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51年4月出生于辽宁沈阳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祖 籍是河南南阳。祖父彭和卿早年毕业于北京朝阳大学法科，曾参加过北伐战争，任军法官。国民革命失败后，祖父对政治感到失望，决定寻找教育兴国的道路，遂回乡变卖家产兴办南都中学并任校长。南都中学坚持“办学为民，立德树人”的办学理念，资助贫困学生，教书育人卓有成效，先后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遍布海内外。长期以来，在当地流传着“要读书，上南都”的说法。
20世纪90年代，南 都中学复校重建时，袁宝华同志专门题写“纪念人民教育家彭和卿先生”碑文。我的父亲彭清源在祖父的影响下，早年便立志学成报国。1940年，父亲考入国立武汉大学经济 系，1944年毕业后考入国立中央大学研究生院，1947年获取经济学硕士学位后，又考取公费留美研究生，先后在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纽约大学攻读财政理论。新中国成立后他积极响应号召，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被分配到东北沈阳，参与创办东北财经学院、辽宁大学，先后任副教授、教授。他的早期学生包括全国政协原副主席王文元、辽宁大学原校长冯玉忠等，可谓桃李满天下。“文革”后，他先后任沈阳市副市长、民革中央常务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等职。
我成长于这样一个家庭，从小耳濡目染，小学就养成每天翻阅《参考消息》的习惯，上中学后开始逐步接触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马克思的《资本论》、凯恩 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等大量政治、经济、历史名著。记得有一次我懵懂地问父亲：“什么是所有权？”他讲了一个关于外国教授给他们上课的故事。当时这位教授把腕上的手表摘下来猛然摔在地上，然后告诉惊愕的学生们，所有权就是对一个物品无条件的占有、支配和处置的权利。那是我第一次学习到经济学中的一个基本概念，至今记忆犹新。
但是由于连年的政治运动，经济工作已成为高风险职业，经济理论也逐渐脱离了科学的轨道，成为教条主义的奴仆。因为生长于一个有着政治历史问题（父亲抗战时加入过国民党）的高级知识分子家庭，所以我们从小就感受到了莫名的压力和实实在在的歧视。如果没有“文革”，我很可能会选学历史，毕业后成为一名中学历史教员。我的父母（母亲是辽宁大学附中的教师）对我的期望也大抵如是。但是，经历了“文革”十年，特别是五年知青插队生活，我亲身感受到了人民公社的“大锅饭”是如何给农业生产和农民带来打击和苦难的，也感受到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是如何扼杀经济生活的生机和创造力，使其变成票证经济、短缺经济的。这使我对“经济”这一概念的认识，从“节约”转向资源配置的“效率”，转向“经世济民”的使命和初心。当然，如果没有“文革”结束后的拨乱反正和真理标准大讨论，没有邓小平同志恢复高考的决定，我们这一代人的命运也不会改变。
1978年，经过努力争取，我被批准参加“文革”后的第一次全国统一命题高 考。我参加的是文科考试，政治、语文、历史、地理四科我的平均分为88分，其中政治考了98分。可能就是因为这一点吧，尽管我第一志愿报的是北京大学历史系，但还是被北京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录取，从此与经济理论及实践结下了不解之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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