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理论假设的原点 看透经济学的底层逻辑
经济学家是如何思考的？他们会提出一些假设，来对人类世界进行抽象，然后在假设基础之上构建理论模型。经济学家用模型来描绘真实世界，经济学家也利用模型来指导现实经济政策。这本书带领我们去考察经济学蕞基本的假设，以及这些假设背后的哲学基础，让我们清楚经济学的理论争论是如何产生的。
主流经济学一直默认的假设是：存在一只看不见的手，可以引导市场达到蕞优均衡。然而，理论家已经证明，看不见的手其实并不存在，它只是一个隐喻。但这并不妨碍西方国家央行几十年来一直向所谓的DSGE模型寻求指引，而后者仅仅是建立在对看不见的手的纯粹信仰之上！
本书按照时间顺序，通过假设的透镜，考察了经济思想史上的重要模型。作者将模型假设置于历史与理论背景之中，对各派理论的假设合理性、论证方法与结论有效性逐一做出评价。作者既阐明了每个理论家的思想特色，也追溯了经济学方法论的演变脉络：从斯密、李嘉图、马克思等对社会因素与市场因素同样重视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到设想出一个纯市场经济的新古典学者，到认为投资与增长取决于社会因素的凯恩斯，再到声称理性行为人能推动经济达到均衡的凯恩斯反对者，以及采用了另类路径的非正统经济学家和复杂经济学理论家，我们回到各门派的思想出发点，探寻是怎样的底层逻辑导致了观点的不同走向。
推敲经济学的理论假设 | 梳理各门派的底层逻辑
揭开经济学的皇帝新装 看穿经济学家的把戏
经济学家应该透明地描述关键假设。这些假设应该是真实的，而且与特定模型试图解释的情景相关。
经济学家应该解释他们模型的结构。模型的结构构成了我们看待经济体中的几个关键方面的视角。一个未经解释的模型，对于认真思考的人来说不应该相信，对于政策制定者来说也不应该使用。
无论一个模型的假设是多么符合现实，模型仍很有可能忽略了经济体中的关键方面。因为如果把所有的方面都纳入模型中就太复杂了，以至于无法讨论问题。因此，还应该思考一下一个模型所忽略的因素。
针对经济体的任何方面的解释，总是存在互相冲突的模型。为了得出实用的结论，应该在互相冲突的模型之间做出权衡。
宏观经济是极其复杂的。经济学家可以做的蕞有用的事情之一，就是公开地说明什么是他们所不知道的。
前言
二十多年前，当我还在努力地研究经济学理论的时候,就有了写这本书的初衷。至于为什么选择了写这样一本书去解释经济理论,而不是去为世界上许多紧迫的问题如何减轻收入不平等或全球变暖做些什么，提出一个具体的解决方案？因为我已经厌倦了激烈的争论那些观点看起来总是似是而非又无法让人完全认同。对此，经济学教科书通常的建议是什么都不做。例如,由相对自由的经济学家大卫·罗默（David Romer）编写的著名的2006年版《高级宏观经济学》教材。当然,这本书不可能二十年前就出现,我之所以列举它，是因为以免被声讨我在出售一本过时的漫画。基于标准的宏观经济模型,罗默估计,1990年至2050年全球变暖问题可能以每年0.03%的速度减缓全球经济增长。1是0.03%,而不是3%。显然，如果全球经济增长的速度为每年增长3%，那么全球变暖将导致其增长速度放缓至2.97%。如果你相信这个模型，就显得微不足道；如果你不相信这个模型，那么你就显得很愚蠢。我想要一些更好的框架去厘清这样的争议为何出现以及如何构成。
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早期，我是一个编辑，麻省理工学院《技术评论》主编，这是一本关于技术领域的前沿和热点问题的杂志。在其他领域，我们还涵盖了环境(一篇文章中的照片上呈现了在某核武器设施中，一架推土机正在掩埋被标记为放射性物质的一些盒子)、人工智能(马文·明斯基，此领域的先驱，认为人工智能与人类智能相比，至少能达到后者的一半水平)，以及军备竞赛(曾在《星球大战》的影响下呼声甚高，万幸的是在总统罗纳德·里根和苏联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之间的会晤后，就日渐衰微了)。
我们经常涵盖的一个领域就是生产率。在当时，几乎所有的美国经济问题从贫穷的童年到日本购买洛克菲勒中心，都被归咎于我们摇摇欲坠的生产率。因为在短期内缺少作家，我在《美国制造》上写了一篇文章，关于一份来自于麻省理工学院工业生产率委员会的报告。我问了一个愚蠢的问题,很多与报告相关的其他新闻报导甚至从未提出过的问题:生产率增长真的重要吗？如果重要，为什么？我能理解它在一个贫穷国家的重要性当所生产的食品、住房、交通和其他必需品远远达不到国民需求时。但对美国这样一个富有的国家而言，它为什么重要？在这里，苦难和贫穷并不能归咎于生产率，而是来自于分配不均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并且如今它变得更糟。经济学教科书宣称,任何试图解决分配不公的行为(如通过工会或最低工资),只会加剧失业或通货膨胀。2他们把生产率的增长描绘得如北极星般繁华耀眼，却没有提出任何改善它的建议。我对此表示怀疑，并探索出一些与之对立的构想。停滞主义者认为，美国工业有能力生产商品却无法保证卖掉它们，商品过剩、需求疲软会导致经济问题。供给学派经济学呼吁减税和使用其他刺激手段为投资创造良好的工作机会。制度上的方法（实际上是大多数技术评论文章及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委员会的报告所采用的一种方法）寻求具体的战略，例如，日本采取适时策略纠正生产率的问题。我不知道如何在它们之间作出判断。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
在《技术评论》杂志社，我既是新闻工作者，也是学者。我能够窥见政治经济学知识的风景，却无法找到那些哪怕是最巨大的岩石，更不要说推翻它们了。我审核了麻省理工学院所谓政治经济学I的课程 （我不确定该罗马数字来自哪儿，但并不存在政治经济学II）。这门课程由政治学家苏珊娜·伯杰（Suzanne Berger）和经济学家迈克尔·皮奥里（Michael Piore）讲授，该课程检验了理解经济、国家、社会之间关系的另类范式，也提供了我所寻找之框架的重要组成因素，但同时也带来了更多问题。我最终放弃了我的工作，选择去读政治科学博士学位。对于在职业生涯中期攻读博士的理智之士，我没有什么建议，那是题外的话。
我的专业领域是国际政治经济和拉美政治。我对拉丁美洲感兴趣，是因为我的一个阿根廷朋友告诉我，这里十年内发生的事情比瑞士五百年中发生的事情还要多。他肯定对瑞士有什么偏见，但在拉丁美洲确实发生着太多有趣的事，最近，类似的事情也隐约在发达国家发生。我在墨西哥国立大学（墨西哥的自治NA-cional大学或UNAM）的经济学院做访问研究员期间，为我的论文做了一些实地调查。
我发表的论文《宫廷政治：执政党如何将危机带给墨西哥》检验了二十世纪的墨西哥政治。悲哀的是，美国政治与其最坏的特点几近相似。在那些日子里，墨西哥政治的影响性在政治精英的竞争团体之间发挥出来。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合作安排确保了所有团体在政治中幸存。如果你的团体领导者成为下一任总统，你的事业发展会比我好;但我会留在政府，因为我的老板可能会成为下一任总统。这一生存保证让竞争的团体捍卫了政治制度的广泛利益，而不是狭隘的派系利益。部分结果（虽然这一点往往被遗忘）是，同当时的韩国一样，随着工人的生活进步，墨西哥快速稳步发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甚至用一篮子墨西哥货币比索支持受货币危机威胁的法郎和英镑。但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政治派别之间日趋激烈的生死斗争使政治分裂，并爆发了经济危机，这一切的原因在于，各派不惜一切代价斥巨资与其他经济体下赌注，以赢得更大的权利。
警告：作为一个正牌政治学家，我能接纳来自社会科学领域，或者说是大学经济学系帝国主义大国郁积的忌妒。但是，局外人的观点也有它的用途，因为我十分震惊，经济学家几乎没有注意到经济格局的特点，所以对经济现状习以为常。此外，我对经济学充满好奇。批判某些东西的时候，你需要好奇心，否则你永远不会花精力去思考，去找出它首先表达的是什么。有时，当你弄清楚它说了什么时，你的批判可能就凭空蒸发了，亦或是增强或改变了。
在博士学习过程中，我在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修了几个研究生水平的经济学课程，像多元微积分等。其中一门是有关国际经济学的课程，由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教授讲授，那时的保罗教授还没有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的名望，也不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但那时他是一位教授，做着并不卑微的交易。上课的第一天，显然是为了吓跑商学院的学生，他警告说，如果你想学习国际贸易，需要修我给本科生开的课程。如果您想了解如何成为经济学教授，就修这门课程。我想了解经济学教授们是怎么思考的，所以我选择了他为研究生开设的课程。克鲁格曼是一位优秀的老师，能剥离出复杂模型的核心，解释其背后的客观真理，并衡量它们何时可以或不可以应用到实际中。
我也和兰斯·泰勒（Lance Taylor）一起做过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很少有经济学家重视需求的重要性。第一次和兰斯见面时，我问他，为什么他的一门课程《宏观经济学的另类方法》从课程目录中消失了。我在为《技术评论》写有关生产率方面的论文时，正需要这种方法。他打趣说，放弃是因为需求不足。我一直与兰斯保持着联系，他离开麻省理工学院后，成了伯纳德·施瓦茨（Bernard Schwartz）中心的主任，该中心主要分析经济政策。同时他还在新学院担任经济学教授。此外，我还和默里·米尔盖特（Murray Milgate）一起做研究，他在哈佛大学任教，教授经济思想史，他讲授的是经济学思想概论，我只学习其中的一小部分，了解当代的经济学理论，后来他被安排到剑桥大学任教。
在为写作本书收集文献资料的过程中，我阅读了书中提及的经济学家的著作，尤其是其中比较深奥的数学知识上的细节，让我清晰明了。这本书不是攻击数学的长篇大论，数学十分有趣，偶尔也有用。我也简要阅读研究生水平的文章或评论性文章，因为这些文章有时能让模型更简洁易懂。当我对某篇文章有疑惑时，我发现我的问题通常是源于其在经济逻辑上的一些扭曲。当我用数学的方法对文章去逐行研究、反复斟酌时，不论我是否被说服，我确实在文中看到了经济逻辑的扭曲。我对这样的文章感到失望，虽然我本来很喜欢它，却不能再阅读了。我不得不停止或根本就不会写这本书。即便如此，结果也已证明，这本书比我想象的要更为宏大。
对于假设，我们并没有什么数学要求，但有思路上的要求。这本书是关于：当经济学家们不再赶写那些告诉人们该相信什么的报纸专栏，不再要求大学生死读教科书，或参与公共关系时，他们在私下生活中会做什么。其实除了这些，经济学家会简化一些有关人类世界的假设，建立基于这些假设的虚拟经济，可以称之为模型，并用它们来吸取实践经验。事实上，因为要了解现实世界的方方面面实在太过复杂，当我们思考经济学时，我们也做着和他们一样的事情，只是没那么正式罢了。我用语言解释模型的结构，因为没有人会对数学产生争议，这本书的读者也并不需要通过数学了解此书。但是，要抓住直觉，因为创建好的模型需要思想。如果对一个模型的一些假设真的出现了争论，如何解释它（怎样合理地将这种抽象概念解释为应有的含义？），以及它是否至少不会出现与经验不一致的荒唐情况？如果出现这些争论，我的方法是，正如我在《技术评论》中所提到的，不是简化问题，而是挽起衣袖进行解释。
类似于广泛阅读，我非正式或随意地采访了几位经济学家。我试图让采访普遍一些却缺少系统化。例如，一位受访者是迈克尔·曼德尔（Michael Mandel），《商业周刊》的首席经济学家。几年前，我在哈佛大学第一次见到他，那时候，他是理论性最强的经济学研究生，从那之后，他就转向了光谱的实用主义研究。和他有相似声望但区别很大的另一位受访者是英国伦敦大学教授，迈克尔·曼德勒（Michael Mandler），他对经济理论基础有着惊人的清晰思路。托马斯·萨金特（Thomas Sargent）是理性预期运动的理论创始人，该理论在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风暴中指导着经济走向。如萨金特说，这一理论惊人地假设了一个共产主义信仰：上帝已经颁布了经济的真实模型。经济学中的个体所信仰的，碰巧是经济学家已经建立的模型。兰斯·泰勒拒绝这类独特的经济模型产生的思辨，他认为一种模型只对一个经济体有效，另一模型对另一经济体有效。我们对经济的思考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社会惯例和阶级。我感激所有的经济学家。我希望我没有歪曲他们的意思，但请不要将他们牵扯进我的论点中。
兰斯对我的这本书中断断续续的观点表现出来了持续的兴趣和支持。已故的贝内特·哈里森（Bennett Harrison），是一位经济学家（在众多事业中），他在《技术评论》中写了一系列的文章，在我项目的早期阶段给予我帮助。迈克尔·阿伦森（Michael Aronson），是哈佛大学出版社的社会科学编辑，他对我的书寄予了极大的兴趣并做出了深刻评价。我的经纪人埃斯蒙德·哈姆斯沃思（Esmond Harmsworth）在关键地方为我提供了批判性（这里指这个词的最佳意义）意见。拉维·阿普杜拉（Rawi Abdelal），是商业和政府首脑，并在哈佛商学院讲授国际经济课程，我曾在这里做研究并写作这本书，他正好为我提供了一个极为有利的环境。别的不说，他对初稿的意见有助于我更充分地提出这些假设。两位匿名审稿人除了修正一些细节问题，还给予我一些意见，极大地改善了本书。我的父亲马克·斯盖勒弗（Mark Schlefer），以一个非经济学家和经济学爱好者的身份给我提出了十分有益的意见。我的父亲马克（Mark）和母亲马里昂（Marion）;我的姐妹凯特（Kate）和艾伦（Ellen）;以及对我很重要的人简（Jane），都给予了我最大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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