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为译界泰斗、百岁老人许渊冲
许渊冲诗译《诗经》《楚辞》、唐诗、宋词、元曲……尽显古典诗词之美，被誉为“诗译英法唯一人”，2014年还问鼎“北极光”杰出文学翻译奖。
☆ 回忆西南联大等求学岁月
从少时读书到西南联大求学；从陈寅恪、钱锺书、吴宓、闻一多、朱自清、冯友兰等大师的教诲，到与杨振宁等贤哲的同窗共读；从留学巴黎到译坛逐梦，从翩翩少年到“诗译英法唯一人”，百岁老人许渊冲深情回忆自己的求学岁月。
☆ 许渊冲百岁特别珍藏版
《不负少年时：我的求学生涯》是许渊冲百岁特别珍藏版。
序曲
重现的时光远比当初的一切有意味。只有认真生活过的人，才有值得回忆的一生。回忆是另一种生活。没有值得回忆的人生，是失败的人生。而美好的，哪怕是痛苦的回忆，则保证了一个人照样活上两辈子。如果回忆变成了一部书，那就是永恒的回忆。
——普鲁斯特
我这一生最值得回忆的第一件事， 大约是我出生时震天动地的哭声。那时，恰巧父亲有一个会算命的朋友到家里来，根据生辰八字给我算了一个命，就对父亲说：“这个孩子命大。”
我怎么命大呢？
我小学时羡慕过的第一名是神童熊传诏。他比我高一年级，作文中有一句“行人如织”，得到全校大会表扬。升中学后，国文老师看见他在教室外面玩耍，问他书背熟了没有。他没有背，却说是背熟了，然后临时抱佛脚读了两遍，背书时居然一字不错。他能诗善画，画了一张水边楼台，几只帆船，水中还有楼台倒影，说这是“颠倒画”。他还在画上题了四句诗：“岸柳含烟晓，残月落天高。宦游悲远梦，帆归待涨潮。”这倒过来念是：“晓烟含柳岸，高天落月残。梦远悲游宦，潮涨待归帆。”是一首回文诗，可见他的才思工巧。我的小学、中学同班涂茀生说他：“翩翩少年，仪容俊伟，磊落潇洒，是我们低班小子的楷模偶像。”他在中学毕业之后，考取了清华大学外文系，因为家境困难没有升学，只在中学教书。1957 年他不知怎么给打成了“右派”，从此潦倒一生。涂茀生说：“以他的聪明才智，博闻强记，本可能成为陈寅恪型的大学者，但因遭遇时艰，以致落拓坎坷，不能不为他的才智叹息，也为时代叹息！ ”比起熊传诏来，我真可以算是命大的了。
我考取第二中学后，在初一时，羡慕过熊传诏的同班，跑百米、二百米的第一名涂曰谦。记得四百米决赛时，一马当先的是高人一头的程应镠，涂曰谦只跑第二，使我大失所望；不料到最后五十米时，涂曰谦大力冲刺，居然超过了程应镠，使我又惊又喜，仿佛自己成了“起跑虽居第二位，成绩须达最高峰”的英雄似的。那时我梦寐以求的，就是穿上涂曰谦一样的有“二中”字样的运动背心和米黄色的方格短裤。但我年纪太小，个子太低，做运动员的梦想很难实现。刚好那时大表姐从美国寄来了奥运会的邮票，票面上有一个体型完美的铁饼运动员， 于是我就移情于邮票了。当时一同集邮的涂茀生写了一首咏邮票的诗：
玲珑艳丽小华笺，入眼缤纷别有天。
百代英雄齐入彀，五洲动植竞争妍。
四方戚友传鱼雁，万国风光等闲廛。
史迹新闻留纪念，怡情益智乐陶然。
这样，我就从追求阳刚之美转向柔和之美了。对茀生说来，集邮是怡情益智的好事，所以初中毕业时，他的考试成绩很好，免考升入高中。对我而言，集邮却成了玩物丧志、冥思幻游的乐趣，结果学习成绩平平，需要重考才能升入高中。
到了高一， 熊一奇老师讲几何学。熊老师讲得形象生动，活灵活现；涂茀生听得印象深刻，考试分数全班最高；我却听得神游“九度空间”，结果考不及格，几乎升不了班。
高一下学期去西山受集中军事训练三个月，学习成绩好的学生多半被迫参加国民党复兴社， 我却因为成绩平平，反倒免了此难，真是塞翁失马，焉知祸福了。西山归来之后，茀生填了一首《如梦令》词：
三月韶光空溜，皮为骄阳炙皱。操罢倦归来，苦汗侵衣欲透。
胡闹，胡闹！ 父母惊余黑瘦。
但是他对国民党反感，后来被打成“右派”，真是左右不讨好了。
我的学习成绩不如涂茀生，更不如熊传诏，却比熊晚一年考取了清华大学外文系。那年日本侵略华北，占领北平（就是今天的北京），清华和北大、南开一同迁到云南昆明，组成西南联合大学。从沦陷区到大后方来的学生，不但不交学费，还由国家发给贷金，交付每月膳费。就这样，我的家境虽然不比熊家好多少，却到昆明升入了联大。大学一年级时， 我和后来得到诺贝尔物理奖的杨振宁同班上英文，又在“文化昆仑”钱锺书教授班上听课。我从杨振宁那里学到的，是在同中见异的敏锐目光，从现象出发建立理论的过硬本领，用简明公式表达思想的精确方法。在钱先生那里看到的，是见人所不能见的慧眼，说人所说不出的妙语，过目不忘，打通古今中外的才智。杨振宁的治学方法虽然可以学到，但他取得的突出成绩，却是难以企及的。钱先生的业绩也许可以追踪，但他那过人的智慧，却是难以望其项背的。
我追随钱先生之后，去了英法两国，学了两种语言，本来以为回国之后，可以尽其所能，得其所值，不料那时用人的标准是德才兼备，而女子无才便是德，也可适用于男子，004于是有德便成了无才的保护伞， 有才却成了无德的同义词。其实，所谓的“德”只是唯唯诺诺，上面说一，下面决不说二，不敢说真话，不敢发表不同的意见而已。知识分子经过小会批判、大会斗争，头上棱角早已磨光，尾巴不再翘起，这样日积月累，习惯成了自然，只会唯命是听，不说半个“不”字，甚至连是非对错观念都没有了。这样难得糊涂也好，可以苟全性命于乱世；等到国家建设需要人才，又可东山再起。不料有德无才之士，哪里容得下真才实学，就说大家都是半斤八两，谁也不许出人头地。于是武大郎一直坐天下，不许人比他高。当“翻译腔”和分行散文在外文界盛行的时候，钱先生第一个说我以诗译诗，好比戴着音韵和节奏的镣铐跳舞，灵活自如，令人惊奇。杨振宁更为我的回忆录写了英文序言，说我译诗用韵，是使不可能成为可能。在这种情况下，我成了“诗译英法唯一人”。说是命大，有何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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