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的故事发生在当下。在天津和唐山之间，有一条“煤河”，当年是从开滦往天津运煤的水道。煤河有一条支流，叫“梅姑河”。梅姑河畔有一个叫金家坑的村庄。河流从村庄中间经过，把金家坑一分为二，南岸的叫南金家坑，岸北的叫北金家坑。
北金家坑的村长叫张少山。南金家坑的村长叫金永年。南金坑这几年靠养猪，经济已经发展起来，只是没有文艺人才。北金坑文艺人才很多，但就是“穷乐呵儿”，经济起不来。一次在镇里开村长联席会，镇长故意用激将法，让张少山和金永年“打赌”，两年之后见分晓，看哪个村的日子过得好。于是，故事就这样展开了。两人打赌的最后结果是，北金坑和南金坑优势互补，资源共享，经济和文化一起发展。
小说渗透出的是新时代的乡村气息。今天的乡村理念，也已不是过去的乡村理念。在城镇化的进程中，我们的乡村和村民的思想、观念也正悄然发生着变化。
小说试图从改革开放以来，在城镇化进程中，展现城乡之间这个独特地带的变化，表现新时代普通百姓的生活。其中有传统与现代、新与旧的冲撞，也有彼此之间的融合和转换，给人以新的视角、新的气象，是一部充满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精神的好作品。
《暖夏》是一部值得重视的长篇小说，写得地道，品来筋道。厚实的风俗文化底蕴、丰满的时代生活血肉、坚韧的人性精神骨骼和独特的叙事艺术魅力，让这部现实题材力作有心劲、有嚼劲。
位于大城市郊区趋于城乡一体化的乡村，这是一个新的典型环境，承载着包含了人情世故等等积累的历史惯性，更面临着全面小康使命和“五位一体”发展的新理念、新路向、新问题。于是小说在各类各色的人物和应接不暇的故事及其复杂难理的关系之中，将时代的巨变课题与精神的渐变形态作为文学向深广处探究的方位，充分容纳地方元素、立体呈现百姓心思，并由此生暖意悟大道——情不自禁地流露出对世之“巨变”与心之“渐变”的思辨，构成了文本内部的力量，既赋能于内容又活泛于艺术，使《暖夏》与同类题材作品相比显出了自身的价值。
同一条梅姑河分开东西金旺两村，同一种发展方向又让两村人经历从竞争到互助融合，一切都从两位负责人到老老小小尤其是最能体现时代晴雨的青年形象自然又精心的塑造上展示出来。两三代人，每一代甚至每一个人物都带着“巨变”与“渐变”的表里，于是，一个小不点的地方回响着宏大主调，具体生活中涵纳着脱贫奔小康的人间史诗，而这一切就保藏在这“变”与“辨”的时代赐予与创作追索之中。
《人民文学》卷首语
关于《暖夏》
这部《暖夏》定稿后，是先在《人民文学》杂志2020年第11期上发表的。《长篇小说选刊》2021年第2期转载。转载前，这部小说单行本的责任编辑，同时也是我前一部长篇小说《烟火》的责编，著名作家、评论家兴安先生电话我，让我写一写创作这部小说的感想。于是我写了一篇题为《上天入地之后》的创作谈，在长篇选刊上与《暖夏》同期刊出。这里要说的是，在这篇创作谈里，关于时间问题，我说得不太准确。当时说，这部小说写了将近一年，如果算上构思，大约有三年左右时间。可过后再想，这么算是不对的。要从想写这样一部小说的念头说，早在十几年前就有了。我曾多次说过，在音乐创作上有一个术语，叫“动机”，一部音乐作品的产生，这个动机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实小说也如此。所以，尽管写这样一部小说的念头早有了，但一直没有“动机”。而那时，我写中篇小说又写得正“疯”，尤其是“后知青”题材，一部接着一部，这部长篇小说也就始终没拿起来。
倘这么算，这部小说从酝酿到完成，前后就应该有十几年的时间了。
后来有一个契机。这就要感谢万镜明女士了。她当时在天津作协主持工作，我们是老朋友，也是老同事，私下里还习惯亲切地叫她“小万”。2014年底，我有一种感觉，似乎“后知青”题材的小说可以暂告一段落了，倒不是不能再写，或写不出来了，只是觉得，也许应该换一个参照系进一步思考，这就需要时间和过程。于是跟万镜明女士商量，我说，想去当年插队的地方挂职一段时间。万镜明一听很支持。没几天就电话我，说已向有关的上级领导汇报此事，上级也很支持，为让我能尽快下去，一应组织手续都“特事特办”。就这样，2015年初，我就到天津的宁河区——当年插队时还是宁河县——文旅局挂了一个“副局长”的职。表面看，这只是个“闲差”，局里并没给我具体分工，只是让我配合主管业务的副局长工作。但我心里很清楚，除了晚上睡觉，我的眼和脑子一时一刻也没闲着。这时的宁河跟我插队时当然已无法相比。但渐渐的，我有了一种感觉，开始的兴奋过去之后，在这里一点一点勾起的，却都是当年的一些不愉快的回忆。我这时才意识到，我对那段经历，并没有“怀念”或“眷恋”。这让我有些茫然。我本来想的是，这次挂职之后，也许会写一部关于这个地方的长篇小说。可这时再想，我写什么呢？又有什么可写呢？
三年后，我就带着这样的茫然和困惑回来了。
但此时，我还没意识到，这次的挂职经历对我来说并没这样简单。它不仅改变了我的生活方式，也已经为后来的这部《暖夏》埋下了种子。
这以后，又有一个关键性的契机。2019年下半年，我接受了中国作协一个创作报告文学的任务，题材是关于“脱贫攻坚”的。由于我曾在江西的赣南地区深入生活很长时间，这次，就由我来写赣南。也就是这次重回赣南，对《暖夏》起了关键作用。一天，《人民文学》主编，著名评论家施战军先生电话我，说，你曾在当年插队的地方挂职，现在又要为这部“脱贫攻坚”题材的报告文学去江西赣南采访，何不把这两个经历放到一起，写一部长篇小说。他这话，一下点醒了我。接着，中国作协创联部主任彭学明先生知道了我有写这部长篇小说的想法，也立刻来电话，建议我把“定点深入生活”的地方就放在这两个地方——天津的宁河和江西的赣南。这时，我感觉到，自己已经进入创作前的兴奋状态了。
我一直认为，作为一个小说家，编故事是首先要具备的素质。编不好故事的小说家，算不算是一个真正意义的小说家这里姑且不论，至少写出的小说不会好看。
这部《暖夏》的故事很快就有了，而且是先有的人物，如同盖房子，四梁八柱都齐了，甚至连如何为这房子“刨槽”也有了具体想法。可准备好这一切，却迟迟没动笔。没动笔的原因主要有两个。这两个原因其实是一个，或者说有因果关系。首先，我总感觉这个想好的故事过于有“质感”。故事有质感，本来是好事，但不能过，一过分量就太“重”了。这也就导致了第二个原因；我写小说，让自己兴奋的一个前提，是这个故事必须能“飞”起来。这样的“飞”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情节轻盈；能真正飞扬起来的故事可以产生一种奇怪的感觉，似乎是透明的，也可以让自己在写作过程中，有一种和情节一起飞的感觉。这种感觉可以刺激得让我更兴奋。如果没有这种兴奋，也就不会有写这个故事的欲望。
后来有一天，我忽然想起一件事。这件事让我一下起了“飞智”。
飞智和灵感还不是一回事，应该比灵感更“灵”，是一种超常的，甚至接近“犯规”的想法。当然，我这一次起的飞智与“犯规”无关。当初在宁河的文旅局——当时还叫“文广局”——挂职时，就住在办公室。每天下班，也写写东西。起初，我并没在意，后来发现，一到傍晚，窗外总是敲锣打鼓笙管唢呐的很热闹。一天晚上，我无意中朝窗外一看，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办公室的窗子正对着一个公园，有一片很大的湖面，景色很好。湖边有一个小广场，这热闹的声音就是从这小广场传来的。原来是一群人——还不光是中老年人，也有不少年轻人，正翩翩起舞地扭秧歌。我有些好奇，就下楼来到这小广场。一看才发现，果然很有趣。扭秧歌一般是为庆祝什么事的，可以增加喜庆和欢乐的气氛，至少我一直这样认为。可这些人扭秧歌不是，他们是玩儿，自娱自乐，且每个人还为自己规定了角色，有梁山伯和祝英台，有焦仲卿和刘兰芝，有冯素珍和李兆廷，有杜丽娘和柳梦梅，还有许仙、白娘子和小青等等，这些形形色色的角色都穿红挂绿描眉打脸地装扮起来，行头也很漂亮。关键是，旁边的吹打伴奏非常好听。这伙吹打弹拉的显然都是民间乐手，不能说很专业，但也正是这不专业，反而有了一种独特味道。这种味道，在大剧院是不可能听到的。也就从这以后，我每晚就不再急着写东西了，吃过晚饭，先下楼来到这个小广场，看他们扭秧歌。后来渐渐发现，还不仅是秧歌，公园的湖心亭里，也经常有人唱评戏。这一带的人都酷爱评戏，爱听，也爱唱，所以号称评剧之乡。挂职这三年，我几乎是在窗外的秧歌和评戏的演唱声中度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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