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推出的这部系统思考性词典,是想阐明对于言语活动问题的考虑,是想对旨在将这一知识领域构建成一种严密理论的诸多努力进行一次综合——至少是部分的综合。就像我们所知道的那样,十五年来,符号学计划出现了在我们看来是全方位的发展:也许,到了对其进行统计、确认、评价的时刻了。然而,这一计划虽然有理由是非常革新的,但它却一直尽力依靠语言学来得到确定,因为它要么位于语言学内部,要么位于语言学侧面,要么位于语言学之上。然而,语言学尽管有着一百多年的传统,但它也同时进入了具有数理逻辑的严格性的途径——在这一途径中,越来越细腻的程序的制订创立了可靠性,而通常不去顾及理论思考和革新质疑。在互不沾边的认识论的宽容性和方法论的技术性之间建立一种令人信服的言语,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伴随着起因于玄学或意识形态的各种符号学思潮的可预见的销声匿迹,尤其是伴随着对于意指问题(或显性或隐性的)研究的有希望的发展,一种新的形势正在出现,例如生成语义学、盎格鲁?-?撒克逊人的逻辑学或美国的语用学,这些研究犹如回声,正在回应我们自己长期以来的关注,尽管认识论背景有着很大的不同。因此,在我们看来,在尝试——带有某种决心地——建立一种接近、比较和评价场所的同时,进行并非是统一化但却可以说是同质化的努力的有利时刻,已经到来了。眼下的词典只是对于这种努力的临时表达。
二 为什么要编一部词典
这样说,还不能说明选择词典这种形式的原因。因为,如果一种理论的两种展示方式——组合关系方式和聚合关系方式——都是可能的,那么,乍看起来,理论性话语就似乎是这种理论最通常合适的形式了。不过,这可能就要求在话语战略上做出与所追求的目标不大相称的一种努力:这样的展示虽然从长远来讲是更为有效的,但它可能对正在进行的研究影响甚微。由于确信一项科学的计划只有在其变成集体研究对象的时候才具有意义,所以,我们准备好为其在某种程度上牺牲严格性与一致性的雄心。
词典形式汇集了聚合关系研究与非连续展示的优点与不足。优点是明显的:这种形式使人可以直接进入正在被使用的全部术语之中;它使得今后随着研究的深入而引入追加信息变得更为容易;它尤其允许将对其确定和表述很不一致的元语言学片段紧挨着放在一起,允许将一些严格的定义、一些未完善的阐述和对一些尚未探讨的问题领域的说明并列在一起。主要的不足,是这些概念按照字母排列而带来的分散性,这使得对分类学严密性的控制变得很困难,而这种严密性则被认为是词典形式的基础。不过,我们愿意希望,所采纳的两种参照系统(见本文“六”)能隐蔽地显示构成我们首要考虑的东西:借助在某些人看来显得过分详细,甚至令人厌烦的一种术语学,来服务于建立对言语活动的任何理论都是必要前提的一种严格的概念性元言语活动,并服务于其达到形式的言语活动地位。
三 一部系统思考性词典
但是,这样一种严密性考虑,不可避免要与专业词汇通常的概念相抵触,因为专业词汇被看做一种混杂的词项名单,其每一个词项最多指向一种有区别的概念范畴,并且最终指向一些不同的理论基础。为避免这种性质的折中主义,我们采取的决心,首先建立在确信人文社会科学里不存在“客观的”或中性的词典之基础上:不管愿意与否,编者的存在可以通过对所引术语的选择或排斥表现出来,也可以通过其接受和处理术语的方式表现出来。事物本身就是这样,那么,最好是将其明晰化,同时解释一下我们的爱好,并使我们的选择更富于理性。
对这些概念进行“系统性整理”和思考的决心,首先在于将每一个概念记入其自己的理论背景之中,然后考虑它们的可比性程度和某种被承认的可能性。这种决心包含着一些风险,首先是去除了个别理论贡献的新颖性,而只照顾某种“坦途”——这种“坦途”是由一些固定成分,或者由现有的解决办法,至少是由已经提出的多种问题构成的,而言语活动的理论一百五十多年以来,一直就仰仗着这一“坦途”。我们追求着双重目的:一是在指出不存在由可靠性构成的完善科学的情况下,使读者感到担心,二是在显示出一些可靠的固定目标的情况下,使读者放心,我们已经以我们的方式在尽力支持有关知识的某种意识形态。
四 词典学工作
不论是在包含的内容方面,还是在默默一带而过的东西方面,以及从数量上讲,在不恰当的夸大或不足方面,这部词典已经准备好随时接受评判。某些在介绍方面的不均等现象,尤其在严格意义上的符号学部分,似乎得到了证实:一种正在进行的研究服从于自己的策略,这种策略在其行程中的某一特定时刻,不顾其他而倾向于这样的领域或那样的探讨。今天,人们不顾分类学的严密性和集体语料,而对话语组织和单个文本的分析表现出偏好,就是明显的例证:对这种偏好在元言语活动平面上的反映,以及它使这部著作的整体布局出现失衡,不要有任何惊讶。在此,仅仅是聚合关系变化的作用在切分任何学科的历史:那些聚合关系变化是合法的,也是丰富的。
关系到各种方式现象,情况就不一样了:哲学方式通常只达到认识论的表面,而不对科学作为本身有所影响;科学方式(如果可以这样称呼的话)也是这样:它们也是通过赋予那些形式化方法或那些再现系统以偏好,来得到说明的。在这些情况下,我们既是法官又是当事一方,我们很难确信我们选择标准的可靠性。
可操作性是标准之一,正是这种标准使我们有时强调一些刚刚制定的设想,或是强调一些带局部特征的模式——这些模式似乎已经显示了它们的能力,同时也建立了这样或那样重复性的或可推广的符号学实践。仍然是在此,判断最通常是建立在直觉基础上的,并且,最敏锐的目光也只能看到其想看到的东西。
有些内容没有被编入,是依靠多少有点不同的标准而定的:某些意义和价值未受置疑,然而将其辑合在整体性理论中似乎很困难甚至不可能的概念和概念领域,没有出现在这部词典之中。我们希望,候选名单是临时的,这个名单是由既表明某些概念不成熟,也表明我们能力之众多缺陷的模糊区域构成的。读者会同意这样的说法,即在贫瘠和无严密性之间做出选择,通常是困难的。
五 缺漏
某些缺漏,也许表面性大于实在性,但却值得一提。
例如,盎格鲁?-?撒克逊人的逻辑学地位。这种地位之所以未予突出,一方面是因为言语活动行为的问题被认为是陈述活动理论——我们知道,这种理论是在奥斯丁的影响之下,由邦弗尼斯特表述出来的,随后它又发展为普通符号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另一方面是因为,尤其因为它之于纯粹逻辑学的贡献,只能被放进对逻辑言语活动的一种相当完整的介绍范围之内,这一点,自然是合理的,但也颠覆了本词典的整体布局。
美国的语用学也几乎是这样。这种语用学所关注的领域部分地与我们所阐述的模态能力的理论相重合。我们态度迟疑出于明确的理由:要么,这一问题属于言语活动理论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一种符号学形式中对其贡献加以解释乃理所当然,要么,语用学根据其本身的定义,仅仅是符号学的一种非符号学的补遗,这种补遗由于运用一些属于心理学或社会学的不同范畴,它自然不能在一部符号学词典里谋求位置。
另一项也许更严重的疏漏即修辞学。由于只处理与具有科学使命的语言学实践直接密不可分的有关言语活动的理论,所以,我们不可能考虑先前的修辞学理论和诗学理论,这些理论因带有西方的人种中心主义,而在很大程度上使自己受到损害。这是对无能为力的承认,首先是对我们自己没有能力的承认:我们无法将其基本概念转换成符号学概念,我们也不能为其在一般理论机制中确定一个位置。当前,是在符号学方面的无能为力,再就是:尽管研究工作是很出色的——不过远不是集中性的(特别是热奈特、列日小组和文本语言学的研究工作),但是带有形象特征的话语符号学似乎仍有待建立。
最后,某些人感叹为特殊符号学、局部符号学留下的位置太少,不过这些符号学却在勇敢地开拓着新的研究范围,在关于人的领域内建立着新的学科。从一个领域到另一个领域,我们观察到的进展,程度很不一致,我们在这些特定术语中遇到通常被隐喻化的离心倾向,这都使我们谨慎从事:与其记录和因而有时认可不过昙花一现的东西,似乎不如尽力激励更为同质性的概念化工作,即使这样做过分狭窄。
因为,我们的愿望是,这部词典能够成为对符号学发展的记录,希望它所构建的这种临时概念编目,被认为是面向新的和更好的表述方式开放着。
六 “使用方式”
为了在字母排列的分散性与隐蔽的分类组织间保持平衡,为了使其成为可直接进入的,同时可充当言语活动理论更为一般的导论的查询工具,我们在多层次上建立了一种参考系统:
(一)冒着重复的风险,我们习惯地为每一个词项赋予一个很短的定义,即便这种定义处于更广义的某一概念的反义词或下位词的位置:想获得一种快速的和专一的了解的读者,为寻找意义,从一种参照到另一种参照通常会有的时间浪费,将得以避免;
(二)每一条目后出现的参照,被认为汇集了所有主要概念间的密切联系的情况,这些联系提供了该术语的语义背景;
(三)星号(),被用来首先在每一条目内部指出本书其他地方确定的术语,想必它能满足我们对术语间相互确定的关注,同时,也因此可以检测理论思考的假设的一致性。我们立即就发现了这样一种设想的同义叠用特征:除作为工具的词语和一些动词外,我们这个文本中几乎所有术语都带着星号。因此,对这一符号的使用也是有制约的:它仅用来提示一些更为宽泛的概念领域,而这些领域或者可以在理论的一个独立的成分内部,或者可以在使其与一个限定的认识论场所相联系时,来定位被确定的术语(抑或定位其一个构成要素)。
这种安排使某一词汇的每一术语都记录在三种集中的外形之中了,从而根据任何一个词条,都可获得对本词典的一种三重阅读。
七 感谢
从系统和彻底深入研究符号学家们和语言学家们(他们的姓名循环出现,并构成最后一种参照系统)的一小部分文本入手,这本词典希望可以成为对一种集体的和不署名的研究的证明和表述:那些其直觉和其研究工作在此得到深入探讨的人们,但愿他们认可由他们的代言人所承接的这份工作。
词典学方面的历史学家们很清楚,词典都是根据其他词典来编撰的:这也是我们的做法;我们大量采用与我们的词典接近的其他词典,同时在那些词典中寻找一种出发点、一种确认,或仅仅是寻找对立共存的一种机会。我们尤其要感谢阿蒙(Ph. Hamon)、达罗(I. Darrault),他们是第一批符号学词汇的作者,是他们使我们相信有必要赋予我们的事业一种“系统思考的”形式。我们还要感谢帕特(D. Patte)和伦施托夫为书中被阐述的所有术语配上英语对等词。我们提前感谢所有以批评指正和提供补充信息的方式来肯定这种阐述的益处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