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地理学方法/国外语言学译丛·经典著作》的核心内容是柴田武等学者在新渴县丝鱼川地区的方言调查结果。
《语言地理学方法/国外语言学译丛·经典著作》一经面世，就对学界产生了“极其巨大的影响”，在日本方言学界有极高声誉，被认为“打开了日本方言学界的局面”“决定了日本语言地理学的走向”，是“语言地理学的一个划时代里程碑”。
《语言地理学方法/国外语言学译丛·经典著作》含有“副编”——“丝鱼川语言地图册”。
从1957年开始，我就一直在做新泻县丝鱼川地区的语言地理学调查。在整理调查材料的过程中，又尝试思考语言地理学的方法在普通语言学上的意义，从而形成了本书的内容。
尽管语言地理学的方法是语言学史上一种比较传统的方法，但我认为，正是这种方法把我们从片面理解语言本质的危机中解救了出来。自从语言学分为历时语言学和共时语言学以来，二者中的任何一种方法，都无法避免对语言学本质的认识产生片面的理解，作为共时语言学的结构主义语言学也不例外。
语言既是一种静态的结构，也是历史的产物。但是作为一种科学的方法，语言地理学方法正是为了能够在分析问题的同时对语言的共时结构和历时发展这两方面做出调和。
从语言学史上看，语言地理学是作为比较语言学的“救援”方法登场的。这样看来，这种方法似乎带有一定的被动性。但语言地理学又是一种探寻某地民众在语言上的个性和创造力、从语言方面探究人与人关系的主动性方法。关于这一点，如果以后有机会我们再详细讨论。
除了丝鱼川地区的调查之外，从始于1949年、持续了15年多的全国实地调查中，我得到了以下几点心得：第一，那些久居当地默默无闻的老人们所说的语言里有十分深刻的含义。现在对我来说，他们并不是作为试验对象的发音人，而是跟我同在一个社区共同经营语言生活的亲切邻居。第二，我确信，不管来自中央政府的压力有多么强大，方言绝不会有消失的一天。现在中央政府推行的日语标准化工作开展得越多，代表个别性的方言也就越发闪耀着光辉。
在语言地理学的方法上，为我开拓眼界的是贺登崧神父。虽然大学一年级时（1938），我在小仓进平先生的语言学研讨课上读过多扎的《语言地理学》，已经学习了语言地理学及其相关知识，但是将这些知识转化为现实经验，还是从与贺登崧神父一起做丝鱼川调查开始的。
除贺登崧神父之外，参加丝鱼川调查的还有德川宗贤和马濑良雄两位合作研究者。本书中约四分之三的资料是由这二位先生收集的。
丝鱼川调查所得到的材料现在还在整理中，我正努力让这些材料能够尽快面世，届时将会是一本含有700多幅地图的《丝鱼川语言图卷》。本书也可以说是这本语言图卷的中期报告。但是本书的理论和阐释都来自我个人。同时还要提前说明的是，从整体来看，本书不是对国外已有学说的继承，只是我个人思考的产物。
本书草稿写成之后，恩师服部四郎先生通读了全稿，这让我感到非常荣幸。服部先生还就草稿与我讨论了好几个小时，我们讨论的成果也体现在本书之中。
如果没有贺登崧神父这样的前辈学者，我大概不会开始语言地理学研究；如果没有两位合作研究者，我手中也许不会有丰富的研究材料可供思考。另外，如果没有幸得服部四郎先生这样的批评者，这本书可能不会是现在的样子。对如此种种，我的心中只有深深的感谢。
柴田武（Shibata Takeshi，1918-2007），日本语言学家、国语学家。生于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1942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1969年获东京大学文学博士学位。历任日本国立国语研究所研究员、东京外国语大学教授、东京大学教授、埼玉大学教授，获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埼玉大学名誉教授称号。多年从事方言地理学、社会语言学研究。著有《日本的方言》（岩波书店）等专著，参与编纂《新明解国语词典》（三省堂）、《类语大辞典》（讲谈社）。1985年获NHK放送文化奖，1992年获得“勋j等旭日中绶章”。
书单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