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党论_王长江著_9787010081359_湖南知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读者荐购服务

　　《政党论》系统追溯了政党的起源，世界各国政党政治的特点，提出了关于在党的建设方面进行政党间比较、借鉴的一系列重大课题，论证了开展世界政党比较研究对于加强和改进中国共产党建设的巨大潜在价值，而且从这一角度出发，初步系统地探讨了政党比较学科的基本内容和基本框架，对深化政党研究和中国共产党的建设研究，配合即将召开的中共“十七大”，推进对中国特色的政党政治建设，都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写一本专论政党的书的想法，大约萌生在20年前。
　　1985年7月，我从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硕士研究生毕业。那时的硕士，还稀缺得很。所以，找工作的事，似乎根本不用发愁。而且实际上，我的导师张汉清先生、曹长盛先生都已然为我做了周到的安排：去中联部，那里缺人。“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光听这响亮的名字，就会使人羡慕得不得了，更何况我当时来自青海，曾在那里的穷乡僻壤当过知青！一步登天，该知足了。
　　忽一日，系办公室要我去接待一个用人单位，理由是，尽管定向已明确，但作为不留校的毕业生，了解一下来访单位，为自己增加一个选择机会，仍是件好事。我欣然答应，和中央党校的两位老师见了面。不成想，这竟是我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那时的中央党校，没有什么名气。在我们这些不了解它的人看来，中央党校就是一个没什么事可干的快退下来的老干部们休养的地方。而且，或许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大办“五七干校”造成的后遗症所致，我在很长时间里都有一种犯了错误的人才会去中央党校学习的误识。很显然，和中组部、中宣部、中联部这些名字相比，对大多数人来讲，中央党校是缺乏吸引力的。
　　来人开门见山，说明了来意：研究党的建设，光研究中国党自己不行，还需要研究其他共产党，特别是苏共为代表的执政的共产党。当时，我们党已经恢复了与各执政的共产党的关系，在这些党内，开始出现改革的呼声。波兰党已经经历了由“团结工会”引起的危机，苏共则是戈尔巴乔夫初掌权柄。和这种国际背景相联系，研究者想把国外执政的共产党也纳入自己的视野，是很自然的事情。尽管如此，这一构想还是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我在想，是啊，世界上存在那么多政党，而且不光是共产党，它们也要生存和发展，为什么不可以在它们之间进行比较，从政党活动普遍规律的制高点，反过来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建设？这个念头一旦出现，便在我脑海里久久萦绕，挥之不去，最终确定了我走政党政治和政党比较研究之路的决心。
　　大约过了三四年，稍微进入了一点研究者的角色，对政党问题的看法也随之日益清晰起来。我坚信，政党活动是有普遍规律的。完全可以以这种普遍规律为研究对象，来构建一套研究政党的理论体系。世界上已经有不少人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特别是20世纪50-70年代，在政治学研究中，政党研究甚至成了一个热点，还出现过一个不小的高潮。但是，国外、海外学者搞政党研究的最大问题，是他们往往把眼界局限于西方类型的党。在他们眼里，只有西方类型的政党才是本来意义的政党，苏共、中共这样的政党均属特例，甚至不能算做是政党。诚然，后来也有不少学者有意跳出这个框框，客观上却始终难以摆脱把西方政党作为坐标的窠臼。因此，虽然作为研究成果，已经出现了不少论政党的专著，有些专著迄今为止仍堪称经典，这些著作概括的却只是西方政党的活动规律，而不是所有政党的普遍性的活动规律。毫无疑问，只有不带偏见地、把各种类型的政党都放在一起进行研究，才能对政党活动及其规律有全面系统的把握。应当有一部这样的书，这部书就叫《政党论》。
　　遗憾的是，尽管从此之后我的研究对象始终没有离开过政党，也尽管我的研究成果中已有不少内容属于政党理论的范畴，2002年出版的《现代政党执政规律研究》、2004年出版的《政党现代化论》等专著甚至和我的设想已经非常接近，这部书还是拖到了今天。其中固然有各种客观的原因，但最主要的还在自身。
　　说到这里，必须感谢人民出版社的王世勇编辑和我的学生徐锋博士。他们的请求和鼓励，使我重又拾起这个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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