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城际文化交流合作的体系研究_陈圣来著_9787552032826

“一带一路”城市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主要合作节点，也是文化交流与合作的主要承载面。本书围绕“一带一路”城市间的文化交流与合作，从体系设计、运作机制、主题内容、平台网络和产业贸易等方面入手，以“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城市群之间的文化交流与合作为案例，提出兼具宏观战略指导和实践操作的对策建议，以传承丝路精神，促进文明互鉴，进一步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从而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一带一路”城市间文化交流与合作体系是一个创新型重大课题，本书在这方面有突破性建树，作者从贯彻文化强国战略的高度出发，在海内外开展大量调查研究，并在掌握*手材料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前瞻性和指导性的对策建议。这是一份既有学理探究又有实际案例，既有问题研判又有对策建议，既有宏观视角又有微观分析的研究报告，对“一带一路”的建设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我平时研究国际文化交流很自然会涉及国家文化软实力，而研究国家文化软实力时又很自然会关注话语权问题，中国长时期在世界范围内处于话语权的弱势地位，尤其在社会科学领域。我们引用的许多概念都出自西方，包括我们现在一直挂在嘴边的“软实力”，就是由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约瑟夫·奈首先提出并通用世界的。可喜的是现在中国的一些概念和主张渐渐萌芽并影响世界，譬如“一带一路”，现在已成为热词。这一中国向世界发出的倡议，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引起巨大反响。

当然，大家都知道，“一带一路”是从丝绸之路衍生而来。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是，西汉张骞等开辟的这条丝绸之路，2000多年后还在绵延不绝，而且大有越走越宽广之态势。从来没有一条路从古至今富有如此活力。我有一次出访了两个国家：韩国与乌兹别克斯坦，有意思的是竟然都和“一带一路”发生关联。我到韩国参加的是他们在庆州举办的丝绸之路博览会，吸引了丝绸之路沿途国家的参与，进博览会大门正中的第一家就是西安的展位，是丝绸之路的起始地。在庆州公园内我还看到他们刚举办的丝绸之路大学生夏令营。韩国政府非常重视这个丝绸之路博览会，每届开幕式总统都会亲自参加，可见韩国政府对丝绸之路的重视。

接着我到了乌兹别克斯坦的第二大城市撒马尔罕，我在之前曾应邀担任撒马尔罕音乐节的国际评委会主席，临返国时才听说，中国发明造纸术，先传到撒马尔罕，然后再传到欧洲。当年唐朝与新兴的阿巴斯王朝在中亚的势力摩擦不断，于是发生了一场现在较少人提及的战争——怛罗斯战役，这场战争唐朝是失败的，阿拉伯人将中国战俘沿着丝绸之路带回撒马尔罕，而这些战俘中就有长于造纸术的中国工匠，他们就利用这些造纸匠为他们造纸，于是造纸术在撒马尔罕安寨落户，并最终传播到欧洲乃至世界各地。现在撒马尔罕还完整保存着当年中国传到这座古老城市的原始造纸工坊，我在访问撒马尔罕时去参观了这一工坊。

2000多年前的一条丝绸之路，至今还跨时间跨空间地惠及这么多城市和这么多人口，令人赞叹。然而现在的“一带一路”更是对丝绸之路的全面拓展和延伸，无论从物理空间和地理环境，还是从内涵和潜质上而言，都是一种跨界。它不光是一个跨时间跨空间的交流，更是一个跨文化的交流。实际上，丝绸之路从其缘起，就是一项跨文化事件。

丝绸之路因丝绸而起，丝绸在当时可是奢侈品，但同时又是纺织品、工艺品、时尚品、美术品、服饰品，这里就牵涉到工业文化、商业文化、时尚文化、美术文化、服饰文化、创意文化等。丝绸之路由丝绸这一市场宠儿带出一系列跨文化现象，虽然它由丝绸而起名，但沿路运输交易的不仅仅局限于丝绸。与丝绸同时走红的还有中国的另一宠儿瓷器，中国的瓷器也是声名鹊起的宝贝，当时沿路超过7000千米的途中各国元首和达官贵人以穿中国丝绸和用中国瓷器为荣。由此带动丝绸之路一路上的商品奇货可居，各呈异彩。如葡萄、核桃、胡萝卜、胡椒、胡豆、菠菜(又名波斯菜)、黄瓜、石榴，都开始流传进来，以至胡琴、琵琶、大阮、三弦等乐器也逐渐从域外乐器变成了正宗的中国民族乐器。因此，丝绸之路开启的虽然是一场沿线商业交易，但实际变成了广泛的跨文化的交流。这种交流从物品到语言、文字、技术、艺术、制度、宗教、教育等，不一而足，以至最后成为思想观念形态的交流。其实，张骞通西域时惊奇地发现，中国的丝绸、陶瓷等已比他早好多年就到达了西域，国与国交流，商人一定先行！商人带去的不仅是商品，而且一定同时带去了本国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并在一次次商品交易中彼此传递着文化的信息，在一次次贸易往来中促进着文化的互通，从而使古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形成了一定的文化认同，“民心相通”正是构建在这样的认同之上，才使得这种跨国界、跨文化的相互关联延续至今。这里牵涉到跨文化交流中的核心问题。

文化可以看成是一个民族的生命与灵魂，与承载着这种文化的民族不可须臾分离，人类的生存发展其实质即是文化的共生共荣。文化的共生性还表现为它与经济等领域的交融和共进，并在综合国力的竞争中凸显愈来愈重要的地位。然而，文化的差异性与共生性是相辅相成的，共生性是弥合差异性的基础，差异性又促进了进一步沟通交流的动力，并在相互碰撞中强化、借鉴与补充——不是在碰撞中使一种文化消失，而是在碰撞中共同成长。文化可以从不同角度去界定，但我认为简言之，文化是一种生活方式、价值追求和情感表达。因此，它不光是物品的交流，更是生活方式的传递，一定会带来观念的创新与思维的碰撞。

想当年丝绸这种全新的织品，以炫丽的形象出现时，一定会对当时人的衣着、时尚、消费、审美等产生冲击。据记载，丝绸一度成为罗马人狂热追逐的物品，市场上价格飙升到每磅12两黄金。丝绸成为罗马少女的最爱，她们穿着丝绸衣服招摇过市，成为一道夺目的风景。然而罗马元老院则惶惶不可终日，他们惊呼：少女们没有注意到她们放浪的举止，并且成年人可以透过她们身上轻薄的丝衣看到她们的身躯。如果衣服的材质不能遮掩人的躯体，也不能令人显得庄重，这也能叫作衣服？这使我想起20世纪70年代初，涤纶(俗称“的确凉”)衬衫流行，但这种新面料的衬衫可透性很强，我们社区的一位女孩子就因为戴着文胸和穿着“的确凉”衬衫，被周围的人认为思想意识不健康，生活作风不检点，而遭到支部书记的约谈。在我当东方台台长时，最头疼的就是要规范电视出镜和演唱会登台演员的发饰和服饰。在那个年代这方面规范得很严苛，梳辫子的、戴耳环的男生都不能出镜，认为宣扬了腐朽颓废的生活方式，更不要说朋克式的打扮了。这就是思想观念的冲撞。因此这种丝绸之路的流通，乃至外来文化的交流，必定带来观念的冲撞，必定是跨文化、跨语言、跨宗教、跨制度、跨意识形态、跨思想观念的交流，归根结底是跨生活方式的交流。这种跨文化是在为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国度注入一种异质，而这种异质的注入，不是颠覆，不是倾轧，不是取代，不是覆盖，而是一种渗入、一种激活、一种嬗变、一种纳新。它会起到双赢多赢的结果。

我于2019年8月去奈良，专门拜访了位于奈良市的唐招提寺。这座具有中国盛唐建筑风格的建筑物是由中国唐代高僧鉴真和尚主持兴建的，是日本佛教律宗的总寺院，被确定为日本国宝。唐代的鉴真是赴日本传戒并首创日本律宗的高僧。鉴真发愿东渡传戒，遭受了5次航海的挫折，第6次在他66岁时才如愿。到达日本时，前后同伴已死去36人，退出200余人，然而他不顾生命危险，不顾双目失明，经过12年终于达到了赴日传戒的目的。天平宝字七年(763)在唐招提寺圆寂，终年76岁。他的遗体荼毗后，即葬在此寺东北角的松林中。在鉴真生前，他的弟子们为他所制的夹纻坐像，至今还供奉在寺中的开山堂，同样被视为日本的国宝。

现在我们仍然需要有这样一批有识之士、有为之士，孜孜不倦、经年累月地去做这样的跨文化跨地域的交流。21世纪初，我去新加坡，中国旅美音乐家叶聪是新加坡华乐团的音乐总监，时至今日他还在这个滨海城市耕耘，成为这个国家文化领域的智囊性人物。就因为他，我曾把这个庞大的乐团请来上海国际艺术节演出。之后我去墨西哥，国家大剧院音乐总监、指挥家陈佐湟特地赶来，我也十分有幸请这位大指挥家为我墨西哥之行当司机。当时他在墨西哥交响乐团当首席指挥，由此我们促成了上海国际艺术节的墨西哥文化周。类似这样行走在现在丝绸之路上的文化编织者不胜枚举。从这一意义上，我很欣赏在乌兹别克斯坦举办的两年一届的“东方旋律”撒马尔罕音乐节。我担任国际评委会主席的这一届音乐节吸引了47个国家参加，两年后我又参加了，这一届吸引了60个国家参加。而且参加的节目都充满着十分浓郁强烈的民族气息，这是一场民族文化的饕餮大餐。

因此，“一带一路”不光是经济带，更是文化带，而这种国与国之间、城市与城市之间的文化交流合作方兴未艾。城市化的浪潮已经从发达国家漫延到发展中国家，“一带一路”城市之间的文化交流与合作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占据中心地位。文化部审时度势，提出要进行“一带一路”城市间文化交流与合作的体系研究，并将此作为文化部重点研究课题委托国家对外文化交流研究基地完成。作为基地的负责人，我担纲领衔，吸纳了上海社会科学院部分研究员和副研究员一起开展研究。在这历时一年的调查、整理、研究和撰写过程中，我不巧住院3个月，因此，将课题结项推迟了小半年。课题完成后，我将部分研究成果在同济大学的论坛上演讲，并在《解放日报·思想者》专版上发表，《上海文化交流发展报告(2019)》(蓝皮书)还将其作为分报告刊登。现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将经过认真整理后的课题报告出版，我衷心希望本书能为“一带一路”的建设添砖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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