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读人群 ：伦理学专业学生和研究者 该译稿系施韦泽系列之一种，主要阐述施韦泽的敬畏生命的伦理思想的伟大贡献。译稿是首次在英语伦理学界以学术性方式整合了施韦泽散落在哲学等文本中的伦理洞见，通过重新分析施韦泽伦理思想在概念上不一致的张力，探讨施韦泽“敬畏生命”的思想基础，力图将“敬畏生命”原则发展为一个连贯的思想脉络，并在此基础上消除对这一伦理原则的诸多误读。
巴萨姆在书中分析了施韦泽的伦理思想之所以没有严格的学术性研究，主要有三个原因。首先，他使用的诸如“无限责任”、“伦理神秘主义”等术语在概念上非常模糊。第二，施韦泽一方面主张西方文明的衰退在于它抛弃了启蒙时代的理性主义，另一方面对自然界所有生命体都具有内在价值这一意识不能建立在人的理性能力之上，那么，在理性主义与伦理神秘主义之间似乎存在某种施韦泽并没有充分解释清楚的冲突。第三，施韦泽主张“敬畏生命”是一条至高的道德原则，同时认为我们的同情能力是把道德责任从人类世界扩展到非人类生命体的首要前提，那么如何理解主观的道德情感在伦理普遍主义中的位置，施韦泽也没有提供清晰的阐述。
敬畏生命前言前言v施韦泽的形象自小就笼罩着我。在我父亲的书房里，在一堆医疗器械中，壁炉架上最重要的位置摆放着这位伟大医生的照片。记得在孩提时，我对施韦泽那严厉的面容感到深深的敬畏，尤其是他浓密的胡子和深邃的目光。直到稍年长后，我才开始认识这张照片下面的文字，但当时还不理解它们的意思：“敬畏生命为我提供了最根本的道德原则。”
多年后我搬到牛津大学曼斯菲尔德学院，住在一个小书房里，我仍浑然不知施韦泽就在这个小书房写下这句话。正是在曼斯菲尔德学院，他发表了主题为“欧洲哲学中关于世界伦理观的斗争”的戴尔系列讲座[1]，后来这些讲座公开出版，书名为《文明的衰落与重建》(The Decay and Restoration of Civilization)和《文明与伦理》[Civilization and Ethics，作为《文化哲学》(The Philosophy of Civilization)该书标题的中文译名采用已出版的译著，参见[法]阿尔贝特·施韦泽：《文化哲学》，陈泽环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译者注第1卷和第2卷]。施韦泽在这个书房撰写他的德语手稿，随后在校园另一端的教室里用法语发表演讲。因此，施韦泽首先在曼斯菲尔德学院的学术环境中公开阐述他的敬畏生命(reverence for life)伦理学思想。
在接下来的5年里，我深入研读施韦泽的著作，跟随他的足迹去过欧洲和非洲——还应该补充一点，这期间偶尔有曼斯菲尔德教堂的风琴声帮助着我(施韦泽本人在1922年到访时弹奏过这架风琴)。在这个旅程中，施韦泽成了我不可缺少的同伴和导师。
vi正当我沉浸到施韦泽的思想世界中，那些对他的生活和思想的大量误解越来越令我感到沮丧——必须说的是，那些误解持续地塑造了对施韦泽形象揣测性的学术判断和流俗看法。不管施韦泽有什么局限——我也无意掩饰这一点——不得不说的是，当我们把这些误解搁置一边，呈现出来的则是一位卓越不凡的人，他完全称得上是20世纪的道德巨人。
施韦泽同时也是一位名副其实的知识分子。确实，他的学术造诣经常被其辩护性目标所伤(或得到提高，这取决于个人立场)，特别是他渴望颂扬宗教和神学洞见。此外，他著述的范围囊括了哲学、神学、音乐和医学，这使得他成为少见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全能学者。所有这些都足以证实他从事的是严肃的理智研究，但他的思想还蕴含更多东西。也就是说，他敬畏生命的观念越来越具有伦理和实践上的重要性。施韦泽大约会对此感到很满意，因为他把敬畏视为拱顶石般的贡献，并且最希望这个观念得到世人的铭记。
在这些旅程中，我受惠良多。基思·沃德(Keith Ward)是一位富有洞见的评论家，多年来他一直支持我的项目。在我撰写这本书的整个过程中，我要对安德鲁·林基(Andrew Linzey)和我的学术切磋表示极大的感激，这为该书得以付梓助益甚大。彼得·J.韦克斯勒(Peter J.Wexler)在他去世前不久批判性地审阅了整部手稿，我深深受益于他渊博的逻辑和语言学知识。他的辛勤工作让我得以从一个全新的视角思考施韦泽的遗产，并让我意识到施韦泽和我自己研究的不足。很遗憾的是，他已经无从知道他的影响力引向了何方。
我也要衷心感激我家人的支持，以及深深感念我的祖父母，他们在一个新世界的和平之旅中已经孕育了我自己的和平之旅。
注释[1] Elaine Kaye, Mansfield College, Oxford: Its Origin, History, and Significance(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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