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的姿态
白描
《养老院的故事》（见《北京文学》2019年2期）记录了养老院里九个老人的最后时光，他们的死亡过程。死亡是我们不愿意面对的话题，死亡是痛苦的，正如作家修白所言：“我在这里寻找的是那有欢乐的死，如澳大利亚科学家古多尔的死亡。”
死去是他者的，活来是我们的。我们每天热火朝天地奔波在活着的路上，拒死亡于千里之外，其实，死亡是每个人都无法逃脱、需要面对的。民间的死亡文化以号哭和悲伤为主调，给死亡蒙上了悲剧色彩。其实，很多时候，死亡是一种告别、回归和解脱。现实生活中，人类从恐惧死亡到逃避死亡，是一种世俗的惯性。死亡为什么不能像生一样，既有欢乐，也有痛苦。出生被欢庆，死亡被诅咒。死亡文化在人类文化中有着某种异化。这种异化，来自于对死亡的恐惧。生活失能的老人，不可逆转的失能才是痛苦的。为什么如此恐惧死亡？是因为人死后再也不能复生，不能有为。既然这样，我们为何不在活着的时候有所作为，活得有所姿态？
了解了死亡的绝望，才能更好地面对生活中的痛苦，战胜痛苦并在痛苦中找到欢乐，找到生活下去的勇气，向死而生，一日一生，才是生活的态度。讨论死亡，就是讨论生活的态度。人在有限的生命中活得更精彩，更有意义。真正意义的死亡，是一个人死后没有什么能带走、也没有什么能留下。而那些为人类进步做出贡献、为他者留下什么的人并没有真正地死去，他们的文化、科技遗产一直被后人享用、流传。即便什么传承也没有留下，至少可以给亲人、朋友留下爱与思念。
现在的人缺乏生活的姿态，没有自己独立的思考，成就了物质的傀儡，终究还是要有一死的。这种死亡是恐惧的、可悲的，是其动物性的死亡，而非人类的死亡。其实，讨论死亡，就是讨论人生的根本之道，讨论生活及怎样生活得更加美好。《养老院的故事》生动记录了九个老人的最后时光，独特的视角，切合社会的现实观照，令人警醒。
后 记
这是一篇非虚构的文字。记录一些小人物临终的各种死亡，他们与亲属的最后关系。这些关系形成了社会关系的一部分。虽然微小，却是一个时代群体的真实样貌。人在出生的时候，有欢喜，也有悲哀。而死亡，几乎没有欢喜。我在这里寻找的正是那有欢喜的死。
104岁的澳大利亚科学家古多尔，获得过澳大利亚荣誉勋章，有3个博士学位。他担任过30个生态系统杂志的主编，102岁还在写论文。2015年，他独自野外旅行1800公里。2018年5月，他按照自己的计划，去瑞士接受安乐死，2018年5月9日，他穿着“衰老不体面”字样的衣服，宣布次日在当地的一家诊所接受安乐死。在全世界媒体的镜头前，老人用德语高声歌唱起来：“欢乐女神，圣洁美丽，灿烂光芒照大地！”这样的自主的死，在亲人的陪伴下，是欢喜的死。
死亡的绝对公平是这个世界唯一能给我彻底温暖的东西。我几乎是沉醉并享受着死亡——这一直令我恐惧着的东西（陈原）。这样的死，有如一道微光。正如一个作家死而复苏后的第一句话：生不如死。
衰老不可逆转，衰老对肉体的掠夺，如流水冲洗指缝间的细沙。一具全面坍塌的身体，如废墟。清理，重建。向死而生。
我在养老院三年见证的死亡，过程痛苦。而老人古多尔的死亡是没有痛苦、人道的。我的父亲却没有这样的幸运。他93岁的年纪，想死，却死不了。在《死亡的味道》中，我记录了父亲漫长的死亡过程，这过程令人崩溃。
父亲住养老院初期，他渴望逃离。当逃离无望的时候，他一再表达对死亡的渴求。养老院有一个共同的景观，每张床铺的边缘，那些弯腰忙碌的身影多数是老人的女儿。这些老人的家庭，多数是女儿在伺候老人。老人却顽固地认为女儿是外人。这是他们痛苦的根源，一个奇怪的悖论，也是民间普遍的习俗。这不是血缘和条规能解决的问题，是社会学家研究的范畴。这些老人认为的“外人”在承担着人类的善与真，悲悯与眷顾。她们质朴的情感，像泥土中的谷物，滋养着那些临终的老人。正如托尔斯泰所言：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
在养老院，刘大爷临终前跟我们诉说他一生的遗憾。他的遗憾实在出乎我的意料。他劳作了一辈子，可以安享晚年的时候，却患了肝癌。而困扰他的遗憾不是癌症，而是文盲。德高望重的院长郜爷爷，他躺在被尿液浸透的床垫上，跟我描述他曾经有过的家。天津的、北京的、南京的家。这些家都与他没有关系了。他在养老院等待临近的死亡，等待老伴和小田姑娘的到来。只有老伴和小田来，他尿湿的床垫才能换掉。他的眼神，宁静，认命。
阿梅姐的负重，小田姑娘的多情、烂漫。这些人，像影子一样在我面前流动，汇合成一个舞台。这些死去的老人，他们临终的生命消失，却在我的生命中残喘。我把这些残喘吐纳出来，变成文字。如今，在养老院伺候父亲的女儿们，与父亲阴阳两隔。她们和我一样，不再去养老院，散落在这座城市的某个角落。而我，以这本书，把他们聚合在这里，重现昨日的场景。探究他们幸福与不幸的根源。
夏教授到了临终才觉醒的忏悔，是晚年生命的一次追悔莫及。一个人，通过阅读别人的生活史去觉悟，便少了这样的追悔莫及。这些，不是我写这本书的初衷。养老院三年中，我亲历了老人的各种死法。人固有一死，我们很少去探讨死亡的话题。我在父亲临终的那段日子，心里期盼他尽快结束残喘，而我的所为却在延长这样的残喘，痛不欲生，严重分裂。找一个朋友倾诉，他说，你写下来，写得越深刻越清晰。于是，就有了《死亡的味道》（见《天涯》2018年2期）。这是一种活下去的方法。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试着用理性去解剖死亡。用大自然的轮回去看待生命的轮回，我们对生，又有了新的认识。
在《活下去，还是死亡》这篇文章（见《天津文学》2017年11期）中，作者谈论了他的生死观。而他自己的亲身经历，只字未提。他的夫人跟我说起过他濒临死亡的过程，一个作家如果把这个过程记录下来，一定比实验室医生的记录更生动。濒临死亡后又起死回生，这种在小说家看来富有戏剧性的过程，对生命，却是一个残酷的过程。当他降临到一个作家身上的时候，未尝不可说是上天对这个作家的眷顾。虽然回望痛苦，但是正因为这样的回望，对死亡的恐惧才能减轻。我们在死亡中学习和认知了死亡，我们对死亡的恐惧来自人死不能复生的绝望，既然这样，我们为何不在活着的时候有所作为。其实，讨论死亡就是讨论生活的姿态，以及怎样生活得更加美好，不枉此生。
我写这些老人的死，写一次，自己死一次。每天写完一段，要找一本有趣的书来缓释这种压迫。这些有趣的书是鲁迅直译的《苦闷的象征》、米兰·昆德拉的小说集《好笑的爱》，还有毛姆的《面纱》。一个美国藤校毕业的建筑师，他发的图片：一本古兰经。配文是：去那个有十字架的书店，别人都说找不到圣经，我找到了。对苦闷的象征的领悟与应验；好笑的爱中对两性关系的心理分析；毛姆在小说构架中给读者的精神引领，有一种回到20世纪阅读经典的温情，仿佛寻到一段溢出的时光；古兰经图文并茂地当作圣经。这些别处的生活，以图像和书本呈现的时候，他者的世界一下子介入到我的生活中来。这种介入，在帮助我们找到生命中的细微欢乐。这些欢乐形成的巨流，抵御着死亡的恐惧，更清晰地领悟生之意义。这是写这本书的初衷吧。
2018.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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