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府西迁（抗战大迁徙实录丛书）_唐润明著，潘洵编_9787569508406

丛书简介：

“大迁徒抗战实录丛书”将抗战内迁作为一个整体，全面考察抗战迁徙史，多角度再现中国人民为延续民族血脉、支援前线、振兴大后方所进行的艰苦卓绝的迁徙之旅。该丛书包括《国府西迁》《文化存续》《烽火兵工》《守望科学》《金融对垒》和《工业重塑》六卷。

本书内容简介：

《国府西迁》记录了抗日战争中，国民政府数次迁都的过程。从首都、准首都、行都到陪都、临时首都，对民国时期“首都”的频繁变迁其相关背景和历史真实事件，迁都结果与影响作了还原和阐释，并肯定了迁都的意义以及迁都对于积极抗战的重大作用。

引　言

所谓首都，即一个国家的国都，是全国最高权力机关所在地。一般说来，首都所在的地区（城市），地位优越、交通便利、人口众多、商贸发达、人文荟萃，通常是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与社会的活动中心，是一个国家的象征与缩影。首都设在什么地方，不仅对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等有着重大的意义和影响，而且首都之于全国，犹如人的大脑之于全身，统率、指挥、协调着全国各个地方、各个方面、各个阶层的活动，故首都又被称为一个国家的“神经中枢”，是一个国家、民族的精神寄托与归宿。正因为首都地位的重要，所以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首都地点的选择与首都本身的建设，并视之为“国之大事”。

一朝之内，国都一旦建立，除非政权更迭、朝代变迁，轻易是不会变动的。但古今中外，因种种原因而迁都的，则屡见不鲜。总结其迁都的情况，大致可以分为两种，即积极主动的迁都和消极被动的迁都。

纵观中国历史上的迁都，既有为适应形势发展需要、拓展统治区域的积极主动的迁都，如商代“盘庚迁殷”，汉朝刘邦自洛阳迁都长安（今陕西西安），北魏孝文帝自平城（今山西大同）迁都洛阳，明朝明成祖自南京迁都北京，以及辽、金、元等少数民族建国后将国都由北方偏僻地区迁往北京，等等，均属此类。这些迁都，虽然迁移方位各异，但迁都目的相同——都是为了适应形势发展需要，拓展统治区域，以便更好地控制全国局势。正因为它们适应了形势的发展需要，所以迁都之后的这些朝代，都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巨大影响，盛极一时，经久不衰。如“盘庚迁殷”造就了商代稳定的政治局面，经济繁荣，文化发展，实现了商朝的中兴，为商朝取得灿烂的文明创造了先决条件。再如北魏孝文帝迁都，不仅适应了当时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加速了中华民族融合的步伐，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历史的进步，而且有力地推进了孝文帝的汉化改革，也因此结束了鲜卑人在中原汉人心目中的“胡虏”形象，其政权也开始归于正统，其政治也由此走上正轨，达到了巩固统治的目的。

与历史上一些新兴王朝积极主动的迁都相对的是一些朝代在经历了一段时间之后，国势衰颓，“外敌”入侵，面对强敌的压迫，为挽救危局、延续统治而被迫迁都。如西周末年，周平王面对西戎的进逼，以及正在崛起的秦国，被迫将国都从强敌环伺下的丰镐（今陕西西安）迁到较为安全的洛阳；又如北宋灭亡后，赵构于归德（今河南商丘）做了皇帝，为了避金国之锋芒，将其国都自归德迁到临安（今浙江杭州），偏安东南；再如到了金朝末年，蒙古人在北方迅速崛起，并攻城略地，不断南下，金朝为了延续并巩固其统治，不得不将其国都自中都（今北京）迁至汴京（今河南开封）；等。这些朝代的迁都，大都发生在其统治末期、国力衰退、强敌入侵之际，是一种已丧失了政治、军事主动权的迫不得已的被动行为。因而其迁都之后，虽然能勉强延续其统治，但很难有大的作为。

首都在国家中的重要作用与地位，使其与一个朝代、政权的稳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如果说“首都”被誉为一个国家的精华与缩影，那么“迁都”就是历史上的一道“风景线”，“迁都史”则被誉为一部浓缩、精练的历史。中国历史上的迁都，被称作“是中国历史剧烈震荡的政治波谱图，是中国政治变迁的晴雨表” 。

1912年至1949年，是中国历史上社会急剧动荡、变化的时期，反映在国都上，就是国都众多，迁都频繁。在中华民国存在的三十八年里，不仅有“首都”南京和北京，而且有“行都”洛阳，“陪都”西安、重庆和北平……就地点来说，有南京、北京（北平）、广州、武汉、洛阳、西安、重庆、成都8个城市，可谓东南西北，无所不有；就时间来说，平均四年一轮换，且有的城市还先后多次充当“首都”的角色，故实际上一个城市作为“首都”的时间平均还不到四年。在这8个城市中，北京作为首都的历史有十六年（1912—1928），南京作为首都的历史有十三年（1927—1937、1946—1949），重庆作为首都的历史有九年（1937—1946）。这3个城市作为首都的时间与整个中华民国存在的时间大体相等，故其他5个城市作为“首都”的时间，都只能用“昙花一现”“过眼烟云”来形容。就“国都”的叫法来说，则先后有首都、准首都、行都、陪都和临时首都的称谓或事实；就国都存在的形式来讲，有统一时的一国之都，也有对立时的一国两都或三都，还有首都沦陷、陪都成立，以及首都与陪都同时存在的情形。其设立之复杂，变迁之频繁，不仅为中国历史上仅有，也为世界历史上罕见。

伴随着民国时期“首都”的频繁变迁，则是往返多次、纷纷扰扰的迁都。民国时期的迁都，既有主动的迁都，也有被动的迁都；既有因国内战争、斗争的迁都，也有在外来敌寇势力侵略下的迁都。就迁都的结果与影响而言，则以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最具价值和意义，且存在的时间最长，对中国历史的影响也最大。虽然早在1948年9月出版的“中华民国历史小丛书”中就有赵授承编的《迁都重庆》一书，但该书并未说清楚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迁都重庆的背景、原因、经过与意义。在此之后的时间里，人们几乎淡忘了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迁都重庆这一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和作用的重大事件，对之也很少有专门的研究，更未给其正确的地位与评价。即使个别专著有所涉及，也是要么泛泛而谈，轻描淡写；要么避重就轻，一笔带过；要么演义重于史实，错漏颇多，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学界的遗憾和学者研究的缺失。

笔者完成了《衣冠西渡——抗战时期政府机构大迁移》一书的撰写工作，并于2015年12月在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但该书纯为一学术性的专著，且字数太多，不便于普通读者的阅读。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组织编写通俗性的，抗战时期的“抗战大迁徙实录丛书”，将《国府西迁》纳入其中并邀请笔者撰写。笔者也希望能在学术专著向通俗读物的转化上做一尝试，同时让更多的读者了解、认识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迁都重庆的背景、原因、经过及其影响。这就是笔者撰写《国府西迁》的动机与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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