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几年前，当我的妻子从图书馆带回一本P. J. 欧鲁克（P. J. O’Rourke）的《吃掉有钱人》（Eat the Rich）的时候，我本没指望通过这本书来洞悉历史。欧鲁克先生写该书旨在消遣娱乐，但他以轻松幽默的方式对世界经济的成功和失败所进行的剖析，让人读起来非常尽兴。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对信贷危机的揭露：垃圾债券就是直接把钱借给你弟弟，而优质债券则是通过甘比诺家族倒手借给你弟弟。
欧鲁克先生散文式的轻松笔调的背后，隐藏着大量的精心调查。讽刺的文字中穿插着一些经过深入调查的段落，比如他在书中简单地引用了苏格兰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所收集的数据。麦迪森通过数据研究发现，在1820年左右，世界经济增长出现了断点：在那以前，世界经济没有增长；在那之后，世界经济则出现了持续的增长和繁荣。
我花了一些时间找到了一本麦迪森的著作《世界经济二百年回顾》（Monitoring the World Economy，1820～1992）。这本平装书读起来就如晦涩的法律条款，枯燥无味，令人望而生畏。但从内容上看，麦迪森那些枯燥的数据却在讲述一个史上最伟大的故事：现代世界经济的诞生。对于日本明治维新和二战后的繁荣，即使是最好的书面描述也没有解释清楚麦迪森书中提到的原始数据：通货膨胀调整后，日本人均实际GDP增长6%，人均寿命翻倍，国民受教育水平几乎增至原来的4倍，文盲迅速消失，这些都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前的40年内发生的。
我开始对西方世界财富增长的这一突然变化感到着迷。麦迪森尝试对此做出解释，他简单地提到了技术进步，贸易、金融和人力资本的改善，自然资源的开发以及一些晦涩的经济学概念，如“增长核算”（growth accounting）。这些解释语焉不详，难以让我满意。技术进步带来经济增长，这是公认的真理，但是并不能够解释该问题。顾名思义，经济增长是技术创新的产物。如果电子、交通技术乃至科学发展突然停止，那么经济增长也将随之停止。
这一问题使我感到苦恼。为什么？为什么世界经济会增长，技术进步作为经济增长的基础是何时突然崛起的？为什么佛罗伦萨人不能发明达·芬奇早已勾画出来的蒸汽机和飞行器？为什么掌握冶金术的罗马人没能发现电和发明电报？为什么精通数学的古希腊人并不能得出现代资本市场赖以生存的概率论？就这点而言，雅典人在打败波斯人之后，直到被亚历山大大帝领导之前的两个世纪中，已经拥有了人们公认的经济增长的条件：民主制度、财产权、自由市场以及一个自由的中产阶级，可是为何他们在这个时期仍然处于极度贫困之中？最重要的是，霍布斯（Hobbes）将自然状态下的生活描述为“孤独、贫穷、肮脏、粗野和短缺的”，这些词完美地刻画了19世纪前大多数人的生活状态，但为什么距这些描述记载不到两个世纪后，这些现象就在西欧消失了呢？
对于上述问题，保罗·约翰逊（Paul Johnson）在《现代的诞生》（The Birth of the Modern）中做出了迄今为止最为准确的回答。与麦迪森的著作《诗人的现代早期发展史》（Early Modern Developmental History for Poets）相对应，他对19世纪初期的科技、政治、文学和艺术革命的描述堪称无与伦比，就像优美的散文。为什么这一最重要的历史转变会在那一特定的时刻发生，约翰逊没有对这一根本性的问题做出解答。按照另一种思路，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在《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Guns, Germs, and Steel）中提出了“雅礼的问题”——为什么白人能够拥有所有的货物？尽管戴蒙德的著作对生物学和地理学在人类历史中的作用进行了令人惊叹的概括，但是他对那名部落男子所提出的苦恼问题并没有做出解答。
我的任务就是探索那些19世纪早期出现的引发当代经济起飞的文化和历史因素。再好的纯理论叙述也无法超越有理论依据的非虚构类著作，因为后者为读者提供有用的工具以帮助他们理解周边世界。若想揭示世界繁荣的起源，人们无论采取何种办法都需要面临两个挑战。第一，世界是如何发展到当今状态的？这是最本质和最有趣的历史故事之一。任何作者都能够对其进行描述，但并不是每个作者都能够引起读者的兴趣，若作者做不到这一点，那就是他自身的失职。第二，为读者提供一个框架，该框架能够解释所有的国家（不光是书中所提到的几个）何以富裕或贫穷，何以民主或极权，何以弱小或强大，该框架甚至还能够回答一国国民是否对其生活状态感到满意。如果作者能够战胜上述两个挑战，那么读者甚至都有可能捕捉到关于地球和人类未来命运的信息。
因此，本书很自然地分为三部分：世界为什么会这样，世界如何变成这样以及世界将走向何方。首先，我们将努力揭示经济增长的原动力；然后，我们将描述这些动力因素在不同的国家所扮演的角色；最后，我们将集中讨论现代世界经济的爆炸性增长对社会、政治和军事所造成的显著影响。我们将会发现，对经济增长原动力的理解为我们提供了强大的洞察力，有助于我们观察当今世界面临的以下问题：
1、总的来说，我们这个世界不光是变得更富裕了，同时也变得更复杂、节奏更快和压力更大了。对地球上的芸芸众生而言，未来的社会总体福利和满意度会得到提高吗？
2、财富和民主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经济的发展以及由此造成的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将给未来世界政治局势带来什么影响？是否能够成功地将民主制度输出到像伊拉克和阿富汗这样的国家？
3、当代繁荣的变革如何影响当前世界力量的均衡局势？美国的军事优势只是历史的偶然吗？它是否会持续下去？一些非西方国家，如何有效地运用其政治和军事力量？
没有人敢声称自己精通世界经济增长问题涵盖的所有领域——法律、历史、哲学、天体力学、神学、公共政策、社会学，当然还有经济学。我并不是上述任何一个领域的专家，因此我需要感谢那些为我指明方向、指引道路、编辑书稿以及在这条道路上给我莫大鼓励的人。
几乎从一开始，艾德·道尔就是我写作道路上的伙伴。他帮助我理解复杂的贸易理论，并凭借他早年作为本科生和研究生时所学的知识帮助我探索这门高深莫测的学科。（3年前，艾德建议我考虑写一本以经济史为题的书，他并不知道实际上在那之前几个月我已经开始尽力尝试了，他的这一建议为我继续这一尝试提供了必要的精神支持。）罗伯特·埃里克森为我提供了关于新月沃地财产权的未公开发表的材料；马克·罗伊为我提供了关于财产权执行成本的未公开发表的材料；维克托·汉森在“希腊人对物权法的贡献”这一问题上给予我帮助；理查德·伊斯特林引导我思考和理解金钱与幸福的关系；斯蒂芬·邓恩使我对最高法院历史作用的理解更加完善；亚历克斯·约翰逊促使我更加深入地钻研知识产权的历史；罗伯特·阿诺特帮助我理解即将到来的世代风暴；卡尔·阿普恩对我关于增长时代的中世纪祖先所做的讨论给予了适当的评论；罗伯特·巴罗为我提供了增长相关性方面的数据和图表；格雷戈里·克拉克为我描绘几个世纪以前英国的繁荣提供了数据；伊曼纽尔·赛斯为我提供了收入分配的数据；吉姆·平林为我提供了美国专利局活动的数据。在本书所涉及的方方面面的历史问题上，沃尔多·托布勒、杰克·戈德斯通、杰·巴萨乔夫、罗伯特·厄普豪斯、尼尔·弗格森、保罗·肯尼迪、唐纳德·莫格里奇、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拉里·尼尔、简·阿尔珀特和理查德·希拉都曾慷慨地给予我帮助。我还需要特别感谢罗恩·英格尔哈特，他帮助我厘清经济、文化和宗教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同时也为我提供了大量的插图。
我也曾得到过一些财经媒体人的帮助。威廉·舒西斯提供了一些初步的批评性建议。艾奥瓦州公共电台的伯纳德·谢尔曼几乎自始至终参与了本书的编辑工作，他无数次地帮助我走出困境，尤其是在公共政策领域。《华尔街日报》的乔纳森·克莱门茨在许多问题上都给我提供过慷慨的帮助，从行文风格到结构安排，再到对英国思想史的探讨，这些帮助对本书的许多章节都是非常重要的。《金钱》（Money）杂志的詹森·茨威格以其别具特色的专业技能、敏锐的识别力、调皮的幽默感以及百科全书般的知识结构来帮助我。在写作的过程中，约翰·丹东尼奥帮我把握方向，在必要的时候他就像一名严厉的监工，同时，他又是一名无与伦比的散文润色高手。
在即将完稿之时，朱迪·布朗以她专业的眼光和艺术天赋帮我对本书进行了进一步的完善，唐·格伊特也帮助我制作和完善了本书的大部分图表。凯瑟琳·达索玻罗斯运用她那令人印象深刻的技能，借助麦格劳–希尔出版公司的资源，以她公认的热情帮助我从经济学的视角描绘现代世界。
我的朋友和家人也为本书的写作做出了不可忽略的贡献。就像往常一样，查尔斯·霍洛威博士在古欧洲、古希腊的语法规则方面为我提供了很多非常有用的帮助，我的女儿凯瑟琳·吉格勒在社会学方面为我提供了很多专业性的建议。凯西·格罗斯曼和里克·格罗斯曼对本书的终稿进行了严格的校对。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妻子简·吉格勒，如果没有她，我不可能写出这本书。她帮助我把未成形的零散材料编辑成思路清晰的章节，果断地将一些难懂的术语和晦涩的表述变成流畅易懂的字句，不厌其烦地修改那些缺乏头绪的内容。她总是陪伴在我身边，每一章的草稿都经过她耐心的重新整理、修改和润色，她以令人惊异的宽容和巨大的支持来帮助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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