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学杂忆》是舒芜回忆亲人、怀念家乡、回顾成长与工作经历文章的结集。书中讲述了舒芜来自外祖父桐城派殿军马其昶，祖父诗人、书法家方守敬，姑姑新月派诗人方令孺，父亲古典文学研究专家方孝岳，表兄文史学家马茂元，大哥新月派诗人方玮德等人的家学熏陶、润泽积累。舒芜在精神摇篮中的成长路径，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工作于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所见所闻。传统文化的底色和时代激变的碰撞如何组成一个人的命运。这是舒芜摭拾于精神成长史的“朝花夕拾”。
舒芜摭拾于精神成长史的“朝花夕拾”
舒芜追忆来自桐城方家、马家润泽积累的家学熏陶、新派旧派的双重涵养：桐城派殿军马其昶，诗人、书法家方守敬，文史学家方孝岳、马茂元，新月派诗人方令孺、方玮德。在新文学的激越和传统文化的熏染下，在私塾家馆和新书新刊之间，践行融合古今中西的文化圆融之路。时代更迭中知识分子如何抉择自我教育的历史记忆。
舒芜(1922―2009)，安徽桐城人。本名方管，学名方硅德，字重禹。中国现代作家、文学评论家。1938年向《广西日报》副刊《南方》投稿时始用“舒芜”的笔名。1937年考入高中时适逢抗战爆发，即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并为《桐报》主编副刊《十月》。1940年辍学，在湖北、四川等地农村任小学、中学教师。1944―1949年，历任国立女子和师范学院、江苏学院、南宁师范学院副教授、教授，进行文学、哲学的教学与研究。1945年初在胡风主编的《七月》上发表《论主观》一文，成为一场长达5年之久的文艺论争的主要焦点之一。这时期还创作了不少杂文，结为《挂剑集》。1949年后任广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研究部部长、南宁市文联副主席、市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南宁中学校长。1952年到北京，历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编辑室副主任、编审。1979年开始任《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审。
“桐城派”与桐城文化
我非方苞之后
家学杂忆
大家庭杂忆——《家学杂忆》的补充
先祖凌寒公和他的《吟稿》
先父方孝岳教授与其《大陆近代法律思想小史》
方孝岳著《中国文学批评》
《中国文学批评》和《中国散文概论》
母亲，一个平凡女性的尊严
白色的飘飏——大哥方玮德
苏州·钱仲联·马茂元
岭海传薪正有人
勺园花木
小书柜——我的精神摇篮
私塾里的背诵
家馆滋味忆吾师
敬悼王组人师
发表欲、出版梦
立说与著书
也曾“坐拥书城”
初宴
乡场教育家们
忆武库街
“歌于斯，哭于斯”的北京
我对读经呼声的警惕
我怎么写起关于周作人的文章
吴孟复作《唐宋八大家简述》序
五十年代人文社散记
大寿薄礼——祝人民文学出版社建社五十周年
私塾里的背诵
报上有文章主张学生应该背诵一些古典诗文，引起我回想小时在家塾里背书的情形。
私塾教育在科举时代，原是为应科举考试做准备的。我进家塾，已经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之末，科举制度已经废除了二十多年，我们家里从父亲他们那一辈起，都是读几年家塾之后便要进新式学校的了。但是我们在家塾里读的“四书”“五经”、唐诗、古文，全得背诵，这显然还是科举时代私塾教育的遗法。因为科举考试最主要的是考“四书文”，从“四书”中摘出一句数句或一章，即为作文的命题，叫你作一篇八股文加以发挥，这叫作“代圣贤立言”，所以“四书”第一要读得熟而又熟。还要考经义，所以“五经”也要熟读。还要作试帖诗，所以要熟读唐诗。古文主要是读唐宋八大家的，实际上是把他们看作八股文的先辈或长亲。大约这一套在私塾教育里已经定型，习惯相沿，即使科举制度废除了二十多年之后，只要你开私塾仍然很难完全摆脱它。
我们受的私塾教育，也有了些改变：“四书”虽仍是要从头到尾熟读，但是已经不读朱熹的注，这在科举时代是要读的，因为八股文里发挥“四书”的道理，规定了只准根据朱熹的解释。“五经”之中，只有《诗经》和《左传》（读《左传》就是读《春秋》）是全读，其他都是选读。八股文一篇没有读过，更没有学作过，我们的写作课只是作一般的文言文；从未命题作诗，我们是读了《唐诗三百首》，慢慢有兴趣自己学着做的，从未抄在作文本上请老师批改。旧时私塾里，作文之前，先要对对子，为八股文、试帖诗打基础，我们也没有经过这一段训练。总之，我们受的私塾教育，已经大为简化了。
在读“四书”“五经”之前，还有一个发蒙的阶段。旧时蒙学教材，通行的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神童诗》《千家诗》《龙文鞭影》《声律启蒙》《增广贤文》等等。我们只读过《三字经》一种；但是我们还读了一本《弟子规》，一本《读史论略》，这两种却有些特别，似乎不是一般通行常读的。
不管是蒙学书，是“四书”“五经”，是《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教学方法都是着重背诵。每天早晨一上学，先生（那时不称“老师”，当面背面都称“先生”）便上一段生书。“上”是讲解之意；有些塾师不会讲解，只会把课文朗读出来，叫学生跟着朗读，也叫作“上”。“生书”是尚未读“熟”的书之意。然后学生各归座位，一遍一遍地朗诵当天的“生书”，不拘遍数，不拘时间，读到自己觉得能背诵的程度，便自动去先生面前请求“背书”。学生将自己的书呈于先生面前，然后背向先生，高声背诵，往往左右摇晃着身体，两脚随之一起一落，仿佛为背诵打拍子。如果背诵得格格涩涩，显系没有读熟，先生便令其拿书回座位再读；先生大发脾气时把书怒掷于地，叫学生捡起来回去读，也是有的。当天的生书读熟，背诵通过之后，还有“小总”和“大总”。先将昨天今天两天上的书连在一起读，再到先生面前背诵一遍，这叫作“小总”。然后又将最近十天上的书，连在一起读，又到先生面前背诵一遍，这叫作“大总”。这是在反复巩固记忆。这样算起来，每一段书都熟读背诵过十二遍。凡“四书”“五经”，都是这样的读法，每一个上午，都在这样反复朗读和背诵中度过。下午用于练大小字及三五日作文一次，等等。晚饭后上夜学，则是读诗和古文的时间，主要教材是《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都是选着讲读；另外还自别的书上选讲一些，作为补充。这种补充教材，由学生自己抄下来，各自汇订成册，诗古文都要求背诵，但不要“小总”“大总”，只是一次背诵通过就行。
上面说过，过去教私塾的老师，有的并不会讲解，只会把课文一句一句地念出来，叫学生跟着念。我们家里聘请的老师都能讲解，能把书上的古奥文句换成口头说的白话，讲出一个大概来。我最爱听讲《左传》，因为那里面有历史故事，特别是历时较长的连贯性故事，例如晋公子重耳流亡在外十九年，经历各种艰难险阻的故事，我听了就很同情这个人物，关心他的命运，希望他得到好结局，终于很高兴地看到他回了晋国，继承了国君之位，是为晋文公，他并且建立了霸业，成为赫赫有名的“春秋五霸”之一，提起来我好像同他认识似的。《诗经》是韵文，尽管古今音韵颇有变迁，读起来大致仍能朗朗上口，所以读得也还有兴趣，这主要是指“风”和“小雅”而言，“大雅”和“颂”可不好读。更有兴趣的是读汉魏以下的五七言诗，浅显易懂，音韵调谐，写景抒情能打动孩子们的心，都是原因。最难读的是佶屈聱牙的《尚书》，最难懂的是讲性论道、谈仁说义的儒家哲学理论，最无味的是唐宋八大家那些有意“作”出来的文章，当时虽然都硬读强记下来，以后很快便忘了。
五六年时光的背诵教育，不能说是完全白费。后来看人家的文章，听人家的谈话，遇着引用到“四书”“五经”里的文句、典故、格言、成语之类的，或者议论到这些书中的事情和道理的，我多少能够知道一些，不会完全茫然，必须翻书查考时大致有个方向，有些线索，这恐怕是最显著的收获了。中国两千年来，独尊儒家，儒家的经典是读书人个个要熟读要尊重的。于是文字语言中，自然会大量地引用这些书，涉及这些书，读书人的立身行事的准则，言谈议论的绳尺，也多不言而喻地出自这些书，所以背诵过这些书的，理解起来自然会比没有背诵过的方便些。但是，用了五六年死记硬背的代价，换来这些收获，我看代价是太大了，何况假如不是要同中国古典文史多打交道的人，那么他根本不太需要这种收获哩。
但有一点，我一向主张：凡是有志于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人，应该尽可能多地熟读背诵古典诗文的名篇，不能仅以翻翻看看为满足。只有熟读背诵，还得加上自己动笔学着写一些文言文和旧体诗，方才能够涵泳其间，知其浅深甘苦，否则总不免于“隔”。这不是就一般中小学生而言，因为他们将来只会有极少数人去研究中国古典文学。至于作为国民必备的文化知识，要求一般中小学生都能背诵若干最有名的古典诗篇，我也是赞成的，那分量一定极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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