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丹溪医学全书·唐宋金元名医全书大成_胡国臣，田思胜等编_9787513223065

　　朱震亨，字彦修，因世居丹溪，故人称朱丹溪，或尊称为丹溪翁。生于公元1281年，卒于1358年（元至元18年一至正18年），元代婺州义乌（今浙江省义乌县）人。金元四大医学家之一，倡导阳常有余，阴常不足，创阴虚相火病机学说，善用滋阴降火的方药，为“滋阴派”的创始人。
　　朱震亨自幼好学，初习举子业。奋发学医，并深入研究《素问》、《难经》等古典医籍。五年便能临证，为了进一步提高医术，他外出浙江，走吴中、抵南徐、达建业，以访求名师，在他四十四岁时又跟随罗知悌学医。罗是当时名医，世称太无先生，其学得刘完素之再传，旁通张从正、李杲二家学说。丹溪尽得其学，并有机会吸收三家学说之长，融会自己的心得，提出独到的学术见解，自成一派。
　　丹溪一生，著述颇多，后其弟子门人亦多有整理者。据有关文献记载，具名丹溪所撰的医籍达二十余种，但由于年代久远，部分著作如《外科精要发挥》（据《医籍考》：佚）、《伤寒论辨》（据《浙江医籍考》：佚）、《宋论》（成书于1356年，未见）、《风水问答》（成书于1354年，未见）等均已散失。即使现存著作中情况亦十分复杂，有丹溪本人所撰，如《格致余论》、《局方发挥》、《本草衍义补遗》等；有的为其门人、私淑者整理编纂如《丹溪心法》、《丹溪手镜》、《丹溪先生金匮钩玄》、《丹溪治法心要》、《脉因证治》等；有的则是托名丹溪伪作，如《丹溪秘传要诀》、《丹溪心法附余》（为方广撰）、《丹溪纂要》（实为卢和撰）、《丹溪心要》（为赵应春校）、《丹溪要删》（为适适道人校）、《丹溪医案》、《丹溪药要》（为赵良仁撰）、《丹溪摘玄》（不著撰人）、《丹溪心法类纂》、《丹溪衣钵》等；有错题为丹溪著者，如《产宝百问》、《脉诀指掌病式图说》、《医学发明》、《活法机要》、《幼科全书》、《胎产秘书》；另外，还有只见书目，未见流传而书名冠以“丹溪”的若干部。
　　鉴于此，我们收集整理丹溪本人及其门人、私淑者，能够反映丹溪学术思想的医著八种，编纂成《朱丹溪医学全书》，并对其学术思想进行深入研究，旨在系统全面地反映丹溪的学术成就和临床经验。

　　《唐宋金元名医全书大成》是集唐宋金元4个朝代22位著名医学家医学著作而成的丛书。唐宋金元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中的鼎盛时期，国家统一，经济繁荣，科学文化发展迅猛，中医药学也同时得到巨大的发展。在继承古代医学成就的基础上，学术争鸣，新的学派不断涌现，使中医药学特别是在方剂学及临床各科都有长足的发展，为后世中医药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做出了巨大贡献。
　　唐宋金元时期是继承与发扬中医药学的最佳时期，呈现出一派继承不泥古、发扬不离宗的空前学术繁荣景象。学术的争鸣，学派的创立，有力地推动了中医药学的迅猛发展。一是伤寒学派：以研究张仲景的《伤寒论》为指归，各自从不同角度用不同方法进行研究和发挥。如唐代医家孙思邈创制了“方证同条，比类相附”的研究方法，以揭示六经辨证的规律，更重视太阳病桂枝、麻黄、青龙三法的运用；朱肱重视经络的作用，著《南阳活人书》，称日：“治伤寒须先识经络，不识经络，触途冥行，不知邪气之所在。”其又重视病与证的鉴别诊断，同时强调脉与证合参以辨阴阳表里；庞安时曾著《伤寒总病论》，强调冬伤于寒杀厉之气，即发病为伤寒，春发为温病，夏发为暑病，长夏发为湿病，于八节可为中风，又强调人的体质强弱、宿病之寒热、地域之高低南北、气候季节等对伤寒发病与转归的影响；许叔微对《伤寒论》的八纲辨证最有研究，著有《伤寒百证歌》《伤寒发微论》《伤寒九十论》等；成无已是注解《伤寒论》的第一家，著有《注解伤寒论》《伤寒明理论》，其注释以经释论，重视对伤寒症状的鉴别，其于定体、分形、析证、明理，颇有独到见解。综上诸家对伤寒学的研究，对外感热病的辨证论治体系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二是寒凉学派：以刘完素为代表强调“六气皆能化火”，治病善用寒凉，促进了病机学说的发展，著有《素问玄机原病式》《医方精要宣明论》《三消论》等，为攻邪派及养阴派学说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三是补土学派：是以李东垣为代表，师承了张元素的脏腑辨证学说，专注脾胃的研究，创立了著名的“脾胃内伤，百病由生”的理论，提出了升阳泻火、甘温除热之法，创立了补中益气汤、升阳益胃汤等名方；其弟子王好古在其学术思想的基础上又提出了阴证学说，罗天益又揭示了脾胃与其他四脏以及营卫津液的关系，并重视三焦分治。这都丰富了中医学的脏腑学说，推动了脏腑病机、辨证治疗的发展。四是攻邪学派：以张子和为代表，强调邪留则正伤，邪去则正安之理，治病以攻击病邪为首任，提出了汗、吐、下三法，充实和发展了中医辨证论治体系。五是滋阴学派：以朱丹溪为代表，强调“阳常有余，阴常不足”论，治疗以滋阴降火为主，强调保存阴气对人体健康的重要意义，其“相火论”成为后来温补学派诸家论命门之火的理论依据。
　　方剂学在唐宋金元时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官修民著纷纷面世，是方剂学发展史上内容最为丰富，观点最为新颖，理论最为系统的时期。尤其是唐代著名医学家孙思邈的巨著——《备急千金要方》凡三十卷，计233门，收载方剂约5300首，广泛搜集和保存了前代医家的大量方剂及当时流传于民间的许多有效良方；而其后的《千金翼方》中又有不少补充，使许多名方得以流传后世。宋代林亿赞之为：“上极文字之初，下迄有隋之世，或经或方，无不采摭，集诸家之秘要，去众说之所未至……厚德过于千金，遗法传于百代。”还有唐代王焘所著的《外台秘要》，凡四十卷，计1104门，其资料丰富，条理分明，方法严谨，体例统一，对所引用理论，以及6000余首医方等都一一注明原始出处和来源等，并注明校勘正误，唐以前医方赖《外台秘要》得以保存者甚多。宋代则出现了国家官修的大型方书，有《太平圣惠方》，全书为一百卷，1670门，收方16834首，为现存的第一部国家官修的方书。还有《圣济总录》《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同时这一时期医家方书辈出，有陈无择的《三因极一病证方论》，载方1500余首，按“三因”和病证归类，强调了审证求因而施治。钱乙在《小儿药证直诀》一书中化裁和创制了许多治疗小儿疾病的新方。严用和强调不能概以古方治今病，结合自己30余年的临床经验将古人有效方剂总结而著成《济生方》《济生续方》，载方450首。许叔微的《普济本事方》选方300余首。金元四大家的学术思想更丰富了方剂学的内容，如刘完素创制具寒凉派特色的代表方剂桂苓甘露饮、益元散等；张子和创制的具有攻下特点的代表方剂三圣散、禹功散等；李东垣创制的具有补土派特点的代表方剂补中益气汤、升阳益胃汤等；朱丹溪创制的具有滋阴派特色的代表方剂大补阴丸、虎潜丸等，至今仍是临床医生常用的治疗方剂。总之，这一时期的方书为后世方剂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妇科学在唐代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特别是孙思邈所著《备急千金要方》，把妇产一门列入卷首，并强调妇科必须另立一科的必要性，其日：“妇人之别有方者，以其胎妊、生产、崩伤之异故也，是以妇人之病，比之男子十倍难疗……所以别立方也。”并以540余首方药对求子、妊娠、产难、胞衣不出、月经、带下、杂病等证候予以治疗。同时对难产、产后护理也作了精辟论述。宋代产科已发展为在太医局设置的九科中的独立专科，同时妇产科专著不断面世，尤其是陈自明的《妇人大全良方》，为当时妇产科的代表作。全书分8门，总260余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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