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两千多年漫漫的中国法制长河中，汉、唐是两个相当关键的时代，其之于传统中国法文化的形塑与发展，具有承先启后的深刻历史意涵。
作者深耕细犁中华法史四十余载，融冶史学、经学、律学于一体，凝萃成书。书中主要以儒家传统之礼贯通脉络，总分二部，上篇专研两汉经义折狱，下篇探究《唐律》立法原理。本书结构坚实，考案缜密，兼重实例，间援当代法学观念作诠释，有发明古今之效；而论证严谨，晰理至明，孤诣独照，勾勒出汉唐法律文化的绝代风华。
导言
西洋法律思想史上，“自然法”与“实证法”互为消长，而在传统中国法制中，则有儒法两家的政法理论相互为用。帝制中国的政治和法律制度，可说以儒法两家思想为表里，它们各自表现其理念的特色，尤其在王霸之辨及礼法异论方面。
从理论上看，自先秦以降，由“仁、德”到“礼、法”治道观念的形成与演变，本非单一向度的发展，而是曲折繁复，自有其深度与广度。粗疏以言，儒家的法理思想，建立在人类理性和良心的基础之上，主张以伦常、礼教的道德律，来规律人民的社会生活，强调贵贱、尊卑、长幼、亲疏之别，而为达到有别的境地，所以肯认有等差的人间秩序——礼；而礼是维持社会秩序的行为规范，德又为礼的本体，因此，儒家认为“礼”者“理”也，合理比合法重要。法家则基于“好利恶害”的“功利现实观”，主张以法律为维持社会秩序的行为规范，以刑罚制裁为推行法律的力量，并不认为仁义德礼能治理好国家社会，也不认为世上有绝对的价值观念；讲一赏一罚，除君权独尊外，不分亲疏、贵贱，一以度量断之，主张以客观之“法”，作为治民之具，以达到“齐民社会”。
在实际上，当我们走进悠远的传统中国法制长廊中，总觉得，凡有关于政法思想的问题，不时显现出儒法两家观点的呶呶争辩；姑不论孰高孰下，可以肯定的是：自汉以还，“儒家”思想是中国文化的主流，其间固有盛衰，但历代君主为治之道，终皆未能有逃于儒，而法律文化之经其化成，在固有的世界诸大法系中遂别具风采，睥睨群林。但从另一个角度观察，虽说汉以后思想统于一尊，然“法家”的精神并未绝灭，尤其以皇权为核心的专制体制与等级制度，始终深深地影响到历朝的现实政术，造成所谓的“儒法合流”，甚或“阳儒阴法”，此何以故？
我们相信：现代法律制度与思想有其自己的特征，但尚包含以前各时代的遗产；又法律制度或思想史上一时代的特征，即为对前时代的反动，或为其补充及继续发展。历史不能只看一时，更要看得长远些。假如，我们今天站在法律史学及法律社会学的立场，关心到当前法律的发展，那么，对于过去法律文化迁移过程中，所遗留下来的一些问题，便不能不抱慎重的态度；因为，可以说，现代的法律文化，即为过去多少年来积累而成的结晶与蜕变。历史的现在，包含着历史的过去。一个“传统”的形成，乃至一个“新制”的更立，需要人与时空的因缘和合，而谈“传统”，也要注意它的凝固性与流动性，如何形成？为何停滞？有无衍化？历史意义何在？
我们也深信：因各个民族的性格及其时代精神互有差异，从而关于法律的基本理念，也就分歧互殊。在某一时代或某一民族，对于某种事件，认为是不成问题的，但在另一时代或另一民族，则往往认为非常严重，非求根本解决不可。人类无定见，时空的异数，造成今是古非或古是今非，本不足为怪；重要的是，如何通过比较古老文化社会中的法律生活叙述，去追寻历史的遗迹，提供一些省察的据点。
中国历史，到了有汉一代，律令已甚发达；而在史籍里，我们却可以发现，两汉以经义决狱的风气相当盛行，尤其，是引孔子所作《春秋》一书为主，此风甚至延续到六朝之末，这就是在法制历史上深为学者所议论的“春秋折狱”。
春秋折狱，以儒为体，以法为用，融通了“德礼”与“刑罚”，这是两汉儒者通经致用最具体的表现，也是传统中国法制“礼刑合一”很显著的象征。影响所及，几乎贯穿了整个旧律时代；暂不说为功为过，它所具之意义与价值是普遍的，而不仅是历史的。
汉后诸律，自西晋《泰始律令》（267）起，确立律、令二分，同时建立纳礼入律令、违礼令入律原则，充分体现“刑律儒家化”的局面，《唐律》“一准乎礼”的指导原理及立法技术，犹为世人所瞩目。论者曾说：“……《唐律》之所以为礼教法律论之典型，则固可得言也。盖不独三宥、八议、十恶之制，大祀不正寝、子孙别籍、亲丧生子、同姓为婚之罚，皆渊源于礼制；而律疏解律，则往往直取证于礼经矣！”显然，《唐律》为了维持“礼”的权威性，为了尊重道德及提倡伦理，对于破坏礼的行为，最不能原宥，所加的刑罚也较重；但如其行为与礼无关者，则往往又从轻认定。可以说，礼不但为立法的准绳，亦为科刑的依据，罪刑与礼法，始终形影相随。
细读《唐律》，五百条的律本文及其《律疏》，除了具体落实儒家“异贵贱、别尊卑”的身份差等秩序以及恤刑宽仁精神外，另有甚多律条，系以单纯违背道德行为构成犯罪，凸显其道义性，又从礼教规则，补充法律的不足。更甚者，唯恐防范不周，对于律无正文而情理上不应为者，设有概括条款，以杜遗漏而维风教，如《杂律》“不应得为”条说：“诸不应得为而为之者，笞四十。事理重者，杖八十。”考其立法用意，除补充律令的漏洞外，意在以德坊民，以戒侥幸之徒，至为明显。
继《唐律》之后，如《宋刑统》《大明律》乃至《大清律例》，礼之入律的条款虽有繁简不同，而其基本精神与《唐律》根本上并无大异。无怪乎清乾隆朝纪昀所主持编纂的《四库全书总目》，关于《唐律疏议》的提要说：“论者谓《唐律》一准乎礼以为出入，得古今之平。”又云：“宋元明清之所以采用《唐律》者，皆为其一准于礼。”这是有史实根据的，从《唐律》以迄《大清律例》，整个社会秩序立基在五伦常理之上，凡违反礼者，即附以刑罚制裁；刑之所禁，必为礼之所不容；而礼之所许，自为刑之所不禁。换句话说，违礼等于是违律，刑律的内容，是从礼教中取得其价值；法律的作用，是在辅助礼教的不足，“礼”为法制的终极目的，“律”不过为实现“礼”的手段，形成所谓“礼本刑用”的礼法观。
要言之，汉代以礼入律及引经决狱，导引了传统法制“儒法合流”、“礼刑合一”的先河；到了李氏长安政权，礼律详备，《唐律》是“礼本刑用”最典型的代表作，它上集魏晋（北）齐隋之大成，下立宋明清之轨范，充分体现礼主刑辅的精神。因此，如果说，传统中国法律从未与伦理道德分家，一千多年来的旧律始终浸润于儒家传统之中。然乎？否乎？值得细细品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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