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后记
武汉，我们的生死之交
——答《文艺报》《中国新闻周刊》《楚天都市报》《南方周末》记者问
问：你在武汉“封城”第三天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武汉是一个遍地英雄的城市，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城市！从疫情一开始，你是否一直充满着信心？从你在各个渠道的表达来看，似乎没有低落过。事实上是这样的吗？你是否也有犹疑、情绪的低落？
答：说实话，接受采访那天，自己从空无一人的街道上穿过，心里非常不安！在约定地点见到两位记者时，更有一种魔幻之感，有一瞬间迟疑要不要上前相认。可是，怕有什么用？就像小时候，被什么弄疼了，在那里放声大哭，大人们就在一旁说，哭有什么用，难道哭的声音大就不疼了吗？那种说自己情绪没有低落过的人是在硬充好汉，肯定不是心里话。只要身在武汉，遭遇情绪上的大起大落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我一向睡眠很好，“封城”期间却经常失眠。平常总想着减体重但总也减不下来，“封城”期间，没办法挑肥拣瘦，管他是不是高脂肪与高热量，能吃也有吃的就不错了，到头来体重反而掉了三公斤。“封城”之前，自己就患眼疾，“封城”后没法医治变得日益严重，造成很大的心理压力。人都是血肉做的，别人有的情绪我也有。比较起来我或许只略多一些自律和自重。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在家里我是爷爷，是父亲，是儿子，是丈夫，是男人，这是生就了的，更是一个人从小到大所能领会的教养。中国的男孩是崇拜关羽、杨家将长大的，是敬礼狼牙山五壮士、八女投江、黄继光、邱少云和江姐长大的，是读着岳飞的《满江红》和王翰的《凉州词》长大的，也是在心里怀着一曲《松花江上》长大的。所以，每每大难临头，都说中国不会亡，正是因为中国人有着这种千金难买的宝贵传承。
至于信心，也不是什么充满与充不满，人生本当如此。前些时，央视一个摄制组到我年轻时曾经待了十年的工厂采访，得知我在车间当车工时年年都是先进生产者，感到很惊讶。当年工厂里的先进工作者是评给坐办公室的人，只有在一线超额完成生产定额、出全勤、不出丁点产品事故和安全事故的工人才有资格获评先进生产者。他们先前采访过一些当过工人的文化人，多半是勉从虎穴暂栖身，称得上是好工人、合格工人的极少。我理解的信心，无非是真诚面对眼前的生活，尊重努力劳作的自己与他人，不浮肿，不虚脱，为自己能够完成当天必须完成的工作而开心。我生性好孤单，武汉“封城”后，仍有那么多人主动问候支援。有时候，深受感动也是一种信心。
问：我看到你当时的朋友圈里说，你的家人也有在抗“疫”前线的，能说说他（她）的故事吗？
答：武汉历史上历经多次劫难都挺了过来。但从出人、出力、出物来讲，从来没有像这样，无论你是什么角色，处在何种位置，每一个人都在全力以赴地同从未见过的病毒、从未有过的疫情抗争。在肆意攻击的病毒面前，每一个人都是黄继光，每一个人都在用自己的胸膛去堵住病毒的枪眼。面对新冠肺炎，不需要敢死队式的冲锋，但绝对人人都是上甘岭一样的死守。
一千多万武汉人，留守家中，用生命的每一个细胞进行拼搏！有些事做了也就做了，没必要多唠叨。千家万户全都在一线抗“疫”，大家情况都差不多，不过有两件事还是值得一说。一是孩子在新闻单位上班，轮休时就在小区当志愿者。有一次孩子生气了，因为有人在自媒体上说，志愿者都是假的，孩子便回了一句，今天我们几个女的卸了整整一车白菜，就因为没有送到你家门口，你就当没看见吗？另一件事，刚好相反，夫人当志愿者，送青菜和鱼去一户残疾人家，男主人伤残很严重，平时都不起床，这一次却非要让家人搀扶着，走到他们面前，深深地鞠一躬。有一阵，当说志愿者都是假的时，朋友圈里的激愤像是火山爆发。当说残疾人如何体恤志愿者时，同样的圈子里却安静得如同万米海沟。我一看人都变成这样了，就不想再玩这种东西了。我家有六口人，是本社区人数最多的家庭之一，从头到尾没有收到任何抗“疫”物资。但我们还是非常感激全国人民对武汉的支援。十月十日去青岛中国海洋大学，与一众学界人士正式见面时，我只开口说一句，感谢山东人民对我家乡黄冈的支援，就泪流满面说不下去。疫情期间，自己因为眼疾当不了志愿者，但也做了些事情。武汉降为低风险地区后，有新冠肺炎患者家人给我送来锦旗和感谢信，我借故没有见面，就放在省文联办公室里，至今也不好意思打开看。有人建议送给抗“疫”博物馆，我也不想那样做，那会更加不好意思。人做一些分外之事，多半是为了求得心安。那时候，晓得有这么一个家庭，五口人中，一人因感染新冠肺炎去世，另有三人已经确诊，剩下一个小孩也还在发烧，就试着帮一帮，没想到帮成了。做这种事，也是一种对自己的激励。
问：武汉“封城”期间，你家人是都和你住在一起吗？你疫情期间的家庭生活是怎样的？如何处理好在家工作的作息、心态问题？
答：“家大口阔”这个词，近三十年来已没有人使用了。武汉“封城”期间，我们家差不多就是家大口阔。一家三代，共六口人，第一次在同一屋檐下共同生活这么久。特别是头三个星期，方方面面都没做好准备，日常起居的不适应，生活物资相较缺少，心理状态的不到位，这么多人在一起，有时候几个小时没有一点动静，甚至该吃饭了，连喊几声也没人答应。那样的沉默让人深感不安。“封城”前几天，因为眼疾，几乎天天都在跑医院。“封城”之后，因为蔬菜紧缺，将冰箱里的烂菜叶清理一番，剩下来的炒熟吃了，弄成食物中毒。一开始不明原因，那种状态极像是中了新冠病毒的招，有十几个小时，人几乎要崩溃了。好在身边有一个八岁的小宝贝，总有机会将家里弄得像是开心乐园。加上家里人人都有活要干，有主持网站工作的，有替国外一所大学翻译急需资料的，有冒着疫情天天到单位上班的，还有上大学网课和小学网课的。正月十五以后，大家各忙各的，才真正缓过劲来。生活上，基本上与大家相同，沾准备过年的光，主食与肉食都不缺，缺的是新鲜蔬菜，还缺消毒用的酒精。“封城令”下达当天，好不容易在一家小超市抢到两小瓶一百毫升装的医用酒精，赶上一个女孩也想要，就分了一瓶给她。这一百毫升酒精成了“封城”初期我们家抵御新冠病毒的唯一武器。正月初九那天，在新闻单位工作的孩子出门上班时，我们让孩子将用剩下的酒精带上，孩子坚决不肯，说家里这么多人，就这么点酒精，自己上班后可能有办法。孩子空着手拉开一道门缝离家而去，让我们揪心不已，直到孩子来电话，说办公室里有消毒酒精，才放下心来。
问：你的勤奋历来都是文学界的榜样，近年来，从《蟠虺》《上上长江》，到《黄冈秘卷》《刘醒龙文学回忆录》，你几乎每年都有新作问世，武汉“封城”期间，你有文学创作活动吗？在疫情之后，你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最近有写作计划吗？
答：武汉“封城”后，开始时零散写了点文字，有访谈，有随笔。也写过一首歌词《如果来日方长》，被谱成曲后，反响还不错，自己索性将一些断断续续的文字，重新构思写成一部十八万字的长篇散文，篇名也叫《如果来日方长》。从老母亲在疫情高峰时患重病起，到二叔因为疫情次生灾害病故，尽可能从细微处入手，表现“封城”之下一个武汉家庭，男女老少，力所能及，所思所想的生活情愫，以细流通江海的襟怀。疫情过后，我最想做的事当然是先治好眼疾，目前为止，做了两次手术，扎了几十回针灸，服了一百多服中药，虽然眼科专家表示，只有百分之二十的治愈概率，自己还是挺乐观的。我也不允许自己不乐观，因为一直想动手的“青铜三部曲”之二正等着我去写。
问：我知道，你作为一个写作者，在疫情期间也没有停止写作，更没有停止思考，写了些什么？ 你也曾在采访中感叹过在像疫情这样的重大灾难中文学的“苍白无力”，这种感觉现在还强烈吗？你思考最多的有哪些？
答：我承认自己是有过这样的情绪。“封城”的第三天，是大年初一，女儿一整天不说话，只顾拿着手机看各种各样的消息，不时地背着我们躲到一旁流眼泪，最痛苦的时候，还在妈妈怀里埋头痛哭，问起原因，她只说了两个字：武汉！我第一次发现自己毕生为之珍惜的文学，是那么苍白无力，甚至还不如女儿那滚烫的眼泪！
现在，我还是觉得，“封城”之初，那些铺天盖地的文字，只是各种各样不同的文学元素，并不是文学本身。疫情暴发之初，病毒是什么性质的，病毒在流变过程中如何置人死地，病毒的破坏性该如何战而胜之，如此万众关切的问题，与我们所熟悉的文学毫不相干。那些不得不动手写下的相关文字，只有一次次对支援武汉的人们表示感激的句子，过后读来似乎还留得住。
一九九○年代我就曾说过，文学不是直接站在潮头上弄潮，而是从潮头上退后半个身位，不与即时报道的新闻争宠，用更加厚重的观察，更有体系的体验，重建这股大潮的艺术形象。前两年，在一个国际文学交流活动上，莫言谈了一个观点，什么都可以快，唯独文学应当慢下来。那个活动是由我来做会议结论，我强调了莫言的这话，却被媒体说成是我说的。不管怎样，之前与之后，我们的理解是一致的。
“封城”之下的文学，找不到先贤留下来的现成经验，更不知能给后人提供哪些风范。在长篇散文《如果来日方长》中，我虽然写了几位在火线上“自我提拔”以卑微的身份担起巨大职责的医护朋友，但我依然觉得，这不过是身陷火线的我们，用相对一手的文学元素，给未来的某个文学天才做些预备。所以，我尽可能完整地写出一个人或者一件事。比如，我熟悉的一位护士长，五十五天没有与幼小的孩子见上一面，每天在电话里互诉相思。好不容易从隔离病区出来，走到家门口，孩子却躲在门后，用发自内心的声音，奶声奶气地不要妈妈进屋，说妈妈身上有病毒。母亲也不让她进家门，隔着老远递上几样她最爱的美食，她就在门外的楼梯间里蹲着吃完后，转身重回医院。这样的人性该怎么审美，这样的亲情该如何抒发？不要说一部《鼠疫》，就是再用十部《鼠疫》也说不透武汉“封城”的平常与特殊。
有一句话说，没有人能熄灭满天星光。文学做不到朗月，也做不到骄阳时，能做到星光满天也好。宁可眼下像星光般苍白无力，也绝对不要乱放邪火。不要用蛮力，用力过猛，太粗鲁了，过犹不及就不是文学。
问：随着疫情的发生、发展、控制，武汉人的内心、对事物的评判，也是不断发生变化的。你怎么看待这种心理变化？经过疫情之后，你对文学的认识是否有改变呢？
答：人世与人生，其实一直都在变化之中，只不过疫情将这种变化放大了，让人人都能清楚看出过去与现在的不同。有一种变化叫进化，如果将进化也称之为变化，理解起来肯定更加透彻。还有一种变化叫退化或者固化。说起来，连新冠病毒都在不断用变化来进化自身。人类中的个体，孰优孰劣，标准就在于是进化、退化还是固化了。人的智慧是病毒比不了的，怕只怕有人将愚蠢当成智慧，所犯下的蠢事，连病毒都会笑掉大牙。
俄罗斯作家阿斯塔菲耶夫临终时留下遗言，要自己的后人宁肯回老家种地打鱼，也不要再搞什么文学。阿斯塔菲耶夫当时说这话，是对从苏联崩溃成俄罗斯后，在其有生之年还在继续崩溃的现状痛心疾首。武汉战“疫”，国家在，政府在，人民在，文学也在，文学中的自己也在，不用像阿斯塔菲耶夫那样，只有回老家种地打鱼，才能安身立命。对于新冠状病毒我所知甚少，对于新冠肺炎的治疗我也知道得不多。高攀说来，前者比不上钟南山和陈薇，后者比不上张伯礼和张继先。实际上，在家里每每谈及这些带有专业性的话题，六口人中，我所了解、所能认知的，排名倒数第二，只超过八岁的小孙女。想由医学专业精进是不可能的，如果必须有所改变，我只想说，经此一疫，世人更应当明白，文学不是以作家身份进行创作，必须是以人的身份进行再造。文学不是作家手中的专用工具，必须是人的灵魂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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