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玄论丛_耿天勤著_9787559647634_湖南知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读者荐购服务

　　郑玄是我国汉代集大成的经学家。他遍注群经，兼采今、古文，择善而从，加以己见，从而结束了经学内部长期纷争的局面，使经学进入一个“小统一时代”。郑玄经注完整保存下来的有《毛诗传笺》《周礼注》《仪礼注》《礼记注》。三部礼书的注，后人合称“三礼注”。
　　在整理郑玄遗著和编写志的过程中，作者对郑玄有了较深入的了解，撰写了有关研究郑玄的论文20多篇。这些论文分别发表在《齐鲁晚报》《历史文献研究》《古籍整理研究学刊》《人文与自然》《高密人文自然遗产》等报纸杂志上，今将这些论文择其要者，汇为一集，以便研究郑玄的学者参考。

　　自孔子删定六经、汉武帝时确立儒术独尊地位，儒家学说一直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主导思想。而作为训解和阐述儒家经典的学问——经学，在两汉时就已发展到鼎盛时期。周予同先生在为皮锡瑞《经学历史》所写的出版《序言》中，把经学研究归纳为“西汉今文学、东汉古文学、宋学”三大派别，汉代就占了两大派，可见两汉经学发展之盛。学界历来都很重视对两汉经学及其代表人物生平思想的研究，整理出版了大量有价值的著作，但对集汉代经学之大成的郑玄却研究较少。山东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耿天勤教授多年来致力于此，曾发表有关论文多篇，并有郑玄《周礼注》点校、《郑玄志》、《郑玄研究资料汇编》等书出版。最近，《郑玄志》又修订再版，影响较大，得到好评，实在是可喜可贺。
　　要想了解郑玄在中国经学史上的地位及其贡献，必须要先弄清楚两汉经学的发展情况与今古文之争。秦始皇焚书和楚汉战争，使六经典籍毁坏殆尽。西汉初年搜求儒学经典，一种方法是靠故秦博士或官吏至汉初尚在者，如伏生、浮丘伯、叔孙通、张苍等人，凭记忆进行口头传授，将这种口授经文用当时通行的隶书记录下来，即为“今文经”，依此系统在社会上授受使用的经学就是今文经学。第二种是在民间还有一部分秘藏的典籍未被秦火、战争毁坏，这时候有的被识书者征求出来，有的为藏者主动献给官府。这些旧藏，是用过去的古文大篆写成的，由此被称为“古文经”；以古文经授受使用的经学，便叫古文经学。汉武帝时设立的五经博士，以至宣、元时期到东汉初年陆续分增的十四博士，都是今文博士。古文经书应该是在孝惠帝四年（前191）废除“携书律”之后才敢于现世的。其陆续出现的主要有河间献王刘德搜求的先秦旧书，鲁恭王刘馀坏孔宅旧壁得到的汉前典籍，以及他人所秘藏的《礼古经》《左氏春秋》《古文尚书》《毛诗》等。西汉末年，刘歆痛斥今文说经的种种弊端，倡导古文经学，欲将其立于学官，遭到今文学派的激烈反对。孔子删定的六经，最原始的应该只有一个本子。今、古文经的差别从形式上看，也就是书写文字和来源渠道的不同。即使同为今文经或古文经，由于不同人的传抄授受，也会出现文字或内容上的差异。这本来是很正常的事情，那么只要用当时刘向、刘歆父子“校理秘书”的办法，来一次古籍整理，将每一种经书都统一出一个通行的本子来，问题也就解决了，断不会发生什么今古文之争。但事实并非这么简单，是深刻的社会政治原因导致了这次经学发展史上的大分野，造成了两汉经学的根本对立，其分歧论争贯穿于中国经学发展的全部历史，双方势如水火之不能相容。苟悦在《申鉴·时政篇》中说道：“仲尼作经，本一而已，古今文不同，而皆自谓真本经。古今先师，义一而已，异家别说不同，而皆自谓古今。”原来今古文经两派的最大分歧不是在形式上，而是由于各自的立场观点不同，对经文进行了不同的理解和阐释，造成了“异家别说”。

你还可能感兴趣

我要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