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中国农村的风习、改造与抵拒——兴隆场（1940—1941）_（加拿大）伊莎白（Isabel Crook）（美）柯临清（Christina Gilmartin）_9787521304855

《战时中国农村的风习、改造与抵拒——兴隆场（1940—1941）》是加拿大人类学家伊莎白（Isabel Crook）和国际著名汉学女性主义者、美国东北大学（Northeastern University）历史系教授柯临清（Christina Gilmartin）合著的关于兴隆场（今属重庆市璧山县大兴镇）的人类学调查专著。伊莎白生于四川成都的一个加拿大传教士家庭；1939年，经晏阳初介绍，参加兴隆场的乡村建设实验，并进行人类学调查；1948年，应中共中央外事组邀请，参加外事学校（北京外国语学院前身）的创建工作。书稿以抗战时期在兴隆场挨家挨户的调研、访谈为基础，全面、客观地记录了有关当地历史沿革、政治、经济、婚姻、妇女、法律诉讼、民间信仰等方方面面的信息，保存了大量的鲜活事例，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学术调研与分析，读来让人仿佛置身于历史的现场。

序言伊莎白这本书的出版之路既漫长又曲折，就像蜿蜒在七十多年前我曾待过的那个四川小镇上的青石小巷。我的研究工作就是从那里起步的。经历了世界大战、硕士求学生活、田野调查以及中国境内的革命战争和包括“文革”在内的历次政治运动，在结束了三十年的教学生涯之后，我终于有机会重新整理当年的手稿，重游旧地，并着手写作此书。一切还得从我结束在多伦多大学的学业、获得硕士学位（人类学是我的辅修专业）、返回中国说起。那时，孙恩三邀请我加入一个由他主持、在四川兴隆场开展的乡村建设项目，该项目得到了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简称“协进会”）的资助。我的任务是协助调查全乡一千五百户居民的经济生活状况。在当时的乡建圈子里，逐户调查还是一个刚刚流行、相当时髦的概念，孙恩三对此充满热情。我之所以接受他的邀请：一则禁不住这个项目的诱惑；二则也是想借此机会积累更多人类学实践经验，为将来申请攻读博士学位做准备。我于1940 年秋来到兴隆场，正式加入工作组。除我之外，工作组还包括一名护士、一名教师和一位社会学研究者，都是女性；唯一的男成员是孙恩三的秘书，他在这里已经工作了十个月。没过多久，我便和那位学习社会学的医疗社会工作者俞锡玑结为朋友。跟我一样，她也有着教会背景，在教会大学读过书，还独立从事过田野调查研究。就这样，1941 年春天我们一起开始了在兴隆场的逐户调查。搜集来的材料既内容丰富又不无缺憾，这可以从我们所处的环境得到解释。当时条件很不利于调查活动的进行。老百姓被征粮、征兵、“估拉”壮丁吓破了胆，再加上匪患严重，到处弥漫着恐惧惊疑的气氛。山上人家住得分散，一般都养狗护院，以防盗贼、土匪或想象中的恶鬼靠近。这可害苦了我们，出门上山必得带一根打狗棍防身。好在许多乡民知道我们不是政府派来的人，而是熟识、并无威胁的年轻女子，他们都会主动把狗喊开。即使受到热情接待，我们一举一动也尽量小心谨慎，避免引起主人的不安。除了获取必要的调查信息，我们还有自己的研究兴趣，因此在交谈中不放过任何有助于了解社区生活、居民的细枝末节。到了晚上，我们整理谈话记录时，往往又会将当天的所见所闻补充进去，这份事无巨细的调查笔记于是就成为本书写作的主要素材。我和锡玑在四处走访的同时，还肩负着帮助乡民改善生活的使命。从到来那天起，工作组所有成员就没有把自己当成置身事外的旁观者，而是积极投入到当时席卷兴隆场的改革洪流中去。虽然得到部分开明乡绅的同情，一力推动改革的外来人最终还是要与因循守旧的本地人进行面对面的交锋。对于这场内外部的较量，我们既是见证者，也是参与者。人类学家一旦走出象牙塔，受雇于政府或民间机构，那么一面完成手头任务、一面从事独立调查就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学术界流行的“参与观察法”通常指研究者对研究对象（如社区）进行近距离观察并参与其生活。我们却不住在兴隆场，除了做研究，还要听从驻扎在当地的工作组的调遣；而工作组的目标十分明确，即通过乡建实验快速改变老百姓的生活状况。这样一来，传统意义上的“参与者”兼“观察者”的双重身份就派不上用场，必须找到新的介入方式和更适合我们的角色。为了保证实验顺利开展，我们采取行动时尽可能顾及乡民感受，同时努力争取有权势者的支持，甚至一度卷入当地的权力斗争之中。事实上，我们对兴隆场各种地上地下势力的了解，相当一部分便来自于工作组跟他们打交道、从无意对峙再到最后被击败的这段经历。当田野调查还在进行中时，我和锡玑便打算据此写成一份研究报告，看能否在《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上发表。1941 年10 月调查结束后，我回到成都——这座城市不仅是我出生的地方，还是我父亲曾担任教务长的华西协合大学的所在地。1942 年初，锡玑也来成都与我会合。我们又花了几个月的时间筛选材料，着重提取量化信息以备申报。然而这项工作未及完成，国际形势就急转直下。随着太平洋战场上风云突变，乡建项目被迫中止，我们也只好另谋生路。锡玑又干起了医疗社会工作的老本行。这时，我的父母已经返回加拿大，未婚夫大卫·柯鲁克（David Crook）则成为英国皇家空军的一员。于是，我也去了英国，并于1942 年7 月30 日与大卫在那里结为夫妻。在英国的头一年，我自愿进入一家兵工厂工作并参加了加拿大军队；但只要一有闲暇，仍继续研究兴隆场的那批材料。我带着研究大纲前去拜访了伦敦经济学院的雷蒙德·弗思（Raymond Firth）和伦敦大学的玛格丽特·里德（Margaret Read）。这两位人类学家都鼓励我联系正在酝酿出版“社会学与社会重建国际文丛”的基根·保罗书局，弗思还答应为我书写一篇前言（他当时正利用假期做战时服务工作）。见过丛书主编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之后，很快我便接到劳特利奇和基根·保罗出版社寄来的信函，表示同意出版兴隆场的研究报告。（在“图书馆计划”中，曼海姆罗列了待出书目，将这本尚待完成的著作暂定名为《兴隆乡：华西红色盆地中的田野调查》，著者为伊莎白和俞锡玑。待出书目还包括费孝通的《江村经济》，读者从其早期版本中仍能看到曼海姆当年亲定的目录。）二战结束后，我拿到一笔退役军人资助金，从而得以进入伦敦经济学院，师从弗思学习人类学。不久，平静的校园生活却因为我丈夫大卫的一个决定而被打破。战前当记者的他刚从皇家空军退役，打算回中国去重操旧业。这时，我向弗思提出，与其把博士论文单独建立在兴隆场调查的基础上，不如再对另一个带有不同经济背景的地点展开比较性研究，或许能让内容更加充实。弗思最终同意了我的请求。于是，我和大卫结伴返回中国，开始对中共解放区走访调查。中共方面领导人则希望我们的调查能成为继埃德加·斯诺1938 年的《红星照耀中国》之后、又一部向西方介绍中国的作品。 1947 年在解放区的生活经历对我来说是一个新的起点，标志着从此以后我将以“参与者”和“观察者”的身份置身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当中，而这显然得益于弗思当年对我的指导。他认为有助于决策的应用人类学将是战后重点发展的一门学科，而且实际问题将超越人本身占到越来越重的份量。他曾写道：“有迹象表明，人类学家将被要求承担更多解决实际问题的任务，这也是我们大家乐意见到的事情。通过进行社会背景研究，帮助找到冲突根源或计划难以实施的毛病所在，同时成功预测某项措施的社会效果等，人类学家将来一定会比今天更有作为。”1 一个人能否既参与到行动中去，同时又对正在发生的事情做出可靠观察呢（这里我避免使用已被用滥的“客观”、“公正”两个词）？弗思的回答是肯定的。他进而宣称，人类学家理应对他们研究的社会有所贡献。有所贡献应该能帮大家收集到可靠的材料，因为一项好的政策不会从糟糕的研究当中脱胎而出。我和大卫返回中国没多久，便开始了对十里店土地改革长达八个月的调查研究。1947 年11 月我们刚抵达这所村庄，即被要求务必赶在明年二月土改工作队进驻之前先对当地环境有一个大致了解，好相互熟悉，便于后期开展土改工作。我们决定从挨户走访入手，编写一本村庄发展简史。走访时，我们并不按照严格程序向村民提问，而是采取拉家常的方式，问他们的个人生活、抗战中的遭遇以及对土改的认识。我们起初不过是想和村民交朋友，但在这个过程中搜集到的第一手资料后来证明非常有用。与兴隆场不一样，十里店是华北一座仅有百来户人家的小村庄。我在这两处地方的经历颇有几分相似，比如都是在战争年代而且亲眼目睹了轰轰烈烈的改革。不同之处在于，改革分别由国民党和共产党发起，两者性质自然存在天壤之别。另外，单就两座村庄而言，也有极为显著的区别。兴隆场作为场镇，人口更多、范围更大；到了集日，它就变得异常热闹，呈现出一派繁华市镇的景象。相比之下，十里店则要冷清得多，稀稀拉拉的住户都以务农为生，仅有两支重要宗族。兴隆场宗族众多，大大小小的宗祠和节日把那里的生活装点得丰富多彩；十里店的宗族象征意义大过实际作用，除了表明亲属关系和一种承诺，顶多是保证全体成员面临困境时有基本谋生手段、不致挨饿而已。在兴隆场，经济形式的多样性使得居民生活状况迥异，既有外来人、举目无亲的乡民，也有被踢出宗族门外的，还有不与外界联系的乡民，因此贫富分化严重；但在十里店，不要说乞丐，就连衣衫褴褛的人也难得一见。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前后两次调查的目的截然不同。我和大卫都希望通过观察十里店的土地改革，对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革命运动——也许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革命运动之一——展开研究，研究它的革命动力。当调查结束时，新中国即将诞生，再做任何有关国共两党乡村改革事业的比较性研究似乎就显得不合时宜了。我和大卫从事十里店调查的同时，还应邀在一所刚刚成立、有数十名学生的外事学校教英语，帮助培养新中国的第一批外交人才。解放后，该校从河北迁往北京西北部，更名为北京外国语学院（即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前身）。我成为学院英语系的一名教员（大卫是副系主任），全身心投入教学当中。教课之余还要参与修改课程，研究适合农村孩子的教学方法，并尽力与学生、同事建立平等和睦的关系。我也参加了后来的历次政治运动，其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1966 年夏学校开始的“文革 ”。过去的研究工作只好被无限期搁置起来，直到八十年代初我离开教学一线，才再次打开了那只盛放着兴隆场调查资料的抽屉。退休生活为我完成兴隆场研究的夙愿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八十年代，东西方学术交流渐趋活跃，为我重新审视材料提供了有利环境。大批欧美汉学家的到来让我眼前一亮。他们中的许多人对我当年的研究非常感兴趣，并鼓励我在中断多年之后，重新拿起笔来写作。与此同时，中国国内的学术环境也逐渐好转，人类学和社会学都得以恢复。我决定继续做这项研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想让今天的青年学生，当然也包括我从前的学生，对旧中国乡村社会有更多了解。完成这部手稿费尽周折，而第一步便是我在锡玑的陪同下，于1981 年重访兴隆场。那时，锡玑已是位于重庆北碚的教师进修学校的一名儿童心理学教授了。接下来的十年，我忙于核对笔记、整理手稿，并时常找退休后回北京定居的锡玑互相切磋。弗思仍然一如既往地给予我指导和帮助。1992 年，他曾经问我写的东西究竟属于地方史志还是人类学。他的疑问对本书的最终成形至关重要。当时我还犹豫不决，不知如何回答，但是现在已经十分清楚，即两方面的东西都要写。 1994 年，我完成了一部三卷本的人类学著作（书名为《经济、政治与社会》），共二十五章，加上后记总计四十五万七千余字——其篇幅几乎是其他常见学术专著的四倍。综合许多中国问题学者和中国丛书编辑的反馈意见，他们都认为这本书具有出版价值，但是需作较大幅度的删减。考虑到任务艰巨，我于是邀请柯临清（Christina Kelley Gilmartin）——一位我既仰慕、又观点相近的历史学家——参与到新的写作计划中来。经过长时间讨论，其间又两度访问兴隆场（分别在1997 年和1999 年），我们决定把研究重点从人类学转向历史学，围绕地方主义观念以及当地人对变革的态度重新组织调查材料。这样一来，我们就要围绕政府和农村重建项目力图改变兴隆场的生活方式展开叙述。原稿中，这两个问题，尤其是我们农村重建工作组的项目着墨甚少。1999 年，我们还听说璧山档案馆将建新楼并向公众开放。档案馆翻新改造、拆掉虽然破旧但古色古香的老建筑固然令人惋惜，却大大方便了我们查阅官方文件，得以深入了解政府在战时发挥的功能。 2001 年和2004 年我们又两次去兴隆场体验生活、收集资料，同时还创办了一个资助当地儿童上学的基金会。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孩子虽然未在书中出现，但正是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二十一世纪初贫困地区农家子弟为改变命运付出的种种艰辛努力，从而对更早的那个年代又有了全新的认识。准确地说，兴隆场的故事是由三位女性作者共同讲述的。更准确地说，是我们合作的产物。回首当年，没有我和锡玑的携手合作就不会有那次成功的调查。出身上流家庭的锡玑既是一名叛逆者，又是一个实干家，挽起袖子能做任何事情。她先我到达兴隆场，短短几个月时间就对镇上的一切了如指掌。而我作为外国人——也是工作组唯一的外国成员——能够迅速融入当地生活，很大程度上也要归功于她对我的接纳。对好奇的锡玑来说，另外两位女同事多少显得有些乏味，而我的到来恰像为工作组注入一股新鲜血液，帮助她打开眼界，增长见识。所以我们很快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后来的日子里，锡玑作为一名杰出的研究者，能够从地方档案中准确挖掘出我和柯临清急需的史料。她送来的新发现每每带给我们极大快乐。锡玑是一个非常谦逊的人，起初执意不肯在书上署名，因为她始终认为自己一生所做最有价值的事情就是从事医疗社会服务。她在工作中也确实好几次挽救过别人的生命。直到最后她才改变初衷，同意署上自己的名字。至于我和柯临清的合作，无论从个人还是专业角度来看都是一件乐事，彼此都受益匪浅。柯临清既熟悉中国历史，又擅长对庞杂的原始资料做细致分析，这种分析方法的运用恰恰是当代学术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在写作过程中，我们共同探讨，相互启发，对问题的认识随之不断深入。在我看来，这一点正是合作的精髓所在。然而三位作者中，如今仅剩我一人健在。每念及此，不由唏嘘不已。俞锡玑于2006 年病逝，享年92 岁，算得上高寿。其时，我们似乎更应该歌颂她的一生，而不是悼念她的逝去。真正让我感到震惊、悲痛难掩的是2012 年7 月柯临清的猝然离世。作为我的挚友、同事，同时也是一位优秀的学者、教授、母亲和妻子，她本应有更长、更硕果累累的人生和学术道路要走。一直以来，我和柯临清都对这本书的价值深信不疑，能够亲眼见证它的出版自然意义非凡。现在我谨代表柯临清和我自己，向帮助实现这一梦想的贺萧（Gail Hershatter）、韩起澜（Emily Honig）以及马克·塞尔登（Mark Selden）表达衷心的谢忱——他们三人都是著名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长期关注此书并与我和柯临清保持着密切联系。我深知他们百忙之中能用如此短的时间，把书稿准确无误地编辑成册，必然为此付出巨大牺牲和努力。对此我感激不已。我希望此书能对将来的研究者有所裨益，同时也愿意保证，中外学者一定能看到所有原始资料，包括我1994 年完成的初稿。作为第一步，原始调查笔记已经以《兴隆场：抗战时期四川农民生活调查（1940—1942）》为书名，于今年1 月在北京翻译出版。北京 2013 年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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