覆水不收：科举停废百年再思_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编_9787532595785

　　编者的话

　　光绪二十七年（1901），即震荡中外人心的庚子事变发生后第二年，清廷于七月十六日颁布上谕，规定自下年始，凡乡试、会试头、二场均试以策论，用“中国政治、史事”与“各国政治、艺学”命题，一律“不准用八股文程式”。由此谕旨而奏定的详细章程，后人称之为“辛丑科举新章”。作为清季科举改制历次方案之集大成者，这一纸章程不仅牵动了当时万千应试士子的神经，也深刻影响了清朝社会政治的走向。其时削籍在野的文廷式（1856—1904），旁观了壬寅（1902）、癸卯（1903）等年按照科举新章所举行的乡、会试，有感而发，作有《科举变制，戏题人试卷后》一诗：

　　何人真出一头地？此际须成八面锋。

　　我较晦翁评饮如，三淋笮酒味犹醲。

　　其一、二句直接质疑科举新制果能发掘人才否？按“八面锋”者，为《永嘉八面锋》一书的省称，据传为南宋陈傅良或叶適所作，系取浙东“事功”之学，预拟科场程式，供士子应试揣摩之用，言能应对各种策论，如锋出八面，面面相当，故无往而不利，为“场屋救钝之药”。文廷式用此典故比拟策论考试之程式化，语含讥嘲，又反用欧阳修《与梅圣俞书》中赞赏苏轼语，怀疑这类因循应试之卷如何拔取“出人头地”之真才？无独有偶，章太炎（1869—1936）作于1906年的《箴新党论》，批评新党之“竞名死利”，也用了“八面锋”一典，指出新党之“一族”专习于“求之古人以定是非，而对策《八面锋》贵于当世”，“彼新党者，犹初习程墨者也”，甚而“新党之对于旧党，犹新进士之对于旧进士，未有以相过也”。

　　其三、四句引《朱子语类》中语，原话为“人读书，如人饮酒相似，若似爱饮酒人，一盏了，又要一盏吃。若不爱吃，勉强一盏便休”，借以饮酒喻读书。“三淋”者，指酒熟后，多次压榨过滤去糟。制酒以头榨酒为最浓厚醇正，经多次滤榨，味道便薄。此处以读好文章犹如饮“三淋”酒，余味尚浓，实则暗讽“变制”后之应试文章好比反复榨过的薄酒，已是乏味不堪。此诗虽曰“戏题”，似属即兴游戏之笔，但文廷式对于“科举变制”的真实态度，已可见一斑。废八股、改策论之科举新章，用后视目光衡之，可谓影响清末社会变动的一大关节，而在诗人眼中，却不过是换汤不换药的把戏。

　　从文廷式本人的履历来看，其实他也算是老于“制艺”之人，有过相当丰富而且不算平坦的科场经历。同治十二年（1873），十八岁“初入都，应顺天乡试，不售”。光绪八年（1882），二十七岁应秋闱，“以附监生领顺天乡荐，中式第三名”。光绪十五年（1889），三十四岁，赴春闱，“应礼部试，不第”，五月复战，考取内阁中书第一名。翌年（1890）春，再入都，应礼部恩科会试，中式第二百六十一名贡士，由户部带引见，复试一等第一名，殿试第一甲第二名，赐进士及第，授职翰林院编修。

　　由初应乡试碰壁，步步为营，一路攀爬，最终殿试钦定榜眼，一飞冲天，文廷式也有差不多十七八年的黄金年华曾困于场屋。初次会试失捷后，他在致友人于式枚书中，慨言科举之制，“千余年来，以此耗士人精力，风会既成，人争趋之，得丧之间，动关身世，我辈生此，亦何能不鹜？” 言下对闺墨取士不以为然，但语及己身，犹且恋战，谓“今时盖仍当复战之时”，意欲再试，心态颇为纠结。不过，世事无常，他的科场命运不久即峰回路转。同年再战，考试内阁中书，夺占魁首，翌年连试连捷，金殿传胪，如其自诩“向来飞动意，平蹴九天高” ,由此受知于光绪帝，开启如日中天的政治生涯。这一切，当然最大得力于翁同龢、汪鸣銮诸座、房师的青眼，更脱不开德宗的宠眷。只是，因为殿试策内的一个偶然笔误（“闾阎”误书“闾面”），文廷式之殿试获隽大遭外间物议，以致有御史上疏纠弹，谕命调查原卷，继查属实，诸读卷大臣均奉旨交部议处。文氏本人虽得保全，但受此意外风波连累，从此有了“驴面榜眼”的谑称，也为后世留下了晚清史上最为著名的一段科场掌故。

　　文廷式从科举考试中脱颖而出，同时又屡遭科场文化的压抑，可以说他既是科举制的受益者、维护者，也是它的质疑者、批评者。光绪十八年（1892），文廷式代会试正主考翁同龢撰《壬辰会试录序稿》进呈御览，曾列举康熙、乾隆、道光三朝诸实例，承认“国家养士二百余年，魁儒实彦，咸出科目”。十九年( 1893) 夏，他受光绪帝“特简”，派为本年恩科江南乡试副考官，内心喜忧交集，致于式枚信中称，“（六月）二十二日命下，典江南试，菲才重任，惶悚异常，又不得与兄商酌，有所祗承，必有负乘之诮矣”。其出京之际，作七律一首，题曰《奉命典试江南出都门作》:

　　九朝文献重三吴，常譬人材海孕珠。

　　况是明时须黼黻，要令奇士出菰芦。

　　不才恐负文章责，经乱庶几民物苏。

　　雨后西山添爽气，山灵知我素心无。

　　按《建康实录》载，东吴殷礼与张温使蜀，诸葛亮见而叹日：“江东菰芦中，生此奇才”。菰芦，水生植物，即茭白和芦苇，江东水乡之地，多生菰芦，故用作比。文廷式化用此语，以主持南闱、拔取“奇才”自任，可见对科考的重视与倚仗，然而言下并无实在把握，不免“不才恐负文章责”的隐忧。当时作有《光绪癸已恩科江南乡试策问拟答稿》，亲拟第三场策问题，共五大类，每类九、十题不等，总计约七千余字。由京赴宁一行中，撰有《南轺日记》，记录沿途日程及闱中事，据载这次应试“实到一万七千九百馀人”，其自谓“忙不可解，凡阅三场卷至千馀，而不自以为倦”。在江宁府署阅卷时，文廷式发现近十年科场文风变化,“自道光朝专尚墨卷”，历咸、同、光诸朝，时有所变，“十年以来，又复一变，不拘格律，是风气之佳处，而不能切题，渐流于廊与杂；而文理不清，则亦士人心术之忧也”，又忧心于“近时八股风气最杂”。在与同行友人赠诗唱和之际，他也有“人才恐岁差”之句，并自注：“龚定庵诗云：‘一代人才有岁差’。今年典试，恒恐有不及戊子(光绪十四年，1888) 、辛卯( 光绪十七年，1891) 之虑。”

　　检核文廷式作于甲午前后的笔记文字，有多处猛烈抨击八股文，愤慨其愚民、弱国之害。如《闻尘偶记》中径直言“八股之文，非经非史，以学究之陋识而大言曰‘代圣贤立言’，至今日而人人知其无用矣。然即以八股论之，其荒谬可入《笑林》者,亦不可胜数……如斯之类，指不胜屈，每科有之，千百之中，不能记其一二。犹复因循不废，盖愚民之术，莫秘于斯。朝野相蒙，不至于率兽食人不止也。” 这一思路一直到他遭弹劾贬职后，并未稍易，甚而更趋向激烈，如《罗霄山人醉语》揭露历代统治者愚民之术，至谓：“一愚之以焚书坑儒，再愚之以诗赋策论，三愚之以八股试帖，而中国之土荒民惰，器窳兵疲。驯至今日而愚之极，不可收拾矣。” 不过，文廷式虽然不满于八比取士的“荒谬”形式，但对于作为考试内容的儒家经典，却仍作恕词。针对当时“日本人讥中国中六经之毒”的说法，他反驳道：

　　夫六经为盛治之文，大中之道，即今日泰西之富强，岂能出六经之外哉？中国所中者，帖括之毒，其读六经，不过备考试之用而已。大义日湮，微言愈绝，酿成人心风俗之害，而交侵之祸不可胜究。以此归咎六经，不任受也。

　　在“六经”与“帖括”之间，文廷式做了明确的区隔。前者为“大义”所在，尚且能够统括“富强”之术，后者则蠹国病民，百无一用，因此经义不可废，八股必在革除之列。他说：“八股虽不成文字，而自古以来文字之体皆参用焉，各视其时事之所尚而改易之。此所以人人知其无用，而又未尝不乐其可以售欺也。然囿人聪明，束人议论，使天下民智不开，民力不奋者，咿唔暖姝之有害于家国也。欲变中国之弊端，其必始此也夫。”

　　光绪二十二年（1896），文廷式被劾罢职，驱逐回籍，为政治生涯的一大转捩。其后在野期间，清廷经历了戊戌（1898）、辛丑（1901）两次科举改制。两次均以废八股程式、主试策论为基调，旨在通过考试内容与场次的调整，革除科场积弊、遏制空疏学风。如果说前一次刚刚启动即戛然而止，主要归咎于高层政治斗争震荡的破坏作用，那么后一次旧调重弹而致乱象重生，则不得不承认事随境迁，朝野观念的分裂与清廷权威的失堕，已造成了一种“交互激进”的氛围，很难为稳健、从容的科举制改革提供宽裕空间了。晚年文廷式对于清朝已几无认同，当“科举变制”风风火火进行之际，他只抱有旁观者的漠然与嘲讽，前引作于癸卯年（1903）的《戏题》一诗，便流露了这种无所留恋、心灰意懒的情态。在他看来，改试策论之后的科考，不过是一种新的依样画葫芦的文字游戏而已，无论经史实学、还是西学时务，一旦纳入考试轨则，其肤浅、乏味如同经过“三淋”的薄酒，并无异于八股时文，至于选取真才、挽救世局，更是瞎马临池，茫如捕风。

　　光绪三十一年（1905）九月初二日，由直隶总督袁世凯、两江总督张之洞等六位地方督抚联衔奏请立停科举，以便推广学堂，咸趋实学，清廷诏准自1906年开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并令学务大臣迅速颁发各种教科书，责成各督抚实力通筹，严饬府厅州县赶紧于乡城各处遍设蒙小学堂。自隋炀帝大业元年( 605) 设进士科开始，绵延了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制，至此正式终结。文廷式已无缘见证这一切，他在前一年（1904）病卒于江西萍乡故里。他的这首《戏题》小诗，不啻为一阕预言性的挽歌。

　　科举制作为一种“考试取士制度”，而具有的超越于此的历史价值，尤其对于维系中国传统社会与政治的重大意义，业已获得中外学界的一致公认。按照钱穆（1895—1990）的说法，这一制度长期以来主要发挥了“用客观标准挑选人才，使之参预政治”、“消融社会阶级”、“促进政治统一”的三层作用，故“自唐以下一千年来，成为中国政治社会一条主要骨干”。 18世纪的西方启蒙思想家对于科举制的至高赞美和推崇，一直是有关“东学西渐”的热门话题，直至今天，还有国人顺着这个话头，津津乐道于诸如\"中国赠与西方的最珍贵的知识礼物\"、“西方人眼中的‘中国第五大发明’”这些朗朗上口、但史源不甚明了的说法，使已经“送入博物馆”的科举制持续发挥着动员民族自豪感的余热。最近，日本学者宫崎市定（1901—1995）在半个多世纪前出版的小册子《科挙：中国の试験地狱》（1946），也被翻译，引入国内。不过有意思的是，中文版书名中原来的副标题，不知何故被去掉了。出版方对于这本书的定位未必那么“学术”，而意图吸引更多身处当代考试社会、并对古代“科举”抱有一丝好奇的一般读者，但似乎完全忽略了宫崎市定写作这本书的目的，虽然讲的是中国历史，其实也在提醒同样身为“考试炼狱”的日本，在教育上应当避免的问题。

　　1905年，科举制一朝废除，多数时人弃若敝帚，或无动于衷，社会表面似波澜不惊。但实际上，这一历史事件的意义，将在更深层次、更长时段显现出来。思想敏锐如严复（1854—1921）者，便意识到“此事乃吾国数千年中莫大之举动，言其重要，直无异古者之废封建、开阡陌”，并且感言“造因如此，结果何如，非吾党浅学微识者所敢妄言”。几乎同一时期，夏曾佑（1863—1924）也指出，“此等之事，关系于社会至深，社会行科举之法千有余年，其他之事无不与科举相连，今一旦举而废之，则社会必有大不便之缘”。后来美国学者吉尔伯特?罗兹曼（Gilbert Rozman）主编《中国的现代化》一书，就将废除科举视为中国现代化的起点，指出“1905年是新旧中国的分水岭；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必须把它看作是比辛亥革命更加重要的转折点”，进而言之，“这一变革对于政治结构的重要意义与1949年共产党人的胜利难分高下”。

　　科举制度及其停废问题如此重要，也无怪长时期以来为数众多的研究者前赴后继投入其中，甚至已有学人倡导成立一门“以科举制及其运作的历史为研究对象”的所谓“科举学”的专学。相关研究成果，层累至今，可谓堆山积海，极为丰硕。钱穆、邓嗣禹、宫崎市定、张仲礼、商衍鎏、傅吾康、刘兆瑸、黄光亮、王德昭、李世愉、何炳棣、余英时、艾尔曼（Benjamin A. Elman）、周振鹤、杨国强、罗志田、王先明、刘海峰、何怀宏、关晓红、章清、刘龙心、杨齐福等几代学者产出的标志性著述，不断提升着这一领域的研究程度，也为后来者树立了高起点和高门槛。不过，学术发展，譬如积薪，后来者居上，或不敢言必，新一批（代）研究者逐渐崛起，并初步展现其眼光、功力与格局，却已是不争的事实。尤其近一二年，国内学界陆续出版了多部由年轻学人撰著、从不同角度讨论晚清科举相关问题的专书或论文集，包括安东强《清代学政规制与皇权体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韩策《科举改制与最后的进士》（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李林《最后的天子门生——晚清进士馆及其进士群体研究》（商务印书馆，2017年）、左松涛《近代中国的私塾与学堂之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曹南屏《阅读变迁与知识转型——晚清科举考试用书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卜永坚、李林编《科场?八股?世变——光绪十二年丙戌科进士群体研究》（香港中华书局，2015年）、卜永坚、徐世博编《政变时期的八股：光绪二十四年戊戌科会试试卷分析》（香港中华书局，2017年），等等。从这些新鲜的成果，我们可以看到学术研究上诸多可喜的具体推进，也明显感受到学界新生力量的活力与努力。

　　2017年7月9日，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召集举行了主题为“覆水不收：科举停废百年再思”的学术工作坊，与会者多是活跃在相关问题研究第一线的青年学者，而且来自历史学、教育学、社会学等不同的学科，他们运用档案、报纸、诗文集、日记、书信、课卷、试卷、新式教科书、考试用书等多种材料，从各个方向切入，围绕会议主题展开讨论，从中也可以窥见一些略具共识、并已付诸实践的研究取向。比如注重在制度史的基础上还原“活生生的参与者”，挖掘科举改制、科举停废过程背后的“人事”因素，避免以“后见之明”倒推原因，而能兼顾实力督抚与朝内重臣“两条脉络”，揭示其方案主张、权力运作及互动。癸卯、甲辰两科会试产生的进士群体，即受到由中枢、翰林院、礼部主导的科举制变革路线（区别于主张改、废科举的趋新督抚）的长期型塑，而他们的教育、仕宦经历以及清亡后的出处、流动与浮沉，也成为“转型时代”的一个缩影。至“后科举时代”，传统士人的出路问题一直是研究者的关注热点，不过侧重偏在“野”一方的反应，对在“朝”一方采取的旨在“宽筹出路”的一系列善后措施则较忽略，有关举贡、生员考职与优拔贡考试的史事还原，呈现出政府政策的过渡场景以及地方士人对于旧时科举制度的惯性依赖，这提示我们清廷所谓“立停科举”并非一个瞬间完成的动作，而由此造成的“社会影响”其实有着更为丰富的层次。近年来，关于清代科举研究有一个显著趋向是学界越来越注重对科举考试内容（如试题与答卷）、与科举考试相关的各类出版物（如策问类出版物、西学汇编类出版物等）及其所承载的各种知识等进行深入的研究，此处借用某与会学者的一个总结，即“转向文本、书籍与知识”。这一类研究，当然首先建立在“文本”细读与深描的基础之上，但其趋向并非是向内的，除了用来测量和评估这个时代的“一般知识”水平，上述文本也可以与制度史研究结合，更加精细地分析科举改章的具体措置及因应，解决诸如应试文体、策论题目、场次分布等问题，如果将“文本”还原到更加广阔的“语境”，则我们对于围绕“新政的生意”而孕育、兴盛的出版市场、考场经济与政治文化，势必会有更加深刻的理解。总括而言，虽然只是短短一天的会议，但因有水准整齐的高质量论文打底，会场讨论充分而且高效，并提出了许多富有价值而未尽的课题。这一辑《近代中国研究集刊》即大致以此次与会论文为基础，又邀约了一些新的作者，共收入“专题论文”十一篇，“史料整理”两篇，“研究综述”、“研究书目”各一篇，自信尚可以反映最近研究进展与动态。

　　本集刊很荣幸地邀请到前辈学者杨国强教授（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的长文《科举制度的历史思考》，作为起首统领之篇。此文以鸟瞰式的视野，通观千余年来科举“取士”并且“造士”的脉络，揭橥悬系于此的中国人“以文化维系政治”的古老理想，至浸润其间的传统儒学理路，尤再三致意焉。然而，“经义取士之通过万千读书人以影响‘世道人心’，从而通过万千读书人实现以教化为治理的过程”，可行之于治世，却对付不了乱世。降及近世，科举制受到捐纳、保举等异途的冲击，更兼外力压迫下，国人习惯以“中西交冲”为尺度，来审视科举和非议科举，其本身弊端被不断放大，而无涉于“身心”的策论但讲实用、利害，不讲是非、义理，士林受“追求富强”风气驱使，进入持续的激进化。文后附录《科举停置及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由2018年10月12日杨国强先生在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主办之“北大文研讲座”上的讲演稿整理而成，正可视作前文的续篇。文中提纲挈领式地描述了科举制在晚清遭遇的多重危机，对“异途淹没科举”、“学堂推倒科举”的过程予以扼要说明，并辩证地解释了科举制缺位以后中国社会、政治所蒙受的久远影响。值得特别一提的是，文题中出现的“停置”一词，不同于一般所用“停废”、“停罢”、“废止”等语，这不是杨先生的发明或刻意立异，实出于当时张之洞奏折原文。

　　关于科举与社会流动的关系，是中外学界长期关注、且聚讼纷纭的一个经典课题。蒋勤（上海交通大学历史学系）《清代石仓阙氏的科举参与和文武之道》一文，实际也在回应何炳棣等人提出的问题，并对清代商人家庭鼓励天资高的成员读书以朝向“精英”发展，即“弃商从儒”的社会流动方向有所质疑与修正。作者以浙南石仓的科举账簿为主体材料，较之前人倚重的方志、人物传记、年谱、小说，表现鲜明的特色，而社会学出身的学科背景，帮助他能更为有效地利用计量方法，对石仓阙氏的科举参与采取其所谓的“在地”（将科举参与活动放回到村庄社会经济变迁中）与“有机”（通过人物关系，将各种文书资料，如契约、账簿、分家书等都匹配起来）的分析，从而立体地展示阙氏“文武并举”的科举转型。文中指出尽管有少数科举痴迷者陷入向上流动的陷阱中，但乡村小商人阶层参与科举过程，更多会基于“理性”（即“分散风险的考虑”），从不同结构和资源条件出发，在不同科举学轨中顺时顺势而为，此类近似“教育投资”的行为呈现给人的印象，与其说是在追求“向上流动”，毋宁以顾炎武（1613—1682）所言“保身家”为主，实际出于民众自我调适的结果。

　　胡适（1891—1962）晚年在台湾，有一位当地朋友送书给他，题签曰“适之年兄惠存”。按旧科举时代，同时登科者以“年兄”相称，而这位朋友却把“年兄”当做同年龄的意思了。胡适因而发了一番感慨：“我常说，凡是边远地方地方的文化，越保守、越粗浅。台湾正是中国文化边远的地方。” 胡适说这些话的时候，已经是1960年代初，台湾文化尚给他以“保守”、“粗浅”的印象，而这个“文化边远”的岛屿实际上为中原文教所及的时代，则不得不追溯至清初随郑成功渡台的士人立圣庙、设学堂之创举，以及康熙年间清廷收复台湾后，大力兴办学校、设立书院、实施科举，培育人才，发展学术。杨齐福（浙江工商大学历史学系）《清代台湾学术与科举》一文专门考察了科举考试在台湾的展开进程，并爬梳深受其影响的台湾学术在史学、经学和方志等领域的诸多发展成就，而当地学术何以“与内地相比较为滞后”的潜在原因，文中也有所检讨。

　　如果说，清代科举制在横向角度有一个从中心到边陲的辐射效应，那么就纵向角度而言，这一制度也演成了自上而下的完备层级，体现出鲜明的“阶级”色彩。不过，对于乡、会试以下的地方性科举考试，目前研究尚多止于典章制度层面的简要梳理，无法深论学政主持的“三年两考”，即每三年两轮院试（童生试）与考试生员的岁、科试实态及其选拔的具体机制。这当然不仅因为范进一类故事提示的考“相公”（秀才）和考“老爷”（举人）之间天堑般的差别，使得研究者也暗存抑扬倾向，更直接的客观原因，实在于史料匮乏。徐世博（暨南大学历史学系）《清末江苏学政的考试与选拔：以经古考试和南菁书院为中心》一文则挖掘、利用《申报》刊载的大量与学政考试相关之记录，包括不同省份、不同地方科场的题、案以及新闻、评论等资料，聚焦光绪时期几位江苏学政的工作，为理解清末学政考试提供了一个从“一时一地”出发的精彩个案。文中特别突出了以往被忽略的正场前的“经古”考试的意义，指出学政巧妙利用这一古已有之的考试形式，拔擢己所赏识之“实学”人才，无异于在四书题、八股文以外开辟另一条上进捷径，准此而论，学政考试在清末科举体制中最为“与时俱进”，而“经古场”恰是学政考试与选拔中最具活力那一部分。当然，这一观察主要针对江苏一地而言，作为“经古场”延伸的南菁书院也有其特殊性，而且学政毕竟只有授予相对低阶功名的权力，因此，“他们虽然有以经史实学、西学时务转移学术风气、造就人材之功，却也难免囿于科举制度的局限，影响收效”。

......

　　光绪十九年（1893），中日甲午战争前一年，文廷式为一位他所尊敬的、“天资颖异”而长年“困踬”场屋的乡先辈作传状文，记述了传主对待科举的矛盾：“年甫壮”，便不顾友朋劝勉，毅然“勇退”，终身不履场屋；然却心有不甘，“雄心勃郁，藏刀隐耀，终未一发其硎”。文廷式慨叹“国家设科取士，岁不下千人，萍邑岁科，三载亦数十百人”，传主命运不济，竟“劳苦困踬，不得阶前尺地，稍为吐气扬眉”，而后话锋一转，论赞曰：“先生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殆其所留者大，而所贻者远也。” 文氏理解传主以退为进的抉择，与其将大好年华困于场屋，不如回里课子，传薪后辈，此处“实”、“光”借指功名、业绩，“根”、“膏”则暗喻科举文化精神与滋养源泉，传主虽无奈地“藏刀隐耀”，却要让这种科举文化精神薪火相传，子孙永保，在他看来，当然是“所留者大，所贻者远”。文廷式生前对于八股取士、科举变制，多有犀利的批评，但正如他笔下的这一位乡先贤，由科举文化精神造就的科举心理、科举情结，仍旧根深蒂固，无法解脱。在他的年代，尚可以将“根”、“膏”与“实”、“光”加以区隔，保留一份守先待后的从容心态。1905年科举制度正式停罢，悠悠百年一瞬息，风流俱往，覆水不收。科举制在物理层面已成永逝的过去，对于它的形式、内涵、价值、功过的追问与求索，只能由天真并执著的历史学家来完成了。如同余英时（1930—）所论现代儒学的困境，正在于儒学赖以存在的“社会化”建制基础全面崩溃，近代以来儒学“死”去之后已成为一个找不到也不可能找到附体的“游魂”了。儒学的出路不在于重新寻求建制化的“上行路线”，那么今人重新检讨科举制历史及其停废缘由与影响，肯定也非由单纯的怀旧情愫或复古企图使然，如何真正理解这一段历史，并且对现代人一言难尽的生存状态有所启示，仍然是一个开放的课题。

　　编者谨识

　　2019年9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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