三妹不但同时进中国公学，还在她三岁我四岁时（1913）在上海同一天开蒙认方块字，念“人之初”。四年后（1917）搬家去苏州，同在家塾里，同在一个桌子上念《孟子》《史记》《文选》和杂七八拉的五四运动的作品。我们三个女学生（大姐元和、我、三妹兆和）很阔气，有三位老师：一位道貌岸然的于先生专教古文；另一位王孟鸾老师教白话文，也教文言文；一位吴天然女教师，是教我们跳舞、唱歌的。在《三叶集》（叶圣陶的子女写的集子）中好像提到过她。又四年（1921）我和三妹又同时进入苏州女子职业中学。读了一年，我们又同时留级，因为除中文课程外，其他课程都不及格。我们两姐妹是有福同享、有祸同当的患难姐妹。
三妹比我用功，她定定心在中国公学读完了大学，以优异成绩毕业。我却先后读了三个大学。在中国公学两年，一年预科，一年“新鲜生”。（之后）就转学光华大学，也是第一批招收女生的大学。“一·二八”战争（爆发），苏州到上海火车不通，我坐轮船到杭州之江大学借读了一学期。最后，又回到光华大学戴方帽子的。
大学里收女生是新鲜事，男生对我们女生既爱护又促狭。他们对女生的特点很清楚，挨个儿为我们起绰号。世传三妹的绰号“黑凤”，并不是男生起的，这名字我疑心是沈从文起的。原来男生替她起的绰号叫“黑牡丹”，三妹最讨厌这个美绰号。我有两个绰号，一个叫“鹦哥”，因为我爱穿绿；另一个绰号就不妙了，叫“小活猴”。可这个绰号见过报的。你如不信，可看1928 年上海《新闻报》上有这么一篇报道：《中国公学篮球队之五张》，其中有“……张允和玲珑活泼、无缝不钻，平时有‘小活猴’之称……惜投篮欠准……”五个姓张的是张兆和、张允和、张萍、张依娜、张××。队长是三妹。我对运动外行，身体瘦弱，人一推就倒。可我喜欢滥竽充数，当一个候补队员也好。
我家三妹功课好，运动也不差，在中国公学是女子全能运动第一名。可在上海女大学生运动会上，她参加五百米短跑是最后一名。
中国公学的老校长何鲁，忽然下了台，到现在我还不知道是什么缘故。接任校长是五四运动赫赫有名的胡适之先生，他早年曾在中国公学念过书。他聘请了几位新潮流的教员，其中有一位就是沈从文。三妹选了他的课，下了第一堂课，回到女生宿舍后，谈到这位老师上课堂讲不出话来挺有趣。听说沈从文是大兵出身，我们也拜读过他几篇小说，是胡适之校长找来的人一定不错，可我们并不觉得他是可尊敬的老师，不过是会写写白话文小说的青年人而已。
别瞧三妹年纪小，给她写情书的人可不少。她倒不撕这些“纸短情长”的信，一律保存，还编上号。这些编号的信，保存在三妹好友潘家延处。家延死后，下落何处，不得而知。
有一天，三妹忽然接到一封薄薄的信。拆开来看，才知道是沈从文老师的信。第一句话：“不知道为什么我忽然爱上了你！”当然，三妹没有复信。接着第二封、第三封信，要是从邮局寄信，都得超重。据三妹说，原封不退回。第四封以后的信，没听见三妹说什么，我们也不便过问。但是知道三妹没有复信，可能保存得相当周密。
我转学到上海大西路光华大学（1929），这以后，沈从文究竟给三妹多少封信，我当姐姐的不好过问。是不是三妹专为沈从文编过特殊的号，这也是秘密。
大概信写得太多、太长、太那个，三妹认为老师不该写这样失礼的信、发疯的信，三妹受不了。忽然有一天，三妹找到我，对我说：“我刚从胡适之校长家里回来。”我问她：“去做什么？”她说：“我跟校长说，沈老师给我写这些信可不好！”校长笑笑回答：“有什么不好！我和你爸爸都是安徽同乡，是不是让我跟你爸爸谈谈你们的事。”三妹急红了脸：“不要讲！”校长很郑重地对这位女学生说：“我知道沈从文顽固地爱你！”三妹脱口而出：“我顽固地不爱他！”以上是三妹亲口跟我讲的话，我记得一清二楚。可是我们两姐妹都有了孙女时，偶尔谈到“顽固地”“爱他”和“不爱他”时，三妹矢口否认跟我说过这些话。
光阴如箭，这箭是火箭。人过了二十五岁后，觉得日子过得比过去快上一倍，你有这样的感觉吗？一下子，半个世纪过去了。
在这半个世纪中，我和三妹同年（1933）结婚，我嫁周耀平（现名周有光），她嫁沈从文；我和三妹同年生儿子，我的儿子叫晓平，她的儿子叫龙朱。卢沟桥事变，我们两家分开。她老沈家住云南呈贡，我老周家在四川漂流，从成都到重庆，溯江而上到岷江，先后搬家三十次以上。
日本投降后（1946），张家十姐弟才在上海大聚会，照了合家欢。这以后又各奔前程。从此天南地北、生离死别，再也聚不到一起了。一直到1956 年，有三家定居北京，那就是三妹兆和家，三弟定和家跟我家三家。算是欢欢喜喜、常来常往过日子。十年后（1966），猛不丁地来了个“文化大革命”，这下子三家人又都妻离子散。两年后，北京三家人家只剩下四口人——沈家的沈二哥、张家的张以连、我家祖孙二人——相依为命。连连十二岁独立生活，我的孙女小庆庆九岁。三妹下放湖北咸宁挑粪种田，听说还和冰心结成“一对红”。三弟下放放羊。我家五口人。儿子晓平、媳妇何诗秀下放湖北潜江插秧、种菜。我家爷爷（周有光）下放宁夏贺兰山阙的平罗，捡种子、编筛子、捡煤渣，还有开不完的检讨、认罪会。大会多在广场上开。有时遇到空中大雁编队飞行，雁儿集体大便，弄得开会的人满头满身都是黏答答的大雁大便，它方“便”人可不“方便”，洗都难洗干净。我家有光幸亏戴顶大帽子，总算头上没有“鸟便”。有光跟我谈起这件事，认为是平生第一次遭遇到的有趣的事。
本来也要我带庆庆跟着爷爷下放平罗的。我思想搞不通，不去，就不去，动员我也不去，也无可奈何我。我是娇小姐，受不了那塞外风沙，也吃不下为三个人打井水、洗衣服、生炉子烧饭的苦。我一把锁锁上了城里沙滩后街五十五号大杂院里我住的房子的大门（原有五间半房子，上缴了四间）。住到中关村科学院宿舍儿子家，看孙女、烧饭，靠丈夫、媳妇三人给我微薄的津贴打发日子。真正不够用时，我有好亲戚好朋友处可借。虽然他们生活也不好，可他们总会竭力为我张罗。我一辈子怕开口问人借钱，这下子完了，只好厚着脸皮乞讨，这也是人生应有经历。
过年过节，我把十二岁的小连连接到中关村住几天，庆庆就不肯叫他“叔叔”，瞧不起他。庆庆说：“我为什么要叫他叔叔，他只比我大三岁，他没羞没臊，还抢我糖吃。我不但不叫他‘叔叔’，也不叫他‘连连’，我叫他‘小连’。”我骂庆庆，太没有礼貌。
有一次，我进城到东堂子胡同看望沈二哥。那是1969 年初冬，他一个人生活，怪可怜的。屋子里乱得吓人，简直无处下脚。书和衣服杂物堆在桌子上、椅子上、床上……到处灰蒙蒙的。我问他：“沈二哥，为什么这样乱？”他说：“我就要下放啦！我在理东西。”可他双手插在口袋里，并没有动手理东西。他站在床边，我也找不到一张可坐的椅子，只得站在桌子边。我说：“下放！？我能帮忙？”沈二哥摇摇头。我想既然帮不了忙，就回身想走。沈二哥说：“莫走，二姐，你看！”他从鼓鼓囊囊的口袋里掏出一封皱头皱脑的信，又像哭又像笑地对我说：“这是三姐（他也尊称我三妹为‘三姐’）给我的第一封信。”他把信举起来，面色十分羞涩而温柔。我说：“我能看看吗？”沈二哥把信放下来，又像给我又像不给我，把信放在胸前温一下，并没有给我。又把信塞在口袋里，这手抓紧了信再也不出来了。我想，我真傻，怎么看人家的情书呢？我正望着他好笑。忽然沈二哥说：“三姐的第一封信——第一封。”说着就吸溜吸溜哭起来，快七十岁的老头儿像一个小孩子哭得又伤心又快乐。我站在那儿倒有点手足无措了。我悄悄地走了，让他沉浸、陶醉在那春天的“甜涩”中吧！
1988年5月9日晚，初稿成于沈从文二哥逝世前24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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