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雨廷先生毕生研究的重点是宇宙与古今事物的变化,并有志于贯通东西方文化之间的联系,对中华学术中的《周易》和道教,有深入的体验和心得。潘雨廷先生著述丰富,其研究涉及多方面内容,具有极大的启发性。
本书是潘雨廷先生一九八六年一月(《补遗》延伸至一九八五年)至一九九一年十二月间的主要谈话记录,内容涉及文学、历史、哲学以及科学与宗教,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后 记
一九八四年末,我有机缘随侍潘雨廷先生,朝夕谈论易学。一九八六年一月,因心有所感,陆续有所记。当时一边为先生整理文稿,一边回忆先生的谈话,心中感受的快乐和光明难以言喻。当积累渐多以后,我把笔记进呈潘雨廷先生,先生读后也甚为欣喜,说:“我也是这样过来的。”又说:“这是你的,不是我的。”又说:“将来可以发表。”时过境迁,这些曾经引起我激动、思索的内容,已渐渐平淡了下来。这些笔记静静地躺在书橱的角落里,无声无息,偶尔有一二友人借阅,阅后归还,仍恢复平静。就这样十多年过去了,我决定整理并公开这部分私人笔记。
在我个人的成长过程中,受到许多良师不同程度的影响,而对我产生转折性影响的当属潘雨廷先生。在先生去世后,我长期从事先生著作的整理,私下以为这不仅是对师恩的报答,也是对这位默默耕耘一生而又成就非凡的大学者的纪念,同时更是对处于世纪之交中国文化所作的回应。我曾经写文章怀念对我有影响的师长,而多少年来,潘雨廷先生的音容笑貌虽然时时浮现眼前,但是写什么,怎么写,竟然无从下笔。直至整理完所有笔记,我才恍然若悟,没有什么比潘雨廷先生直接解说学问,更能显示先生的风采了。读此笔记,潘雨廷先生的文采风流跃然纸上,我仿佛又回到了当年,看到了一群青年学生的诚心向学,听到了先生的谈笑风生。
我的笔记虽然来自当场的记录,但它还不能完全代表潘雨廷先生的思想,也不能完全代表我今天的思想,只能代表作为学生的我,在当时所能理解的先生思想。由于牵涉中华学术比较深入的内容,也由于潘雨廷先生特殊的表达方式,笔记中有些内容是当机之言,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完整表述。读者应该领会其启发性,而不必死于句下。谈话中涉及的部分人和事,也当作对事不对人想。其中有些内容,可以再思考,比如关于可耕地面积的判断,又如关于“泄露天机”的提法。有些思想,如关于等离子态以及化学元素周期律,林国良先生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即使不世出的大学者也是可能存在局限的,然而潘雨廷先生在艰苦环境下坚持治学,正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上出精神的写照。对于其中具体是非的商榷,将来还可以深入探讨。
本书的前七部分来自我的笔记,第八部分《补遗》来自我的零星记录(有些直接出于回忆),此外还有一些其他的材料(如先生当年手写的字条)。今日观之,先生的思想,即使片言只句,依然弥足珍贵。笔记中还有其他友人的谈话,以及读书时所作的摘抄,整理时没有完全删削,保留了一些过去的情景。
潘雨廷先生逝世已经十多年了,我的思想也几经波折,当年的许多文稿已然不全,所幸这份问学笔记尚未遗失。今天着手整理这部分内容,既由于潘师母金德仪女士多年来的鼓励,我自己生命中遭遇的困难也成了促进因素。整理工作开始于去年三月,到了今年三月才大体告一段落。几位谦让而不愿具名的友人参与了整理工作,反复校订,花费了大量心血。老友林国良先生审阅了文稿,伍伟民先生提出了意见。
张文江
二〇〇五年三月二十日
又 记
潘雨廷先生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化中走出独特道路的大学者,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对他的认识也在逐渐加深。这份笔记是我当年亲炙潘雨廷先生的记录,但是它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记述者的局限。可以想见,潘先生的谈话对象如果是其他人,那么谈话的内容必然有所不同。而如果由不同的人来记录潘先生的谈话,那么谈话的形式也必然有所差异。书不尽言,言不尽意,这份笔记仍然有其空白之处,期待着读者善意的理解。也因为如此,虽然此稿早已整理完成,但是否适合全文发表,我还是迟疑了一段时间。
此稿的部分内容,曾经刊载于杨丽华女士主编的《文景》杂志,和刘小枫先生主编的《经典与解释》。其中有一个数学问题,请教了陈克艰先生。
张文江
二〇〇九年十月二十二日
修订本后记
《潘雨廷先生谈话录》经过较长时间的整理,2012年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本次修订,改正部分错误,作出少量调整。原来见于本书七的拟写《易学史大纲》目录,以及见于本书八的拟写《易学史》目录,因为已辑入《易学史丛论》的附录,修订时作了删除。所删之处,从《补遗丙》中调入论易学史分期的内容。
此外,本书七中提到,1972年国际上用“铯周期”来定义“秒”(最早作出定义的是1967年)。潘先生论帛书本《老子》“执今之道”的“今”,对此有所阐发(见《易与佛教、易与老庄》)。本书修订时,又有后续进展。2018年11月16日,国际度量衡总会(CGPM)对千克、安倍、开尔文和摩尔的定义进行了更新。至此七个基本度量标准全部使用物理常数定义,完成了划时代的变化。本书二中谈及爱因斯坦致斯威策信,潘先生在著作中也有引用(见《易老与养生》)。当时的译文不准确,可参考译者本人的说明(许良英《关于爱因斯坦致斯威策信的翻译问题——兼答何凯文君》,见《自然辩证法通讯》2005年第5期)。
张旭辉先生多次提议此书再版,黄德海先生和李宏伟先生也积极推动。
张文江
二○一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