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道德智慧_王正平著_9787544498289_湖南知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读者荐购服务

中国古代许多思想家，特别是儒家、道家和墨家，围绕着理想道德人格，对生与死、荣与辱、义与利、理与欲、群与己以及道德行为准则等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本书以编年的形式，对中国历代哲人的伦理道德观及道德教育观做一梳理和评述，包括儒家的孔孟、程朱，亦包括道家老庄、墨家墨子，以及近代孙中山与蔡元培。在中国哲人看来，追求人生的至善至美，首先要追求思想和行为的至善至美，这样才有至善至美的人生。本书在感慨先贤圣哲的智慧人生与中国人所应秉承的道德精髓之余，对于培养具有新时代特征的健全向上的道德观和人生观的中国公民有积极意义。

汲取中国固有道德之智慧，弘扬中华民族优秀道德传统

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悠久历史，素以文明古国、礼仪之邦著称于世。中国的传统道德思想和道德教育思想，作为整个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在中华民族的文明发展史上起着重要的作用，对铸造中国人特有的道德品质和民族精神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华民族在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伦理道德，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伦理价值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道德精神内涵，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道德滋养，是当代中国建设现代文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思想资源。

著名英国思想家罗素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亲自来中国讲学和考察之后，曾认真探讨过世界上几大古国文明中，埃及、巴比伦、波斯、马其顿和罗马帝国的文明都相继消亡，但中国文明却通过持续不断的改良，得以保存下来的原因。他发现，这与中国文明所固有的道德特质有关。正是中国的传统道德文化的影响和中华民族的生活实践，使“四万万中国人汇聚成这样的一种强大的力量：坚韧不拔的民族精神，不屈不挠的刚强伟力，以及无与伦比的民族凝聚力”。罗素从中西文明比较的视角，明确提出要学习中国人“善于沉思的明智”和“中国人的某些无与伦比的优秀品质”。他指出：“这些优秀的品质正是现代社会生活最最迫切需要的。”

道德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基础，而古往今来所有中国思想家“究天人之际”的根本目的是求善。“彰善瘅恶”（《尚书·毕命》）是中国传统道德的基本使命。在中文里，“善”具有吉、美、良、好的含义，而“恶”有凶、丑、坏、害的含义。“善”是中国传统道德的价值目标和伦理基础。孔子倡导“其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论语·子路》）。中国传统道德教育乃至全部教育活动的目的，是培养“善人”，即有“善德”的“君子”，《周易·大有》中早就有“君子以遏恶扬善”之说。孔子说：“善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有恒者，斯可见。”（《论语·述而》）《公羊传·昭公二十年》曰：“君子之善善也长，恶恶也短；恶恶止其身，善善及子孙。”因此，在一定意义上，中国传统道德思想就是求善的学问，中国传统道德教育思想，则是培养“善人”的学说。

中国传统道德理论，包括传统道德教育思想，内容宏富，博大精深。其中关于人伦、品德、修身、养性的种种见解，尽管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总体上反映了中国古人的“善的智慧”，是人类文明思想宝库中的重要内容。中国传统道德理论是中国先哲们探讨人们生活的价值目标、行为准则、从善方式、个性完善的重要智慧。源远流长、代代相传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则包含着人类合理生存的道德真理。正如苏格拉底所说：“美德整个地或部分地是智慧。”

中华民族在自身的文明发展历程中，形成和凝聚了极其丰富的、既具有鲜明的民族个性，又体现全人类共同道德智慧的道德理念、道德规范和价值原则，它们对当代中国和世界道德秩序的重建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例如，在人与自然关系中，崇尚道法自然，天人合一，厚德载物，生生之谓大德；在人与大众关系中，崇尚天下为公，大同世界，民胞物与；在官民关系中，崇尚为政以德，政者正也，以民为本，安民、惠民、富民；在人与国家关系中，崇尚家国为本、精忠报国，位卑未敢忘国忧；在人己关系中，崇尚仁爱精神、仁义为先、诚信为本，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人生事业上，崇尚敬业乐业，进取有为，爱物利人，君子以自强不息；在人生理想和自我修养上，崇尚礼义廉耻、淡泊名利、立德树人、见贤思齐、君子人格。这些优秀的道德智慧包含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繁荣发展的文化基因。

目前，我国正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加强全社会的思想道德建设，应当积极汲取中国传统道德智慧，弘扬中华民族优秀道德传统。鲁迅先生早就提出：中国道德文化的重建，应当“外之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摩罗诗力说》）。毛泽东也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宝贵的遗产。”但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曾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受极“左”思想的影响，对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思想只强调批判，不注意继承，采取全盘否定的虚无主义态度，严重阻碍了当代中国人对中华民族固有的优秀道德传统的继承与发扬，造成了现实生活中的某些道德退步，影响了整个社会主义思想道德的建设。实践告诉我们，每一个民族的道德建设，都有独特的历史继承性。现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新道德，不是一下子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中国几千年来历史创造出来的全部道德智慧 “合乎规律的发展”。

道德为什么具有历史继承性？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一方面，道德是一定社会经济条件的产物，各个时代不同经济形态之间的历史连续性，决定了道德的历史继承性。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有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数量的生产力的总和，人和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都遇到在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着新的一代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一定的性质。”道德作为人类文明的一把尺度，随着人类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在总体上是进步着的。每一社会的道德思想往往既有一定的阶级性和历史性，需要后人加以批判、改造、更新，同时又有其共同性，表现出人类共同的道德智慧，需要后人加以汲取与继承。

另一方面，每一个国家、民族的道德传统一旦形成，具有相对独立性，具有内在的历史发展规律。不同的国家、民族的道德传统，是各国人民在不同的政治经济、自然环境、文化教育等条件下，经过长期的历史复杂积淀而形成的，构成每一个国家、民族不同的道德心理和行为习惯。道德传统成为新道德形成和发展的现实历史基础，即使是具有崭新思想内涵的新道德，也只有从本民族的道德传统中找到“思想支撑点”，才有益于新道德的普及、推广和提高。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一切划时代体系的真正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所有这些体系都是以本国过去的整个发展为基础的，是以阶级关系的历史形成及其政治的、道德的、哲学的以及其他的后果为基础的。”毫无疑问，我国新时代的社会主义道德规范和道德教育体系，应当建立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积累起来的道德文明基础之上。

中华民族的优秀道德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根，精神的魂。近几年来，我们国家的最高领导层反复强调要坚持文化自信，继承和弘扬包括中华民族优良道德传统的整个民族的优秀文化是一种有远见、有价值的文化抉择。

然而，我们也应当清醒地看到，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既包括优良的美德，也包含腐朽的糟粕，我们应当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吸收其民主性、进步性的精华，剔除其局限性、腐朽性的糟粕。罗国杰先生指出：“凡能推动社会进步、有利于人和人之间的和谐与信任、更好地调整社会各个利益集团的矛盾、包含着达到真理的因素的道德，就是中华民族道德中的‘精华’；反之，那些阻碍社会进步、压抑人的个性发展、只是有利于等级制度而增加社会矛盾的道德，就是中华民族传统道德中的‘糟粕’。”例如，在我国的传统道德中，以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基本属于束缚人性的糟粕，应当予以彻底否定。在封建社会中，所谓“君为臣纲”，就是君主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君权神授”，是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违反的。君主“以一人之大私以为天下之大公”，为搏一人之产业，不惜涂炭天下之黎民。所谓“父为子纲”，就是在片面强调子女顺从父母的道德旗号下，扼杀子女的人格独立与思想自由，把封建的伦理束缚在家庭固化。所谓“夫为妻纲”，就是使夫权成为约束妇女的永远不可解脱的绳索。封建社会中所称颂的“节妇”“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无论丈夫好坏，都要“从一而终”。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三纲”严重束缚着大多数人的道德独立性，压抑着人的道德自觉，限制着人的自由，把每个人都应当享有的道德权利从根本上否定掉了。

因此，在中国传统道德中，像“三纲”这样的糟粕因素，在全社会把复兴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作为“思想时髦”的今天，仍然应当旗帜鲜明地予以彻底否定和批判。要特别警惕有些人打着复兴中华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的幌子，反对对传统的东西“批判地继承”，主张对封建社会的一切经典、一切礼仪、一切古训全盘继承，大搞“尊孔读经”，简单复古，试图用儒家伦理或中国传统道德，否定“五四运动”以来，直至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与时俱进的社会新道德、新文化。

笔者在本书中重点探讨和分析了中国传统道德论中具有现代价值和全人类价值的积极因素，以便一般的读者，特别是广大青少年学生，能对博大精深、饱含智慧的中国优秀道德传统思想有一个概览性的了解。在逐一介绍中国历史上杰出思想家的重要道德思想贡献的同时，也或多或少地提及他们道德理论中的某些思想局限和消极因素。

纵览中外伦理思想史，比较中西道德理论，笔者认为两种不同特质的道德文化各有所长。如上所说，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优点在于重视天人合一，讲究人伦秩序，倡导仁爱精神，注重道德责任，追求和合境界。同时我们应当看到，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是在几千年的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从当代我国道德文明建设的实际需要看，以传统儒家道德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存在某种历史局限性：其一，重义轻利，重天理，灭人欲，或多或少地忽视普通民众个人的正当权益。在以尊重和保护个人正当利益为基础的现代契约社会和商品经济社会中，任何否认和抹杀个人合理利益正当性的道德理论，既不会为人们心悦诚服地接受和认可，也缺乏不顾及个人正当利益的道德生存运作的现实基础。其二，重社会整体利益和大一统秩序的维护，或多或少轻人际平等、个人自由与个人价值。在现代道德生活中，保障公民的平等与自由，尊重每个人的个人价值与尊严，是一切社会文明和道德文明的基本诉求，是激发人们从事经济、政治、科学文化创造的社会精神条件。其三，重德治和人治，或多或少轻法治和规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常常把道德治理、圣人治国，人的道德自觉作为社会治理和人际和谐的根本，而常常忽视建构人人都应当坚守的法律和规则的重要伦理价值。现代社会生活中，合理的道德与法律都是人们应当遵守的行为规范。法律和规则是最低限度道德的保障，道德与法律相辅相成。其四，重和合、轻公正，或多或少缺乏对公平、正义、民主的至高价值追求。尽管我国传统伦理道德中的“义”“理”这样或者那样地蕴含了追求社会正义的道德因素，但十分薄弱，在与现代伦理道德观念对接时，有些显得明显缺位。随着我国经济文化的巨大进步，平等、自由、公正、民主已成为全社会倡导的核心价值观念。这些极其重要的道德原则、规范和理念的现代建构，需要我们对传统伦理道德进行批评和反思，立足当代，不忘本来，吸收外来，开辟未来。

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我们应当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坚持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对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秉持客观、科学、礼敬、理性的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批判继承、转化创新。既不泥古复古，又不简单否定，以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对一切有益的道德文化基因和传统赋予新的内涵，不断拓展完善，使正在建构和形成中的中华民族新道德，与新时代的文化发展方向相一致，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契合。

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要坚持开放包容，善于学习和借鉴包括西方国家优秀道德在内的一切体现人类文明进步的道德智慧。在交流互鉴中取长补短、择善而从，既不简单地拿来主义，也不盲目排外，积极吸收借鉴国外优秀的道德文明成果，同时把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新时代的优秀道德精神传播给全世界，使中华民族的道德文明进程与全人类的道德文明进步融为一体。

我们国家如何在经济社会迅速发展过程中，在继承中华民族优秀道德基础上，借鉴世界各国道德建设的有益经验，科学而准确地概括和凝练当代中国的新时代道德精神，是道德建设的一项艰巨而重要的任务。近年来，新加坡在积极吸取儒家道德文明优良传统基础上，根据当代社会道德的需要，提出了可为人们借鉴的 “亚洲价值”。它提出五大价值：第一，国家社会比个人重要；第二，国之本在家；第三，国家要尊重个人；第四，和谐比冲突更有利于维持秩序；第五，宗教间应该互补和和平共处。这五项原则所包含的不仅是包括传统中国儒家的价值，也包括１００多年来吸收西方文明所发现的新价值，如，国家要尊重个人。这里说的“亚洲价值”所包含的道德价值要素并非只有亚洲所有。这是一套有别于西方社会个人优先价值体系的非个人主义优先的价值观，是亚洲现代性的价值观，它的核心不是个人的自由权利优先，而是族群和社会利益优先；不是关联各方的冲突优先，而是关联各方的和谐优先。“我们说它不能够用来压制人权，它需要靠扩大民主和尊重个人的价值来实现对人权的保护。但是它与西方价值确实不同，就是它的总体的价值态度，要求个人具有对他人、对社群的义务和责任。”

今天，以前所未有的、生气勃勃的改革精神投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中国人，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正日益认识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正确弘扬中华民族优秀道德传统，建设新型的民族道德精神的急迫性，认识到汲取我国古代道德教育的成功经验，加强全民和学校道德教育的重要性。我们应当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从实际出发，重新认真探讨中国传统道德论的基本特点和优点，分析中国历代著名思想家和教育家的基本道德思想和道德教育思想， “濯去旧见，以来新意”，大胆地批判继承中国传统道德智慧中一切合理的、有益的因素，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建构有中国特色的新型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体系，塑造新型的理想道德人格，加强和改善学校与社会的道德教育服务。

你还可能感兴趣

我要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