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文学经典：陈忠实精选集_陈忠实著_9787540217198_湖南知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读者荐购服务

陈忠实是当代文学中乡土写作的一个重要的领军人物，是一个决心走现实主义之路的作家。本书收入了他创作的中短篇小说代表作品：《信任》《地窖》《康家小院》《蓝袍先生》等。

由“真”到“深”厚积薄发
白烨
以《白鹿原》一作享誉文坛的陈忠实，无论是从他起步之后不离乡土的文学跋涉来看，还是从他饱带乡情与乡思所取得的丰硕成果来看，他都是当代文学中乡土写作的一个重要的领军人物。
作为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就开始创作的中年作家，陈忠实是以不急不躁的态度和稳扎稳打的步履，一步步地实现着自己在创作上的种种追求的。他在创作起始，只把“从生活到艺术的融化过程”作为目标，力求从自己所熟悉的生活出发，写出自己眼睛里的世界和感受到的生活。这一时期的演练，使他在独到地把握生活与艺术的关系中找到了自己，作品也充满了源于生活的内在魅力。他的于1979年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信任》和于1982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乡村》，都属于这一时期艺术探索的结晶。如果说陈忠实在他的创作初期是以求真为特征的话，那么，由1984年的中篇小说《梆子老太》开始的创作中期，则在求真的基础上进而求深了。这部小说所叙说的是不正常的年代扭曲了老农妇梆子老太的灵魂，而她又以被扭曲的灵魂进而去扭曲身边的生活。作品在对人对事的审视上，显然借助于国民性问题的省察，达到了相当的人性深度。此后发表的中篇小说《蓝袍先生》，持续并深化了这一文学思索，通过徐慎行先有封建礼教毒害后有极“左”思潮虐杀而使其终生唯唯诺诺、紧缩心性，把强大的社会思潮施予弱小的生命个性的巨大的影响，描写得入木三分，令人惊愕。这些作品读后令人难以释卷，它们总牵引你从社会文化的根基上去反思普通人所不应有的乖蹇命运。1987年之后，陈忠实集中精力写作长篇小说《白鹿原》，这部长篇处女作显然把他的小说创作推进到了一个新的艺术层次，这就是在原有的故事上求真、题旨上求深的同时，还在艺术表现上求新，以对现实主义手法的革故鼎新，使作品在内蕴上和形式上都深富史诗性的风韵。可以说，陈忠实从不把自己的创作寄托于一时一事的追波逐流，他只是按照自己的方式默默地走自己的路。他的《白鹿原》的成功，正是他甘于寂寞又不懈求索的必然回报。
一
陈忠实重新执笔之后的1979年，面对着的是一个满目疮痍而又充满生机的现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广大农民从“左”倾思想的深重灾难中拯救出来，政治局势日益稳定，农村政策进一步放宽，农村开始挣脱“左”的桎梏并出现了新的转机；但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旧问题与前进中出现的新问题交织在一起，构成了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的种种复杂情形，使农村形势呈现出新旧交替时期的显著特点：希望中连缀着某些忧虑，美好中夹带着某些瑕玷。在这样一个有待于进一步认识和发展的现实面前，只是停留在对“四人帮”的罪恶行径和流毒影响的浮泛的描绘和控诉上，已经是远远不够的了。驱走严冬走向阳春的新生活，向作家艺术家提出了更高一些的要求：把艺术的触角伸入到生活深处去，探寻生活中矛盾运动的固有规律和新陈代谢的内在动向，写出具有广泛而深刻的社会意义，能够真正启迪人们认识时代、鼓舞人们振奋精神的作品。
在这样一个严峻的时代要求面前，陈忠实的头脑是清醒的，回答是严肃的。他曾经这样表述过自己对于生活和创作的基本认识：“新的生活命题需要作者努力去开掘。新的创业者的精神美需要我们去揭示，生活中新的矛盾需要我们去认识。我想还是深入到农村实际生活中去，争取有所发现，争取写得多一些，深一些，好一些。”他正是照着自己认定的这一崇高目标扎扎实实地努力的。他在刻苦认真的创作实践中，把热爱生活的赤诚和追求艺术的激情化为深沉冷峻的思索，努力透过繁复的现象去找寻和把握生活之流的脉络，紧扣人民内部矛盾这个农村生活中的主题，抓取素材和题材，开掘作品的思想意义，描绘出了一幅幅反映农村发展中的种种障碍和冲决这些阻力向前流动的农村生活场景的剖面图，揭示出了发人深省、引人思索的农村生活的真谛。
在陈忠实的作品里，羁绊着农村的前进和影响着农民的命运的问题和矛盾，表现是多种多样的：在《立身篇》里，我们看到了封建的裙带关系怎样无孔不入，在人与人的关系上织罗布网，使不愿在招工工作上放弃原则的公社书记不得不退避三舍、无法工作；在《心事重重》里，我们看到了个别公社领导人怎样以两面手法来掩护“走后门”的行径，使一个正直的老党员大惑不解，“心事重重”；在《猪的喜剧》里，我们看到了“左”得出奇而又朝令夕改的“土政策”，怎样坑害着一个想以养猪弄几个柴米油盐钱的忠厚老农，使他吃尽苦头，备受愚弄；在《石头记》里，我们看到了打着支援生产队搞副业的某些工厂的别有用心的干部和职工，如何利用拉砂石的副业合同大揩农民的“油水”，使干部和社员们有苦难言，欲告无门；在《枣林曲》里，我们看到了被世俗偏见所腐蚀的市民姐姐，如何利用农村暂时的贫困和落后，一再挑唆农民妹妹鄙视乡土、跳出农村。
把这些反映了各种各样矛盾的作品集中在一起看，我以为，作者不仅仅是在提出几个农村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也不仅仅是在表现几个庄稼人的乖蹇命运，他是通过农民际遇的顺遂与坎坷，精神的愤懑与欣忭，来反映丰富而又复杂的人生世相，来描摹我们这个时代的社会风云。读了陈忠实的小说，人们的思想并不会在具体问题上流连忘返，而是总想在农村和农民以外想点什么，在更远、更深的地方想点什么。在这些幽邃的思绪中，最使人萦绕于怀的莫过于这样一点：农民要向富足、进步的方向发展，虽然是必然的，但又是需要做出极大努力的；这不单单是个生产的问题、经济的问题，也不仅仅是农村和农民本身的问题。直接关系着农村命运的党的农村政策和党的农村干部的工作，如果不正确、不落实，与农村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工厂、城市乃至整个社会的风气，如果不改造、不端正，那么，农村的发展必然受到阻碍，而现代化建设的总进程也必然受到影响。如果说《石头记》、《心事重重》等作品在反映新时期农村的人民内部矛盾方面，还只是提出问题、尚欠深刻的话，那么，《信任》和《苦恼》，则是两篇立意较高、开掘较深的力作，比较突出地反映了作者的创作在思想内容的开拓上所努力的趋向。
《信任》给我们展示了“四清”运动所造成的两代人思想上的裂痕，而且，程度是那样的深，面积是那样的大，简直使人触目惊心。这是很有胆识而又充满了历史感的艺术概括。“四清”运动是党在农村开展的一个旨在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运动，但由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影响，错整了不少好的干部和群众。如果说1957年的反右扩大化和1959年的反右倾并未伤害农村这个肌体的筋骨的话，那么，正是“四清”运动中的偏差，在广大干部和社员心里刻下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少有的内伤。带着这样的创伤而又被匆匆拖入恶人当道、“煮豆燃萁”的“文化大革命”，其结果只能是旧痕上面添新伤，使农村这个不健壮的肌体遭到更大的损害。正如罗坤用农民的语言所描述的那样：“这十多年来，罗村七扭八裂，干部和干部，社员和社员，干部和社员，这一帮和那一帮，这一派和那一派，沟沟渠渠划了多少?”“人的心不是操在正事上，劲儿不是鼓在生产上，都花到钩心斗角，你防备我，我怀疑你上头去了嘛！”作者以一个打架斗殴事件为线索，一层层地抖搂出盘绕着罗村的复杂矛盾，又一步步地展示出罗坤正确地解决矛盾从而使罗村走向团结的过程，不仅告诫人们不要忘记我国农村发展中这一页令人深痛的历史，而且特别提示人们，在新的形势下，应当正确认识和正确处理历史所造成的种种矛盾，尽快扫除笼罩在新生活之上的阴云。我们从支书罗坤的忍辱负重、义无反顾上，从贫协主席罗梦田见义思过、引咎自责上，从大队长罗清发的默然自省、满怀羞愧上，从肇事者罗虎的终于悔悟、认错服法上，都可以感受到我国农民可贵的传统本色。他们中的一些人尽管在历史所造成的误会中，表现出计较私怨、不够互谅的一面，但仍然有着接受真理、修正错误的基本的一面。在粉碎了“四人帮”而又端正了党的思想政治路线的今天，只要从正面引导入手，采取正确的方法，他们之间存在着的矛盾都是可以解决好的。
《苦恼》所揭示的河东公社书记黄建国在新形势下一时转不过弯来的思想矛盾，也是反映了农村中亟待解决而又在其他作品中很少见的问题，因而，也使人有某种新鲜感。黄建国当年是“心甘情愿用自己的几十斤肉去换取河东公社的新面貌”的，他在“大批促大干”的年代，跑遍了全公社“坡陡沟深的堰坡，沙石嶙峋的河滩”，确实是有决心，有干劲，但因为所执行的路线不对头，他的大干的结果，只能使河东农民愈来愈穷。在党清除了“左”的影响制定了新的农村政策的形势下，按理说他应当在接受经验教训中振作精神、迎头赶上，但是不然，他却充满了种种疑虑，对政策不理解，对形势不习惯，准备“在躺椅上打发日月”了。他思想上的毛病主要在哪里呢?是“四人帮”极“左”路线和流毒的影响过深吗?似乎不那么简单；是他本人的觉悟水平太低了吗？似乎也不完全。作品中有一段叙写黄建国对自由市场的感受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思索这个问题：自打农副市场开放以来，他没有光顾过，没有兴趣。那有什么好看的呢?搞这种事情，用得着号召吗?多年来对小农经济的限制和斗争，是公社党委书记的神圣职责，现在要他去鼓吹农民上自由市场，甚至叫他去逛自由市场，甭说理论，感情上也难得通畅！
从这里我们可以悟出这样一个问题，即多年来在对党的基层干部的教育培养上是否有失误之处呢?我们要求他们绝对地听从上级领导的指示，而上级领导又经常给他们灌输的是“限制小农经济”、“以阶级斗争为纲”之类的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这样天长日久的潜移默化，他们的细胞和神经近于“硬化”，思想和感情近于“僵化”，这种长期形成的思想局限性又焉能在眨眼间的工夫改变过来。如果说黄建国是用教条主义的态度来看待今天的话，那么，这正是对使他成为这个样子的教条主义的昨天的惩罚。束缚创造性的教条主义思想只能教育出缺少生命力的本本主义干部。这是值得记取的历史辩证法，也是作品幽眇的思想深度所在。作者在剖掘黄建国的种种“苦恼”中，有意表现他思想上的“怨气”，以及对自己的宽容；愈是这样，愈是引导人们丢开黄建国而去思索党的干部教育中的失误，探究那饱含着辩证唯物主义的生活哲理。同样，作者在展现黄建国从“苦恼”中解脱时，一再抒写他在一系列事实震撼下的惊醒、悔恨和自责；愈是这样，愈是启迪人们去认识党的正确路线及其所带来的大好形势的强大威力。从而，更深刻地回顾昨天，更积极地建设今天，更热情地展望明天。
二
一个决心走现实主义之路的作家，在为时代的进步推波助澜的时候，绝不满足于只在作品中提出几个人们略有所感而未深刻认识的社会问题，它还应当塑造出能够体现民族精神和时代风貌的气韵生动的人物形象来，通过对他们栩栩如生的描绘，来表现时代前进的主导力量和必然趋势。陈忠实丝毫没有忽视这一点。他在自己的许多作品中，站在一定的时代高度上，在现实生活种种矛盾的揭示中，精心塑造了一批活跃在农村舞台上的先进农民的形象，其中有些是堪称新时期农村的社会主义新人的。
“新人”，是近年来创作中出现的一个新的概念。就目前的理解来看，还没有一个一致的看法。我认为，仅在以前的文艺作品中所没有和少有的人物形象的意义上理解这一概念，范围过于宽泛，实际上是降低了“新人”应有的标准，似感不妥。“新人”应当是既区别于过去时代的英雄人物又区别于当前时代的一般人物，具有新的时代特点和新的性格因素的那样一种人，即在十年浩劫所造成的精神的、物质的废墟上站立起来，觉悟较高，理想远大，思想解放，注重求实，能够给周围的环境和人们以积极影响的那样一种社会主义的创业者和实干家。在陈忠实的作品中，虽然还不能说已有几个个性突出、出类拔萃的成功“典型”，但却实实在在地写出了几个具有崭新思想境界、富有时代色彩的农村社会主义新人形象。而惟其在其他作品中还不多见，而愈发显出他们的难能可贵。正是在这一点上，陈忠实走在了其他农村题材作者的前头。
罗坤，无疑是陈忠实塑造得比较成功的一位新人形象。他在“四清”运动中被误整，并错戴上“地主分子”的帽子，含冤受屈十几年，但当平反后重任支书时，非但没有计较个人得失，而且正确对待这已经翻过去了的一页历史，把心思放在如何使罗村尽快团结和富足的目标上。因此，对于大队长以为可以理解的儿子为泄私怨所引起的打人事件，他没有表现出半点宽容，而是以登门赔情、派人报案、去医院服侍被打人和坚持对儿子绳之以法的“四步棋”，把一个似乎可以对当年的整人者施以报复的事端当做解决两代人宿怨的契机，使积怨中的人们看到了比个人意气更重要的东西--“团结和富足的罗村”。罗坤是高尚的，这不仅在于他毅然超脱了个人的私怨，还在于他着眼于解决更多人的私怨，把一个四分五裂、人心涣散的罗村引向安定、导向团结；罗坤是伟大的，这也不仅在于他高瞻远瞩地从困难中看到光明，还在于他把自己作为一支引路的火把，使更多的人看到光明、走向光明。罗坤在排难解纷和获取人们“信任”中，表现出来的崇高博大的思想境界、披肝沥胆的革命精神、着手成春的领导艺术，显然比那些埋头苦干者、后进变前进者，起点更高，作用更大，属于生活中应当有但还不多见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带头人的形象。
《徐家园三老汉》里的老党员徐长林，也是一个闪烁着异彩的社会主义农村的新人形象。他虽然没有罗坤那样一个充满斗争风云的环境，从而使他做出石破天惊的壮举，但他却在一个平凡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励精图治，做出了创造性的成绩。他怀着“共产党员就是要团结教育人哩”的崇高信念，以言传身教的行动和耐心细致的工作，开导着“奸老汉”徐治安和“倔老汉”黑山，促使落伍者奋起，执拗者开通，把三个人的力量拧在一起，追随着时代前进，其中所表现出的对于生活的赤子之心和蓬勃朝气，是使人激动不已而又纫佩万分的。在他身上，已经找不出旧式农民因袭的精神痕迹，表露出的俨然是一个脚踏实地而又满怀理想的新式农民的可贵气质。随着四个现代化的深入发展，农村社会的矛盾也将更细致、更深入、更微妙，这就决定了发展中的农村不仅需要罗坤这样叱咤风云、能够带领人们跨过急流险滩的杰出领袖，也需要徐长林这样满腔热忱、以诱掖后进为己任的先进农民。从这个意义上讲，陈忠实作品中的“新人”正是从农村生活的变化和需要出发，而又体现了新时期农村的发展趋势的。
为现实生活中人物性格的多样化所决定，陈忠实在塑造农村社会主义新人形象的同时，也描绘出了不少个性鲜明、血肉丰满的普通农民的形象。在这里，人们自然不会忘记“背着黑锅还在支撑着田庄的事业”的田学厚(《七爷》)，勤劳善良、对生活毫无奢望的来福老汉(《猪的喜剧》)，不为世俗偏见所惑、要自己亲手创造幸福的婵儿(《枣林曲》)……在这些人物形象的雕画中，作者致力的不是一般的褒扬进步和正直，而是着意探悉他们在不同形势下的精神状态和心灵变化，展现他们积极追求人生的可喜历程。即使是刻画反面人物形象，陈忠实也是由表及里地剖掘这些形象所代表的人生意义的落后和腐朽，尽力表现出历史事实和社会现实的折光。比如《尤代表轶事》所00刻画的现代中国农村的阿Q--尤喜明的形象，就深刻寄寓了时势造英雄，时势也造侏儒的生活哲理。作者的透视镜窥测的是一个精神紊乱的“左”倾“幼稚病”“患者”，揭示出的却是长期侵蚀人心的极“左”思潮及其整人运动这个总祸根。这一丑得令人憎恶而又怜惜的形象，引动着人们反复品味那深含在其中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迸发出的艺术力量同样是巨大的。总之，陈忠实笔下的人物形象大都是这样，或正或反，或多或少，总是体现出一定的时代精神和一定的社会关系总和。这在陈忠实近来创作的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三
陈忠实注重生活感应的创作追求，约在1985年前后表现出了很有意味的变化。短篇小说《毛茸茸的酸杏儿》和中篇小说《蓝袍先生》给人们较为明显地带来了这一新变信息。《毛茸茸的酸杏儿》写已为人妻的莉莉在电视上看见初恋男友引起的回忆：她倾心于活泼不羁的“他”，却被父母指责为“不成熟”，遂在父母的指导下，嫁给了一个老成持重的医生，在一种“平静”而“乏味”的家庭生活中，渐渐变得“成熟”起来--“既不会任性，也不会撒娇了，甚至说话也细声慢气的了”。然而，她总是不能忘记那“不成熟”的初恋生活，总是怀恋同“他”一起打闹嬉耍，一起吃那未成熟的毛茸茸的酸杏儿使嘴角泌出酸水来的滋味。作品没有什么曲婉引人的故事，但那甜甜的忆念、淡淡的幽怨，总引发起人们对不经意中走入的人生误区的种种思索。《蓝袍先生》则以本分、拘谨的乡村教师徐慎行在新中国成立前饱受封建家教的束裹，新中国成立后又历遭政治运动伤害的不如意的一生，揭示了人性解放的现实意义。我曾被作品中一个悬殊的数字对比所震撼：活了六十岁的徐慎行，只在新中国成立后上师范学校参加文艺演出的二十天中才活得像一个人。苦难了六十年，愉快了二十天，这不成比例的对比隐含着的一个个问号，不能不迫使人们在惊愕中去深深追索人在社会中的地位、价值等问题。显然，陈忠实的这些作品，以对现实的人如何合目的地健康发展的强烈关注和深入求索，把他的直面乡土写现实的创作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层次。
《夭折》、《最后一次收获》和《地窖》三部小说，属于陈忠实创作新变进程中的一个小系列。它们所观照的，仍是人在现实生活中的地位与命运；所揭示的，仍是人在现实社会中的迷失与怅惘。《夭折》在题旨和写法上，都与《蓝袍先生》颇为接近：积极上进而又痴迷文学的回乡青年惠畅，在艰苦、贫穷的农村生活中刻苦学习创作，刚刚发表了一篇作品之后，便被随之而来的“四清”运动所伤害，从此一蹶不振，他所挚爱的文学成了可望不可即的梦。作者当然不是在哀叹文学队伍少了一个很有前途的人才，他显然是从一个文学青年无端夭折的角度，揭示小人物在大社会中的乖蹇命运：他有可能克服经济上的困难以追求个人理想，却绝无神力抗衡政治上的打击以主宰自己的前途。一个毫不设防的青年，他的命运更多地系于社会生活的健康运行。而我们一个时期的社会生活，又恰恰充满白云苍狗式的变异，因而，小人物遇到大挫折就毫不足怪了。问题是，当一个人身心都备遭伤害后，还能在社会生活复归正常之后也完全复归正常吗?《夭折》告诉我们：很难。新生活虽然使沉沦的惠畅鼓起了勇气，但那只不过使惠家庄多了一位万元户而已。“蓝袍先生”一直没有得到舒展心性的机会，而惠畅得到了这个机会却难以恢复元气。作品的这个结尾，显然比《蓝袍先生》更有意味。
注重感觉描写和细节刻画的《最后一次收获》，写工程师赵鹏回乡下的农家帮妻子夏收的种种观感，很像是一篇反映当前社会中的工农差别的小说；但你细细咀嚼起来，仍能品味到作者暗含在其中的对人难以自主命运的感叹。而今已脸黑手粗的淑琴当年也是细皮嫩肉的技校学生，因国家困难学校停办不得不回乡务农，本该是工厂技术员的她成了地地道道的农妇。如今她习惯了农村的劳动、农家的生活，却又要弃土离乡，随夫进城了。她感到了新的失落和怅惘，因而对离家进城之事并不那么快意。她那为自己的劳动果实而忙碌、而陶醉的神情，很感染人，也使人感到这个贤良、坚韧的女性应当按照她的意愿去生活，再不要无端地去打扰她，揉捏她了。作品的内蕴不够丰厚，像是一个拉长了的短篇，但在那轻声慢语的叙述中所蕴含的对人的细微理解与细切关注，却令人在苦涩的世情中感到一种温暖和慰藉。
比较起来，这三篇作品中，《地窖》的分量更足一些。关志雄社长在逃避批斗时误入造反司令唐生法家，被贤惠的唐妻藏在地窖，好生服侍，尔后又与她发生了关系。这样的事情也许读者并不陌生，但陈忠实把这个故事渐渐地叙述出了超越桃色事件的更深的意味：在唐家的艳遇尔后成了关志雄处理唐生法时一种无形的心理障碍，而他每每手下留情，使唐生法误以为他豁达大度，遂真诚交心。告诉他自己之所以扯旗造反，是为了对关志雄“四清”运动中错误地整治父亲进行报复。关志雄一直要唐生法“说清楚”；当唐生法“说清楚”后，关志雄又陷入了很难“说清楚”的境地。那是一个连环套式的说不清：他邂逅唐妻是为了躲避唐生法的批斗，而唐生法批斗他是以“造反”的名义公报私仇；而他与唐生法结怨又因为他在领导“四清”运动时无辜整治了唐生法的父亲。在这一悲剧循环中，他们似乎除了是受害者，也还是制造者，但若要进一步追根究底的话，就会发现真正的悲剧的制造者是那一个时期愈演愈烈的极“左”思潮及在此指导下的“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关志雄也罢，唐生法也罢，都是摆在那个“大棋盘”中任人驱遣的“小棋子”，他们只要听从那种“革命”的鼓动，就只能有意或无意地去伤人和整人。这与其说他们受到了对方的无端伤害，不如说他们共同受到了非正常历史的无情愚弄。作品在这里，已不止是揭露了极“左”思潮下政治运动的非人实质，而且还在人与政治、人与社会、人与历史的多重关系上揭示了造成人性迷失的内在因素。
陈忠实的小说在对人的关注上，愈来愈见深切和微妙，这是一个很值得称道的倾向。不管创作上的观念怎样演变，花样怎样翻新，人无疑永远都是文学创作中的真正主角和主题，这正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人是“他们本身历史的剧中人物和剧作者”。文学对人的日益深化和泛化的观照与探索，正是人在不断走向自觉和自立，以自己的主动精神和创造活力去感应和把握历史的典型体现。从这个意义上说，陈忠实的高度关注普通人在“必然”与“自由”中面临的种种困惑的创作，正以人道主义精神和当代意识的融合走向深层次的嬗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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