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农”之外求索“三农”问题解决之道_杨国才著，张德元编_9787312043567

　　“三农”问题久拖不决的根源并不在“三农”本身，而在“三农”之外。研究“三农”问题，不能就“三农”论“三农”，而要跳出“三农”看“三农”。《从“三农”之外求索“三农”问题解决之道》试图从工农业关系重塑、统筹城乡发展、农村人力资本反哺、产城融合发展、承接产业转移、农业税终结、宏观经济调控、涉农体制改革等方面，系统地研究“三农”之外的各种战略选择、政策供给和制度安排影响“三农”问题的机制与路径，在此基础上寻求“三农”问题解决之道。

　　20世纪80年代，我在中央机关参与农村改革政策调研时，就坚持认为，中国农村政策最基本的问题是农民问题。到90年代政策界在全球化导向下转而把农业问题作为主要关注领域之后，我则一再强调中国的“三农问题”，而且在排序上坚持把农民权益放在第一位，然后是农村可持续发展问题，最后是农业安全问题，并认为“三农问题”之所以不同于微观产业经济领域讨论的“农业问题”，是因为作为“原住民大陆”的中国农村社会经济运行的真实逻辑，与“殖民地大陆”的美洲和大洋洲存在着质的差别，各自的主要发展经验在根本上没有互相复制的可能性，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政策和理论并没有对错与好坏之分。据此看，对于影响巨大的政策研究而言，任何简单化地套用或教条化地照搬，都势必造成巨大损失。这些思考，在我近年来所发表的文章中随处可见。其实，“真理往往是简单的”，不会迷失在故弄玄虚之中。
　　不过，我在坚持“非主流”意见的同时，预感到不能再以这种角度开展农村政策研究，遂去高校完成了在职研究生的学习，同时争取多做些国家级课题和国际合作的科研项目，以便及时转向学术研究。为了更好地理解农村改革发生的内在机理，进而把握和预见中国未来的农村发展趋势，我用了三年时间梳理20世纪中国经济史，并做了中国宏观经济与“三农”发展的相关研究。据此可知，从中国农村改革至今约40年的长期经验看，其不仅在本源上与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宏观经济危机直接相关，而且“三农”领域每一次的重大政策变化，也都受到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周期的直接影响。
　　安徽广大干部、群众以及“三农”学界对农村改革贡献极其巨大。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国家工业化的原始积累阶段遭遇外资中辍导致经济遭受严重破坏之际，中央决定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就是把服务于工业化的农村体制从“一大二公”的乡级人民公社退回到村级生产队核算，同时允许农户搞“三自一包”。安徽省干部、群众在时任省委书记曾希圣同志的支持下，在全省推广责任田，通过“包产到户”的办法解决了生存问题。由于1963年宏观经济初步恢复之后国家仍然要通过集体化从“三农”提取积累，留利于民的责任田制度在三年自然灾害后被取消。但这一探索本身表明了安徽广大干部、群众从不缺乏改革精神。
　　长期从“三农”获取剩余用于城市工业化发展的汲取政策，使得农村改革启动前期，没有得到政策机会发展社队工业的安徽农民远比那些有工业基础的沿海省份和城市郊区农民生活困苦得多；此时的安徽，不仅城乡之间的基尼系数，而且农村内部不同区域之间的基尼系数，都在显著恶化。1975年，完全没有工副业生产的安徽省凤阳县小岗生产队人均口粮才75公斤，全年人均收入20元，一年有10个月的时间吃返销粮，农民生活极端困苦。因此，凤阳县小岗生产队和肥西县小井庄的干部群众积极探索，并逐步突破了传统城市资本偏向的旧体制的束缚。小岗村农民在承包合同中指出：“如果上级追查，队干部坐牢，全村各户保证把他们的孩子养到18岁。”这种贫困农村基层的自发探索，不仅解决了村里人的吃饭问题，也被中央主管经济工作的领导人用作国家经济政策上财政“甩包袱”的注脚。这种应对危机的调整政策被中央做了“改革”的定位后，媒体称安徽农民改变了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
　　此后的30多年时间里，安徽广大干部群众又积极探索，为农业和农村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其中，辛秋水教授立足于田野试验，在文化扶贫和村民自治领域做出重大探索。何开荫教授和张德元教授多次向党中央国务院建言献策，以刘兴杰为代表的基层干部勇于实践，积极推动农村税费改革，国家最终推出了废除农业税的政策。这些，无不凸显了安徽之于中国农业与农村发展的重要作用。
　　自1997年东亚金融风暴造成1998年中国因外需大幅度下降而暴露出生产过剩的问题以来，国内经济波动越来越多地受到全球化的影响。对此，中国政府在维护国家经济主权之际，大规模扩张国家信用，实施投资于三大差别——区域差别、城乡差别和贫富差别的再平衡战略。在城乡差别再平衡战略上，从2006年贯彻“新农村建设”战略起，中国已进入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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