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芥末堆
和一位南方人谈北京风味小吃“芥末堆”时,内心感到茫然。
那是一道很不错的“开胃菜”,堪称“价廉物美”四字。1949年,我从南京到北京后,首次在京郊老乡家尝到此菜时,还没有细嚼,就眼冒金星,不能自已。芥辣之辣,是一种攻击型的辣,有一种被一拳打中鼻梁的痛苦感。从那以后,尽管每次自己的味觉都被击倒,对此物却十分钟爱。
北京人说“芥末堆”的时候,我总想,“堆”应该是“垛”,或者是“墩”,由于“儿化韵”的缘故,才读成这种样子的。这是北京独有的餐间小菜,属北京风味小吃,不怎么登大雅之堂的一种。 “老北京”一说这三个字,就咂牙花子,露出很来劲、很过瘾的神情。
“芥末堆”的做法,似乎不复杂。秋天,大白菜开始上市的时候,价格比较公道,水分饱满,取那种白帮白叶,包裹紧绷的菜,去掉根蒂,往上十五公分处,整棵切下来,上段留作别用,下段洗净,用开水略一焯,浇上芥末,置于器皿中,隔日即可食用。储存大白菜,总是秋深季节,早晚已经很有凉意,中午阳光充足时,还是蛮暖和的。饭桌上,有这一碟冷得冰牙、脆嫩可口、香辣冲鼻、直奔脑门的“芥末堆”,要是再来上一口“二锅头”,可算是赏心乐事了。
芥末堆的平民色彩。“芥末堆”是平民食品,尤其是大杂院内能够冬储大白菜的老百姓,当然必须是“原住民”,才有功夫和闲心,才有经验和体会,做出这道惠而不费的吃食。“芥末堆”上不了大场面,“满汉全席”没有它列席的资证。我也不记得北京哪家上档次的饭店酒楼里的菜单上,有“芥末堆”这一说。而且,非原住民,也就是外来的移民,不管在北京住多少年,也许喜欢吃“芥末堆”,但做“芥末堆”未必有这份好兴致。
林斤澜先生常常自诩他在北京已经住了五十年,深信自己怎么算,也是地道的北京人了。这恐怕是属于他个人的自我感觉,即使他再住五十年,在旁人眼里,也还是个温州老乡。正如尽管他写了不少“京味小说”,但是大家□记得住的,还是他的“矮凳桥”系列。
北京有矮凳,绝无矮凳桥,那种桥,只是在他浙东老家那里,许多小溪流上才架着的。汪曾祺先生也在北京住了许多年,还写过“样板戏”,京腔京韵,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别人也许听不出来,我原籍是苏北人,□初几次见面,老先生那一口高邮西北乡卖梨膏糖的韵调,依稀可辨,马上产生出来“乡音无改鬓毛衰”的亲切感。乡土,对作家来讲,如小孩的胎记一样,是一辈子也抹不掉的。
可以这样认为,“芥末堆”是北京风味小吃。有的来京住久了的外来移民,若是也属于小胡同、大杂院、旧平房、筒子楼的民众,对卤煮火烧、麻豆腐、羊杂碎、炒肝、灌肠、艾窝窝、驴打滚、茶汤、油饼、果子、薄脆(现在似乎专门用于从天津引进的煎饼,不单独出售了)等等佳味,也会渐渐地接受、习惯,发展到欣赏、留恋,而且吃起来和“原住民”一样香。
与“芥末堆”相匹配的另一特味,大概就是豆汁了。这是“老北京”们的可口可乐。一个外来移民,要是能够吃“芥末堆”时,甘之如饴,喝豆汁就焦圈时,如饮醍醐,这说明他在北京住的年头够多,口味相当程度的京化。但一口气能喝下三大碗豆汁,不等于就是地道的北京人。
地域的隔膜,至少得三代五代以后,才会完全消除。在巴尔扎克的小说里,怯生生的外省人,是被社交场合中的那些巴黎人,看成乡巴佬的。可笑话外省人的那些绅士淑女,上数一百至二百年,老祖宗不也是从外省来到巴黎闯世界的吗?中国也如此,晋人南渡,像王、谢这样的豪门望族,在江南贵族眼里,蔑称之为“伧”,认为他们粗野卑陋,饮食是不堪入口的。有一次,南人到北人家作客,喝了一口乳酪,回到家,恨不能洗肠。后来,这种地域差别也就逐渐淡化了。
说实在的,北京的小吃我不敢恭维。以早点来说,在花式品种上,北京不如上海,上海不如广州。早晨上班,万变不离其宗的豆浆油饼,我也快有半个世纪的“吃龄”了。尽管那厚如毯,软如绵,味同嚼蜡,永远也炸不透的大油饼,营养价值和卫生状况都不十分理想,却成了北京上班族的至爱。一路走,一路吃,有时还举得高高的往公共汽车上挤,那没有沥尽的油珠,从纸上往下滴,真够一呛。
小吃,由于地域所形成的特点,人们对它的癖嗜,说到底,是感情,更是乡愁。你一想起你的家乡,你的爸妈,好吃和不好吃,就不完全由味蕾和胃口来决定了。尤其当你离生你养你的那块土地,很远很远,或虽然不远,可总是抽不出时间回家,非常想吃而吃不上的时候,更觉得那是一份无与伦比的美味。
我想起了曹禺先生的话剧《北京人》里,一个名叫江泰的角色。此公志大才疏,好吃懒做,夸夸其谈,还觉得自己满腹经纶,无人赏识,而怨天尤人,深感委屈,是当年北京城小胡同、四合院中吊儿郎当的大少爷典型。他的本事就是好吃,懂吃,知道到什么地方去吃。北京城里,他认识任何一家馆子的掌柜,也认识任何一家馆子的“跑堂”,他能一口气说出北京城里十七种风味饮食。
“正阳楼的涮羊□,□宜坊的挂炉鸭,同和居的烤馒头,东兴楼的乌鱼蛋,致美斋的烩鸭条,灶温的烂肉面,穆家寨的炒疙瘩,金家楼的汤爆肚,都一处的炸三角,以至于月盛斋的酱羊肉,六必居的酱菜,王致和的臭豆腐,信远斋的酸梅汤,二庙堂的合碗酪,恩德元的包子,砂锅居的白肉,杏花春的花雕。”说实在的,我在北京也呆了半个多世纪,江泰心向往之的这些“京城美食”,大部分也欣赏过,不过如此而已。
抗战胜利后,我在南京读“国立剧专”,很诧异学校里的教职员工、高班同学,一律亲昵地称呼曹禺大师为“万先生”,原来,他曾在这所学校内迁重庆北碚和江安时教过书。教理论编剧课的沈蔚德老师,曾在当年话剧《蜕变》的首次演出中,饰演主要角色丁大夫,讲了一些曹禺先生在学校教书写作的情况。于是,我也渐渐理解剧作家的一番苦心了。显然,当时,在沦陷中的古都北平,对万先生而言,那国破家亡之感,那思亲恋土之念,是流亡在大后方的北京人,一个共同的解不开的心结。所以,他才在剧本中,如数家珍地,一五一十地报出菜谱。这对每一位吃过、尝过、听说过、见识过的人来讲,那被拨动的心弦,便成久久不能平静下来的乡愁。
小吃虽小,它是一种文化,一种传统,一种地域的独特精神,一种使人们燃起生活欲望的催化剂。小吃蓬勃,证明生活美好;小吃丰富,说明日子充实。假如北京的小吃,花样翻新,层出不穷,我们也如同巴黎人夸耀他们有上千种奶酪那样自豪,我想,“芥末堆”也一定会走出国门,迈向世界。
北京的“芥末堆”的确是道可口的小吃。吃一口,马上就能感受到蓝天白云下北京城的飒爽秋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