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穷人还是富人（“改革文学”作家的代表蒋子龙的传奇人生）_蒋子龙著_9787538761061

本书是“改革先锋”奖章获得者、“改革文学”作家代表、当代著名作家蒋子龙的大家人生，荟萃了作者近五年*新创作的散文、随笔作品及多幅珍贵的照片，风格独特，构思精巧，文笔精妙，这些作品充分地反映了作者的思想感情和深厚的文学功底和丰富的人生阅历。在这本书中，蒋子龙首度回首自己坎坷、丰富的人生，向读者袒露自己的人生经历、思想情感、心境的积累及创作主张；向读者讲述一个惊喜和意外迭出的时代和文坛。

甲子人传（代序）

毋庸讳言，一般人都不愿意老。不然为什么有相当多的人怕退休？甚至为延缓退休而涂改年龄，所谓“五十九岁现象”即是“退休恐惧症”的一种反应。所以，国人把正常退休形容为“安全着陆”，退休居然成了很不安全的事情，就如同有一架老掉牙的飞机，能够平安降落就是万幸。这时候就看出来，还是当作家好。退休不仅不会影响写作，还意味着有更充裕的时间用于写作。

话说我也终于熬到了该退休的日子，就觉呼啦一下，全身心即刻轻松下来。从此作家协会的是是非非，吵吵闹闹，文人们相轻也罢，相亲也好，谁去告状，谁又造谣，如何平衡，经费多少，药费能否报销，职称有无指标……全跟我没有关系了，感到从未有过的自由和惬意。人到六十岁就有了拒绝的权利，对有些人和事可以说“不”了，不想参加的活动就不去，不想开的会就不开，不想见的人就不见，不想听的话就不听……眼不见心不烦，耳根清净心就清净。哎呀，妙，人到了六十岁真好！

人一般会越老越宿命。我就越来越相信造物主的公平：年轻时得的多，上了年纪就失去的多；年轻时缺的，到老了还会补上。我在年轻的时候就没有很好地享受青春，到老了反而开始体验自己的青春……那么，我在青春年少的时候干什么去了？这要说起来话可就长了。年届花甲，倒也不妨小结一番。

我出生于日本侵华的战乱年代，在逃难中因奶水吃不饱经常哭闹，乡亲们都藏在庄稼地里，最怕的就是有人出声。于是我成了大家的拖累，家人无奈一咬牙便把我遗弃在高粱地。但跑出去老远还能听得到我的哭声，心实不忍，大姐又折回把我抱上，算是拣回了一条小命。也是我命不该绝。俗云：“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虽然自小喜欢练武，沧州以练武闻名于世，我们村上就有南北两个练武的场子。可上学以后功课还不错，曾经在全区会考中拿过第一名，这下就调动起父亲的野心了。他因“识文断字”，在村上做先生，也算是活得明白的那种农民。于是就想把我“培养成材”，要成材就不能耍刀弄棍玩拳脚，严禁我再到练武场上去。我眼馋就常常偷着去练，为此不知道挨过多少打。

后来稍大一些了才明白父亲的用心：我们弟兄四个，老大继承祖业，在家里守着父母；老二在天津学买卖，前（钱）途无量；老三多才多艺，成了手艺人，在天津靠技术吃饭；我是老四，留给我的只有一条路可走：“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十四岁从沧州一下子考到天津上中学，还算可以。谁知十六岁赶上了“反右派”，因说了一句话成为全校唯一的一个被批判的学生，并被撤掉班主席职务，受严重警告处分。

那句惹祸的话是：“孟主任够倒霉的。”孟是学校教导主任，昨天还给我们上大课，今天就被打成了“右派”，让班干部们列席批判会。在散会后回班的道上我嘟囔了那句话，不过是年轻多嘴。想不到班委中有个好朋友一直跟我暗中较劲，学习成绩也跟我不相上下，老想取我而代之。这个机会岂肯错过，跑到学校“反右运动办公室”告了我一状。当时好像有说法中学生不打右派，但没完没了的狠批臭骂却躲不过去，一直折腾了我半年多。作为回报，将我拉下来以后，那位朋友顶替我当了班主席。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知道了什么是小人，体验了奸诈和被出卖的滋味。沧州人气性大，开始大口吐血……

从那时起，我对城市失去了好感，总感到堆积的楼群和拥挤的车流中隐藏着无法预知的险恶。我隐约觉得城市不适合自己，但命运又让我无法摆脱城市。后来考入铸锻技术中心学校，一接触机器便心气大畅。它冰凉梆硬，不会说话，也不会在背后打你的黑枪。但它有感情，你对它下的功夫大，它就会对你百依百顺。我也格外喜欢那种大企业的气势，在那种新奇的令人振奋的环境里，我吐血的毛病很快就不治自愈。

当时我还不可能意识得到，以后我小说中的气韵、风格很可能就来自这座现代大型企业，正是这种工业生活养育了我后来的文学筋骨。我如果就此平平稳稳地学技术，在工厂待下去，我的生活也许就会容易和安定得多。偏偏赶上1960年海军要招考一批测绘员，我们国家以前没有领海权，刚刚确立十二海里领海，急需海洋测绘人员。我那时已经拿到了第一个月的工资——四十一点六四元。那感觉恐怕比现在拿到一千四百元还要兴奋，实在是无意再去当什么兵了。况且还知道自己档案里有黑点儿，何必再一次去揭那块伤疤。可那个时候适龄的青年不报名是不行的，我也就跟着大家一起报了名。随后就是身体检查，政治审核，文化考试……一关关地过下来，在全市几万名应征青年中挑选出了三十名合格者，根据考试的成绩排位我竟名列第一。因此负责来招兵的海军上尉让我当了这三十名新兵的临时排长。

命运可真会捉弄人，挨批挨斗受处分的疙瘩还在心里堵着，怎么转眼又成了“红色青年”，又穿军装又当排长，生活的戏剧性跟闹着玩儿一样。而且我还吐过血，为什么体检没有查出来？我受过处分且家庭出身不好，政审又是怎么通过的？想来想去只能有一种解释：当国家急需的时候，枝节就变得不重要了，一切都要服从急需。谁让你赶上了这一拨儿呢？就像江心的一片树叶，水流的方向就是你的方向，想挡都挡不住。

我在部队里干得也不错，并从1960年冬天开始公开发表散文、故事，为部队文艺演出队编写各种节目，1965年发表第一篇小说。正当我做着升官梦的时候，升官的政审却没有合格，问题还是卡在富农出身上。既有现在，何必当初？此一时，彼一时，当初是国家急需，现在国家不急需了——这个玩笑可开得有些过分。

我心灰意冷，对自己的前途和未来的生活不再抱任何希望，觉得一而再，再而三地被生活所戏弄、所欺骗。于是也就不想再回到大城市天津，便带着部队发给的复员费和全部证件坐上了西去的列车。想当然地认为凭我的制图技术，到新疆勘测大队当一名测绘员绰绰有余。在兰州倒车的时候，躺在凳子上睡着了，小偷偷走了我装着全部证件和钱的背包，还相中了我脚上的一双新球鞋，已经脱下了一只，在脱第二只的时候我醒了。可想而知，我一只脚光着，一只脚上的鞋带已经松开，是不可能追得上小偷的。最后走投无路，找到了甘肃的“光荣复转退军人安置办公室”，他们给海军打电话核实确有我这么一号，就给我买了回北京的车票，还找来一双半旧的球鞋让我换上。就这样我狼狈不堪地又回到海军部队，部队重新为我补发了所有证件，怕我自己再去乱找职业，就直接把我送回原来的工厂了。

转了一大圈儿又回来了，跟我一起进厂的老同学们，有的当了中层干部，有的当了工段长，在专业技术上我已经不能跟他们比了，工资也比他们低一到两级。而且，他们大都结婚成家，有了孩子，每天一进家门就有人叫好听的。阴差阳错，我把什么都耽误了，只获得了一个带有贬义的称号：“大兵”。有人在喊我“大兵”的时候还在前面加个“傻”字。意思很明确，老大不小了，什么都不是，整个傻到家了！

傻就傻呗，比起那些什么好事都没耽误的精明人，我的阅历丰富，见的世面多，这恰好对创作有帮助。写作本来就是想把自己变成一个与自己不同的人，寻找另一个自我，这需要调动自己的全部生活，当然生活越丰富就越好。古人讲，从来无所羡慕者不做书，无所怨恨者不做书，非亲身经历做书也不能感人。我像着了魔，把所有业余时间都用上了还不够，就经常下班后一干一个通宵。不幸的是“文革”很快开始了，仿佛一夜之间全国的文学期刊都撤销了，有好心的编辑把原来准备发表的我的小说校样都寄给了我，有近十篇之多……这份打击也不轻，它狠狠地掐断了我想在创作上搞出点儿名堂的念头。再加上我当过厂长的秘书，在“四清工作队”帮过忙，理所当然地被打成“保皇派”和“反革命修正主义黑笔杆子”，在接受了一场万人（当时厂里有一万五千名职工）批判的大会之后，被押到生产第一线监督劳动。由此，我的脑子里也变得单纯了，什么好高骛远的想法都没有了，只剩下一个念头：活着。像其他人一样干活吃饭，接受家里的安排，结婚成家。

这实际上再一次成全了我，从最低一级的工人干起，一干就是十年。后来完全凭借自己的技术实力当上了生产工段长，不久又成了一个拥有一千三百多名员工的大车间的主任。生存环境稍一改善，文学的神经又痒痒了，1976年在复刊的《人民文学》第一期上发表了短篇小说《机电局长的一天》。不想这篇小说很快就被打成大毒草，在全国批倒批臭，常有造反斗士打上门来，天天折腾得我心慌意乱。而且批判没完没了，还不断升级，我精神乃至生活上的压力越来越大，暗自揣摩自己的命运可能和写作犯顶，只要不放弃手里的笔，命途就会老是多灾多难。于是，我又沉寂下来。渴望，忧虑，写作会遭罪，不写又难受。但总的说，不写的痛苦更大于写的痛苦。此时我得了慢性肠炎。说来也怪，挨批挨斗是神经紧张，神经系统没有出事，处于消化系统下梢的结肠倒出了毛病。

三年后，发表了《乔厂长上任记》。我所生活的城市市委机关报对它连续发表了十四块版的批判文章，当时的市委一位领导在全市最大的剧场——第一工人文化宫，动员计划生育和植树造林，却把大部分时间用来批判这篇小说。这自然又闹成了一个事件，工会主席回厂传达的时候说：“蒋子龙不光自己种毒草，还干扰破坏全市的植树造林和计划生育……”偏巧在全国短篇小说评选中它又得票最高，这使评委会为难了：是该批判呢，还是该得奖？后来我看到一份《文化简报》，上面摘录了一段胡耀邦对这个小说的评价。我想这可能是那场风波表面上平息下去的原因。

但，第二年的《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又有人对号入座告到了北京。然后是中篇小说《燕赵悲歌》，惹得当时的一位高层领导当着美国作家的面批评我。那是我到北京参加第二次中美作家会议，其中有项活动是跟美国作家一起到人民大会堂接受中央领导同志的接见，当这位领导同志跟我握手的时候，就不失时机地指出了《燕赵悲歌》在倾向上的问题……以后还有《收审记》《蛇神》，甚至一篇两三千字的短文也会惹起一场麻烦。到2000年春天，我的长篇小说《人气》在报纸上连载的时候还被腰斩……

粗粗一算，自“文革”结束后的二十多年时间里，有五届市里的领导人物点名批判或批评过我。在我们这样一个体制下，上面五级风，到下面就会变成八级风，可想而知我的滋味了……多亏我命硬，不然也许就真的不能“平安着陆”了。这都怪我笔下的人物往往都处在生活尖锐矛盾的中心，害得我自己也常处于社会上错综复杂的旋涡中心。

但据实以告，就是《机电局长的一天》挨批的时候我是真正紧张过，对以后的诸多“治病救人”之技，已经有了“抗药性”。说一点儿不生气是假的，说精神上有多大压力也是假的。后来批得我性起，每当看到报刊上又发表了批我的文章，在下班的路上就买一瓶啤酒、五角钱火腿肠，当夜必须要拉出一个短篇小说，放几天再改一遍，然后抄清楚寄走。

所以那个时期的东西写得特别多，连续几夜不睡觉是经常的事。自己写得沉重，别人看得也沉重。尽管正处在壮年，长期这样折腾，身体再好也受不了，生活没有规律，肠炎的发作也没有规律，时好时坏，总也不能根除，几十年下来也真把我缠得够呛。到后来，我很自信的腰身和四肢也开始捣乱，具体摸哪儿都不疼，虽不疼可浑身又不舒服；觉得很累，躺到床上并不感到解乏；已经很困了，想睡又睡不香甜。有时还腹胀，胃疼，食欲减退，经查是有胆结石并患上了萎缩性胃炎。据医生讲：这种病只要得上就不能逆转——这可真是黄鼠狼偏咬病鸭子！我的命再硬，招惹上这么多毛病也使生命失去了本该有的活趣，活着没趣，就说明活的方式出了问题。要反省活的方式，就不能不反省自己的创作，我的生活倒霉都倒在了写作上！创作是对生活也是对自身的感悟、况味和内省，是一种刻骨铭心的诉说。所以说作家的作品和生活其实是同样的东西，都是在追求一种生存的意义。创作的重压直逼身心，还要在重压下构建自我，怎能不累？

有一天我骑着自行车路过海河沿，看到有几个老头在河里游泳，心生一问：为什么敢下河戏水的都是老年人？一群青年男女倒站在岸上瞧新鲜。我脑袋一热，没脱衣服就跳了下去。河水清凉，四面水波涌动，我却感到非常舒服、安逸，全部身心好像都被清洗得无比洁净。就在那一刻，如同修禅者开悟一般，我的脑子似乎也开窍了：心是人生最大的战场，无论谁想折腾你，无论折腾得多么厉害，只要你自己的心不动，平静如常，就能守住自己不被伤害。以后海河禁止游泳，我就跟着几个老顽童游进了水上公园的东湖，入冬后又转移到游泳馆，一直就这么游下来了。人的心态一变，世界也随之变了。人原本就是在通向衰老的过程中领悟人生，学会一切。逐渐地我感受到了生命本身的快乐：饿了能吃，困了能睡，累了躺下能觉得浑身舒坦，所谓在医学上不能逆转的萎缩性胃炎竟自己好了，连纠缠了我二十多年的慢性肠炎也有三年没有发作了——我想三年没有犯的病今后恐怕也不会再犯了吧？

在创作上自然也进入一个随意的阶段，已经放下了一切重负，写自己喜欢写的，每天往电脑前一坐，成了一种享受。今天写得美了，可以接连痛快两三天。写作变成对生命的营养和愉悦。其实愉悦是写作必须达到的目的，不能给人以愉悦感，又谈何能给人以启迪呢？但，生命的核心——对生活的热情并没有变。有了这份热情就有写不完的东西和读不完的书。文学的全部奥秘说穿了无非就是求真，生活的真实和心灵的真实相契合，于是就产生了有价值的美，也叫艺术感染力。随着年龄越大，就越能更深刻地感受人生的丰富。

六十岁的最大感觉就是心里的空间大了。心里空间一大，精神就舒展强健，更容易和人相处，和生活相处。空间是一种境界，许多不切实际的渴望没有了，心自然也就能静得下来。看看周围的青年人，为了挣钱，为了职位，不遗余力地打拼，真是同情他们。即使有奇迹发生能让我再倒回去，我也不干了！

——竟然会说出这样的话，也许这就是老糊涂的表现。赶紧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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