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教社翻译研究丛书：翻译学研究的方法与途径_穆雷等著_9787544665636

　　《外教社翻译研究丛书：翻译学研究的方法与途径》以翻译学研究的方法论基本体系为指南，深入阐释了翻译学研究的各种方法与途径，涵盖语言学、文艺学、社会学、哲学、历史学和文化研究等广泛的学科领域。全书采取宏观概览和微观分析相结合、理论阐释与文献分析相结合的视角，系统介绍了翻译学方法论体系的基本框架和构成要素，在对各种途径的翻译学研究方法的历史与现状进行梳理和归纳的同时，也对各种研究方法和研究途径的利弊进行了客观、科学的评价。
　　全书语言简练、逻辑严谨、条理清晰、引证详尽，对于广大读者了解和掌握翻译学研究方法、进一步探索翻译学研究途径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政治、经济、文化快速发展，对翻译的需求迅猛增加，对翻译的认识也随之加深；国门打开，学者们有机会放眼看世界，出国留学、访问，开展学术交流，邀请国际知名学者前来讲学、授课，这些都极大地促进了翻译学在中国的创立和发展。20世纪80年代以来，“翻译学”从学者们争论辨析的概念成为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五大方向之一，跟外国语言学和外国文学比肩而立，这个艰难的创生过程收获了显著的成果。然而，翻译学毕竟是年轻的学科，跟语言学和文学等成熟学科相比，很多概念、认识、假说、理论都还比较稚嫩，尚未形成一套完整的体系，方法论就是其中之一。
　　改革开放40年来，确实也有不少翻译研究的论著提到自己的研究借鉴了其他学科的方法，但是，从我们的分析来看，很多作者把方法论三个层面的概念混为一谈了。例如，从哲学研究中借鉴的“阐释”“主体”“解构”“视域融合”等概念，很少有人去辨识它们是属于哪一个层面的概念；从文学研究中借鉴的“叙事”“文体”等概念也与文学研究的操作方法？昆用，如此等等。因为没有厘清方法论的三个层面，大家都宣称自己借鉴了其他学科的方法，却说的不是一回事。有人借鉴的是具体操作方法，如语言学研究和社会学研究中的“焦点小组访谈”“问卷法”等；有人借鉴的是各种研究的途径和视角，如本书提到的“文艺学途径”“哲学途径”“语言学途径”等，这样就造成概念混乱。尤其对初入翻译研究之门的研究生而言，要弄清楚上述区别比较困难，硕士生极少有人毕业时能够系统认识上述概念，博士生也不是人人都有清楚的认识。在上述混乱概念的引导下，学位论文关于“研究方法”这部分的表述就很难做到规范化、明晰化，不少学位论文的研究方法阐述不到位，或者形同虚设，或者干脆不谈，这不利于翻译理论的深入研究，无助于翻译相关知识的正确产出，因此，我们萌生了这个想法：把我们团队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呈现出来，供大家讨论和批评，共同提高认识。
　　我们这个团队是以我指导的2001级以后硕士生为主体，后来逐渐以博士生为主。我在给研究生讲授“翻译研究方法”这门课时，大家一起就不同专题展开讨论，形成了一些初步认识。学生毕业后，我们在反复讨论的基础上编写了《翻译研究方法概论》（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以下简称《概论》），编者有蓝红军、邢杰、吕立松、吕黎、桑仲刚、刘康龙、欧阳东峰等，其中：蓝红军、吕立松、桑仲刚和欧阳东峰是我指导的博士生；另外几位是我指导的硕士生，后来去其他高校读了博士。这门课开设十余年来，我每年都根据具体情况进行细节的调整，《概论》就是最初几年的课程教学内容。
　　翻译学这门学科的历史短暂但很曲折，一门新兴的学科要一开始就梳理清楚所有的基本概念也不现实。《概论》本来是我自己的摸索，也是仓促之作，有幸被收入MTI教指委的图书系列。我们团队的博士生越来越多以后，大家对翻译研究的相关理论讨论越多，就对研究方法的三个层面认识越多，因此感觉到非常有必要继续把我们的认识告诉读者。《翻译学研究的方法与途径》汇集的就是团队成员的新认识。
　　《翻译学研究的方法与途径》（以下简称《方法与途径》）前四章是我和蓝红军反复讨论的结果。红军擅长理论思辨，对理论问题比较敏锐，有很多自己独到的见解，这四章由他先搭架子，我再增补修改，前后历经好几年，数易其稿；我们多次辩论、妥协，最后达成共识。这个过程让我非常享受研究的快乐，很多认识越辩越明。后六章的分工是：第五章，杨冬敏执笔；第六章，吕立松执笔；第七章，邹兵执笔；第八章，桑仲刚、王祥兵执笔；第九章，王巍巍执笔；第十章，欧阳东峰执笔。这几位作者中，有的是硕士期间已经学过这门课程，博士期间进一步巩固并加深认识；有的是前后两次参与写作，逐渐理清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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