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教育史研究/当代中国教育学术史》以专题和时间为线索，旨在系统回顾建国70年以来国内学术界对外国教育史研究的状况。围绕外国学校教育史、外国高等教育史、外国教育思想史、外国教育史学这四个方面的主题，梳理当代中国对外国教育史研究和探索的基本情况，总结当代外国教育史研究的特点，了解外国教育史研究的进展和存在的不足，为外国教育史学术研究未来的发展提供借鉴。
虽然在数个世纪之前，中国以外世界的文化与文明就被我们的先辈注意到了，以多种形式记载下了他们对于中国以外的文化与文明的认知。但是，引以为自豪与自傲的中华传统文明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我们的祖先长久以来都恪守“华夏□□”的历史观。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中国雄踞“天下”之中心，周围不过是番邦蛮夷而已。对于外国文化与文明的记载不过是出于对异邦风物的好奇与猎奇，以“华夏□□”而居高临下的姿态，并无放眼世界向外国的文明学习的态度。
中国人对于外国教育方面的认知同样如此。明朝末期天主教传教士陆续来到中国传教，也将西方的教育形态带到了中国。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高一志（ Alfonso Vagnone，1566-1640）在1615年左右完成的《西学》和艾儒略（Giulio Aleni，1582-1649）在1623年左右出版的《西学凡》都是用汉语写成的，他们首次向中国人介绍了当时欧洲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学科分类①的基本情况。那个时候，中国人对于西方教育制度与内容的认知，对于西方学问和知识的了解，也是出于一种猎奇的心理，并没有意识到有深入研究和学习西方教育的必要。
1840年，鸦片战争的失败虽然并未引起整个社会从“天朝上国”的心态中转变过来，但促使晚清一批士大夫们开始探索、发现、介绍西方军事、政治、地理、社会、教育等方面的知识，开启了近代风气之先，掀起了此后一股西学东渐的潮流。士大夫们的努力使得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抱着复杂的心态与情感，开始“睁眼看世界”。于是，对“外国”的关注由介绍开始，在这个全面介绍外国方方面面的过程中，对“外国教育”的介绍也开始了，人们逐渐认识到“外国教育的历史发展”对于中国人认识外国的教育有一定的裨益。中国的外国教育史研究就这样伴随着中国社会在自觉与不自觉地向着现代化演进的过程中初见端倪。“西学”的不断传人与国家内忧外患的局势，使得清政府也开始意识到了学习“西学”的必要性。在清末新政中，教育改革是其中一项重要的内容。癸卯学制的颁布，标志着中国近代教育行政体系的建立。西方的学校教育制度开始被中国模仿，教授西方学科知识分类的新式学堂开始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在兴办西式学堂的过程中，按照西方学科分类的知识体系，开设诸学科的课程，翻译和编撰相关的教材讲义，采取分科教育的方式，形成了新的近代意义上的学科体系，教育史学科也是这种新兴学科体系中的一部分。随着各级各类新式学堂的开办，西方近代学科分类标准、规则也被介绍到了中国。在此基础上，中国传统学术及知识体系开始日渐消融、分化，建立起以西方学科分类标准为参照系的新知识体系。中国近代意义上的学术分科是在西学东渐、西方学科分类意识传人中国以后，以西方学科为参照系建立起来的。从西方移植过来的“学科体制”与中国传统的学术结构截然不同，其构建了我国近代以来新的学科知识体系，也主宰了未来学术发展的主要形式。外国教育史学科与学术研究也是在这样一种大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
教育史与其他学科不同的地方在于，作为教育科学的基础知识体系，教育史学科的萌芽还与中国师范教育兴起有着密切的关系。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建立以后，为了培养更多新式学堂的合格教师，清政府顺应时代潮流在全国推广各级各类师范学堂，这些师范学堂里开始设置教育教学的相关专业，开设与教育相关的课程，引进和编撰教科书，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外国教育史以及教育学、中国教育史、教育管理学等多个专门知识领域，出现了作为师范院校教学科目的教育学科。
孙益，女，汉族，1979年出生于湖南岳阳，党员。2007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获得教育学博士学位。现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育历史与文化研究院党支部书记，副院长，硕士生导师，副教授。长期从事外国教育史、西方高等教育史的教学与科研工作。
《外国教育史研究/当代中国教育学术史》：
五、研究领域的扩大与多元格局的初步形成
改革开放至20世纪末，我国外国教育史学界已经培养出了众多科研与教学人才。众多教材和大量的译著和专著得以出版，发表的论文数量也以几何级数增长。这些都标志着外国教育史的研究不断向纵深发展，研究领域不断扩大。外国教育史的研究逐渐打破了此前一门通史包打天下的单调局面，开始初步形成通史、国别史、断代史、专题史研究的多元化格局。
通史方面，从1986年开始，滕大春教授联络全国各省市的外国教育史学者，组成了当时代表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高水平的写作队伍，经过八年努力完成了《外国教育通史》（1994）的出版。<外国教育通史》是我国□□部大型的外国教育通史著作，以6卷本200万字的规模，为读者全方位展现了从原始社会开始到20世纪人类教育发展的历程，涉及了除我国以外世界各主要地区的众多国家。这套著作特别对之前的外国教育史著作中没有涉及，或者虽有所涉及而语焉不详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思想都做了详细的论述。丛书还以相当大的篇幅更为深入地研究了古代东方以及近代以来欧美以外重要国家和地区的教育，包括拜占庭、阿拉伯国家的教育，还有印度、埃及、朝鲜、韩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澳大利亚及新西兰等亚洲、非洲、大洋洲主要国家的教育及各国教育家的思想，对佛教和伊斯兰教这两个世界重要宗教思想影响下的教育，都做了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打破了外国教育史著作中“欧洲中心论”的模式。《外国教育通史》还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阐明了东西方文化教育之间的相互交流和影响的事实以及不同时期之间的继承与变革关系，较为清晰而全面地反映了外国教育历史发展的脉络与层次。
国别史方面，20世纪80年代后期，一批国别史翻译作品的出版弥补了国别史研究的不足，包括滕大春、滕大生翻译的鲍尔生著的《德国教育史》（1986），诸惠芳等人翻译的奥尔德里奇著的《简明英国教育史》（1987），等等。这些西方著名教育史研究者的国别史作品曾经得到欧美各国学者的广泛好评，在西方教育史学界流传较广并且产生了较大影响。这两本著作的翻译，译文简练详尽，准确翔实，对中国教育史学界国别史的研究和教学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受到西方研究者国别史研究的启发，我国教育史的学者也开始尝试用中国的视角去审视其他国家教育史的发展，出版了一批独立的著作，例如王桂编著的《日本教育史》（1987），徐辉、郑继伟编著的《英国教育史》（1993），滕大春著的《美国教育史》（1994），等等。许多国别史研究，并非只是简单转述外国学者研究的观点，而是有史有论，史论结合，论从史出，以丰富的学识、客观公正的学术态度、犀利的学术眼光，不但对各国教育制度发展过程中的经验进行了准确的总结，也指出这些国家教育制度发展中所暴露出来的问题和弊端，同时对各国的教育家做出了恰如其分的评价。这使学术界对各国教育的发展有一个全面和深入的认识，也能够为科学的教育决策提供借鉴。
断代史方面，继《外国古代教育史》之后，由赵祥麟主编的《外国现代教育史》在1987年出版，吴式颖主编的《外国现代教育史》在1997年出版。拨乱反正以来教育通史类的教材已经出版了不少，但是断代史的作品却非常少见。而已有的通史类教材一般将古代教育史和近代教育史作为叙述重点，现当代教育史的内容比较简略。两部《现代教育史》的出版，弥补了学术界对现当代教育史研究的不足。这两部著作详细阐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勃然兴起的欧美教育革新运动及其对后世的影响，叙述了二战以后美、英、法等国发展各级教育的重大举措，各级教育的发展与变化，主要教育家的活动与思想；同时还对20世纪外国教育实践与理论发展的进程和取得的成就进行了综合性的回顾与总结，并以此为基础展望了21世纪世界教育发展趋势。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还出版了一批断代史的译著，包括张斌贤等翻译的法国教育史家莱昂著的《当代教育史》（1989），张法琨等翻译的澳大利亚著名教育史家康内尔的《二十世纪世界教育史》（1990），张人杰等翻译的法国教育史家加斯东·米亚拉雷、让·维亚尔主编的<世界教育史（1945年至今）》（1991），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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