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版序言
等级制是一种常见但并非普遍存在的国家间关系。学者和外交家们（尤其是美国和欧洲的）一直假定国际体系处于无政府状态，缺乏权威。但在现实中，国际政治一直并仍然是一种异质性体系，在这种体系中，国家彼此之间施加着不同程度的权威。本书试图解释国际关系中等级制的本质、模式以及它是如何形成并维持的。
随着中国成为一个全球大国，它在世界政治中面临着获取更大权威的新机遇。中国有着悠久的国际等级制历史。实际上，在长远的历史长河中，国家的内部等级制历经兴衰，当皇帝的中央权威在类似于“战国”时期式微时，这种内部等级制不时地接近于国际关系中的无政府状态。不过，等级制不断反复出现且卓有成效，从而导致今天的中国仍被认为是一个单一行为体国家。同样，中国有时也对亚洲其他国家行使比较有限的权威，在东北亚和东南亚的不同社会中至少形成了自己的势力范围，而且有时甚至建立了比较广泛的等级体系。直到18世纪之后，欧洲殖民主义入侵亚洲，中国实力逐渐衰落，这些等级关系才被推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企图自己成为亚洲帝国，但以失败告终。现今中国面临的问题是，在未来的几十年中是否选择去寻求一种新的国际等级体系，以及如何去建立这一体系。
许多人似乎认为，中国的历史使其有资格在今天对其他亚洲国家行使特殊权威。据此观点，中国以前对于区域其他国家的权威并未完全消失，它与这些国家的历史关系将使其很容易和自然地重新确立对这些国家人民的支配。本书的分析得出了不同的看法。国际等级制一旦解体，就不易恢复。其他一些亚洲国家已经摆脱了欧洲帝国主义，成为拥有主权的独立国家。无论新的外国势力有多强大，它们都不愿使自己成为其附属，哪怕只是部分附属。更为重要的是，本书得出的一条经验是，在任何等级关系中，主导国对其他国家的权威无法仅凭口头上的宣称获得，而是要靠自己的努力挣取得到。附属国只有在为了换取一种比失去自主权更值得其珍视的政治秩序时，才会将处理本国事务的权威出让给另外一个大国。主导国可以宣称对其他国家拥有权威，但是，除非附属国得到的回报是一种有价值的政治秩序，否则这样的宣称将不会被视为正当或适宜。这常常要求主导国对自身的政策目标作出妥协，修正其战略和行动，以体现附属国的利益和需求。如果想让附属国承认其统治权利，主导国还必须采取切实可信的行动，限制自身权威。如果没有想要的政治秩序以及主导国对其权威切实可信的限制，附属国就不会承认任何主导国权威的正当性。反过来，主导国影响或控制附属国政策的企图，就会被它们看作强制性的而非权威性的，而且很可能会遭到它们的极力抵制。
如果中国选择追求建立新的国际等级制，那么中国将就会像是要挤入一个业已人满为患的领域一样。本书基本上只关注1945年之后美国主导的国际等级制，之所以这样做，既是出于文中曾解释过的数据的可用性，也是因为它是当代最重要的范例。我认为，自19世纪后期开始在中美洲和南美洲，以及自1945年起在西欧和东北亚，美国已建立多种不同的等级制。根据我的标准，当今世界近半数的国家至少部分地从属于美国。对中国而言，美国的这一等级制网络有两个主要的影响：其一，这些附属国已经接受了美国确立的一些政治秩序，作为交换，它们承认美国支配其外交政策的权威的正当性。如果中国选择寻求对这些国家建立类似的权威，它必须提供更具吸引力的一揽子政策和领导能力，并接受对其想方设法确立的任何权威进行更加严格的约束，只有这样，中国才能在“竞标”中击败美国。这可能需要中国方面作出重大的政策让步，并对其统治进行严格的限制。诚如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 1993）谈及更为普遍意义上的国际主导地位时提到的，“牌戏够不够灯油钱”，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
其二，美国可能会对中国的新等级制作出反应，或者加强与它既有附属国间的联系，或者甚至可能选择与中国进行竞争，争取该区域其他潜在附属国对自己的忠诚。美苏之间冷战的爆发，至少部分是它们在西欧和东欧争夺专属势力范围的结果。在击败纳粹德国后，苏联在东欧构建了一个非正式帝国。而美国则在西欧建立了一个更为间接的、等级程度较低的势力范围。但是，双方互相威胁着对方的等级制度，这一为争取控制欧洲权威的竞争导致了其后差不多五十年持续不断的危险冲突。直到1989年苏联的非正式帝国解体，以象征性的柏林墙倒塌为标志，这场竞赛方才告终。这里，关键的问题在于两个超级大国都要求建立只能由其自身独自管辖的排他的等级体系范围。
如果中美两国不能小心应对，它们对亚洲主导权的竞争很可能导致一场新的冷战。美国应该（我相信它最终会愿意）承认和接受中国崛起成为全球大国，以及中国在亚洲主导的受到限制的一些等级关系。然而，倘若中美任何一国想要在亚洲寻求一种排他的权威范围，那么存在于这两个新的超级大国关系中的危险性将会上升至极致。假使那样，两国势必会更加强化竞争，吸引附属国站在自己一边，该地区很可能会分裂成为两个分别属于中国和美国权威的不同范围。美国和中国在亚洲的利益本质上并非相互排斥。两国都希望区域内各国政治稳定，开放国际贸易，最大限度地提高专门化水平，实现国际贸易和投资的收益最大化。两个大国都不必通过控制附属国完全排斥对方来实现这些目标。附属国政治和经济上的开放，可以最大限度地保证，两个21世纪大国的正当权益得到最好的保障，并避免冲突。
戴维·莱克
2013年1月
戴维??莱克 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杰出的政治科学教授、杰里??安和加里??雅各布斯社会科学教授。他主要的研究领域是国际关系理论和国际政治经济学，著作有：《代理人战争：通过地方代理人镇压暴力》(2019年)、《世界政治：利益、互动和制度》（2019年第4版）等。
高婉妮，法学博士，1986年出生于甘肃省静宁县。2009年本科毕业于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2014年博士毕业于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现任职于兰州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兼聘）、中亚研究所。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关系中的权威、亚太地区秩序、跨界水资源争端。曾出版专著《战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权威研究》，在《世界经济与政治》《国际政治科学》《红旗文稿》等期刊发表论文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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