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 日本汉学名家宫崎市定晚年集大成之作，一本书看透科举制度
l 本书脱胎于早期作品《科举：中国的考试地狱》，增补了科举的沿革、近世中国社会与科举等篇章，成为一部完备的全方位研究科举制度的史学著作，是对科举制度感兴趣的读者不可错过的里程碑式作品
l 本书与《九品官人法研究》堪称日本汉学名家宫崎市定作品中的双璧，是对古代中国科举制度的一次全面研究与总结，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本书分量虽重，但语言轻松，结构精巧，作者在200 余页的篇幅中展现了完整的科举制度发展图景。
科举是中国的高等官员资格考试制度，从隋代到清末实行了一千三百余年。尽管其中多少有些变革，但作为一项制度，延续如此长的时间，在世界历史上都称得上是罕见的现象。可以说，科举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科举制度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极为深远的影响。通过科举能够窥见中国文化特质的一斑，在论及中国民族性的本质时，也必须将科举带来的后天性一并考虑进去。总之，谈及中国，就不能无视科举。
所谓“科举”，就是分科选举。考试不止一种，而是分成几科，称为“科目”。这里的“选举”一词与日本今天的用法不同，是指官吏的任用制度。所以，科举的原意是通过分成几个科目的考试，从民众中选拔各方面的俊才任用为官吏。如果要探求科举的历史性与社会性意义，与其考察科举制本身，不如将它与相关的周边事物加以比较才更为有效。下面我将从两三个视角出发，通过这样的方法瞥见科举性质的一角。
首先，科举的着眼点归根到底是测验个人的才能，然后选拔为官吏，这与官员地位世袭的封建制度正好相反。封建制度在中国的崩溃很早，但封建性的制度却长期残留，在官员任用方面就存在着与科举并行的封建性选举。比如任子制度，又称为恩荫制度，高官子弟凭借父祖的余荫，不经筛选就能获得官位，可以说是古老封建制度的遗风。中世时期a，整个魏晋南北朝实行九品官人法，这本是以打破封建贵族制度、从一般民众中选拔俊才作为理想出发点的制度，但在当时的权势者，即贵族门阀势力的压力下扭曲变形，反而成为拥护贵族世袭官位的封建性制度。不过，任子制度也好，九品官人制也好，虽说具有封建性质，但都不同于真正的封建制度。在真正的封建制下，后继者可以毫无遗留地继承父祖的财产和地位，但任子通过父祖庇荫所获得的地位要比父祖低得多，九品官人法则仅仅是出于贵族之间的道义而相互尊重门阀的既得权力，除此以外没有任何的法律依据。因此，即便是名门子弟，一旦在官场竞争中落伍，不知不觉就会沦落为失败者，遭到世人的抛弃。
历代天子都有一大夙愿，那就是改变分权性质的封建遗风，建立起中央集权的制度。隋代建立的科举制有力地打击了六朝时期的贵族制度，唐代新兴的贵族群体到宋代再次落伍并走向没落，科举制至此才成为任用官员的正道，获得了社会的认可。这绝非偶然，科举是与天子的中央集权制相辅相成而发展起来的制度，同时也是为天子的专制权力起到辅弼作用的制度。正因为如此，有人说所谓科举就是天子为确立自身专制权力而将天下英雄尽数去势的谋略。
唐太宗曾看着新进士的队列感叹，“天下英雄尽入我彀中矣”。于是后人作诗道：“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太宗皇帝设计了巧妙的计谋，使得有壮志的天下英雄都在读书中花白了头发。）这种说法击中了一部分事实，科举的兴盛确实与天子专制权力的发达有着密切关联，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过于看重天子个人的影响，因为个人意愿只有在与社会动向形成一致时，才会变为不可逆转的潮流。与其说科举制的确立是基于唐太宗、宋太祖、宋太宗等个人的意愿，不如说这是他们所生活时代的大势所趋。
第二个问题是科举与学校的关系。科举是取士制度，学校是教育士人的机构。两者本来泾渭分明，但又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甚至于常常被混为一谈。学校培养士人就是为了录用官员，因此学校同时承担了官吏任用考试的一部分甚至全部，宋代的大学制度就是如此。另一方面，科举虽为取士而生，但前提是存在接受过教育的士人，因此常常给人感觉教育包含在科举制度之中，至少教育制度隶属科举制度，教育几乎是针对科举考试进行的准备，明清的制度正是如此。但是，学校不同于科举，不完全依赖朝廷的保护和奖励。虽然官学衰退、萎靡不振，私学却往往散发出生机和活力。明清时代的官学完全隶属科举，但民间作为辅助的私学始终发挥着教育的作用。不过，它们中的大多数依然是科举的预备学校，这一性质并没有改变。有人认为，明清的学校隶属科举，同时又将其功能让渡给民间的私学，本身只剩下一个空壳。
书单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