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伦诗选（精装网格本人文社外国文学名著丛书）_[英] 拜伦著_9787020166879

《拜伦诗选》收录了英国著名诗人拜伦四十余首短诗，二十余篇长诗选段，以及五篇长诗，如《扫罗王*后一战之歌》《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选段、长诗《青铜世纪》等等，是收录拜伦名作的精华之作。拜伦的诗风“放荡不羁”，体现出自由主义的进步立场，也抒发诗人向压迫者反抗到底的决心。很多诗作在旅途中完成，对欧洲文学产生过巨大影响。《英国文学简史》曾评价道：“仅仅《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审判的幻景》和《唐璜》就足以使任何能感应的人相信：拜伦在其*好的作品中不但是一个伟大的诗人，而且是世界上总会需要的一种诗人，以嘲笑其较卑劣的、并鼓舞其较崇高的行动。”

拜伦小传

乔治·戈登·拜伦（1788—1824）是苏格兰贵族，于一七八八年一月二十三日出生于伦敦。他的祖父约翰·拜伦是海军军官，一生航海，常遇风暴，并曾沉船和漂泊，人称“坏天气杰克”。他父亲亦名约翰，绰号“疯杰克”，是个侍卫军官和浪荡子，就在拜伦诞生不久，他为逃避债务而遗弃家庭，跑到法国，两年后在法国死去。他和前妻生了一女，名奥古斯达，是拜伦一生中*珍爱的姐姐。

拜伦天生跛一足，并对此很敏感。他出生后不久，母亲就带他移居在苏格兰的爱勃丁城，过着式微而贫困的生活，这对他日后有相当影响，同时他也熟悉了苏格兰的粗犷和乡野的生活。他十岁时，由于叔祖死去，拜伦家族的世袭爵位及产业（纽斯泰德寺院是其府邸）落到他身上，成为拜伦第六世勋爵，境况立刻好转起来，于是在一七九九年移居伦敦。

一八年，拜伦被送进贵族中学哈罗公学读书，毕业后进入剑桥大学（1805—1808），学习文学及历史。对这两个贵族学校他都没有好感，他厌弃那里讲授的希腊、罗马等古典课程，对宗教教育尤抱反感。在中学时，他曾带头反对新到任的中学校长。在剑桥时，他是个不正规的学生，很少听课，却广泛阅读了欧洲和英国的文学、哲学和历史著作，同时也从事射击、赌博、饮酒、旅行、打猎、游泳等各种活动。在一八八年春夏，他住在伦敦的旅馆里，过着“放荡不羁”的生活。

一八三年，拜伦钟情于邻居另一产业的继承人玛丽·查沃斯小姐，但她于一八五年嫁给别人，使拜伦长期不能忘情，为此写了一些诗，甚至在一八一六年写作与这段失恋有关的“梦”时，还是泪如泉涌。

一八七年三月，拜伦出版了他的抒情诗集《懒散的时刻》，受到恶评。一年后，他写了长诗《英国诗人和苏格兰评论家》作为答复。一八九年三月，他作为世袭贵族进入了贵族院。在宣誓就任后，议长从座位上站起来，微笑地向他伸出手去表示祝贺，但拜伦躬身作答，只把手指尖放在议长的手中，然后不经意地坐在王座左边的席位上（这经常是反对派的席位），过几分钟即离去。以后人问以故，他答道：“如果我和他热烈地握手，他会以为我是他的党徒了；可是我不愿意参与他们任何一方。”拜伦一生以“我是属于反对派”为座右铭。

拜伦出席议院和发言的次数不多。但有三次为人所铭记：第一次在一八一二年二月，反对惩罚工人破坏机器的法案；第二次在同年四月，赞助有利于爱尔兰民族运动的天主教徒解放法案；第三次在一八一三年六月，同情卡特莱特少校的改革方案。这些发言都鲜明地表示了拜伦的自由主义的进步立场。

从一八九年到一八一一年，拜伦出国作东方的旅行。据他写信给母亲说，这是为了要“看看人类，而不是只从书本上读到他们”，还为了扫除“一个岛民怀着狭隘的偏见守在家门的有害后果”。他由友人郝伯豪斯陪伴，于一八九年六月离开伦敦，行经葡萄牙、西班牙、马耳他、阿尔巴尼亚、希腊和土耳其，于一八一一年七月回到英国。英国人到东方猎奇的风气，与拜伦的这次东方旅行有很大关系。他除了观察各地风俗，游览古迹名胜和欣赏自然外，也接触到各种人物，包括土耳其驻阿尔巴尼亚的总督阿里巴夏。在旅途中，他开始写作《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和其他诗篇，并在心中酝酿未来的东方故事诗。一八一一年七月他回到伦敦，除了带回“四千行诗”以外，行囊中还有不少大理石古物，骷髅，毒草药，龟等。八月一日，他的母亲未及和他见面，便突然病故。

《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的第一、二章在一八一二年二月问世，轰动了文坛，在四个星期内行销七版，使拜伦立刻成为著名的诗人。他在日记里写道：“我在一个美好的早晨醒来，发现自己成名了。”此后他连续发表东方故事诗《加吾尔》（1813），《阿比杜斯的新娘》（1813），《海盗》（1814），《莱拉》（1814），《科林斯的围攻》（1816），《巴里新娜》（1816），这些诗也都风行一时，使他声誉日增。一八一五年发表了取自《圣经·旧约全书》题材的一组抒情诗《希伯来乐曲》。

《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的成名，使拜伦一跃而为伦敦社交界的明星。然而这并没有使他和英国的贵族资产阶级社会妥协。他自早年就看到这个社会及其统治阶层的顽固、虚伪、邪恶及偏见，他的诗一直是对这一切的抗议。

从一八一一年返自东方旅行到一八一六年永别英国，拜伦在这五年中生活在不断的感情漩涡中。他的“声誉”也由*高峰跌到*低点。在他到处受欢迎的社交生活中，逢场作戏的爱情俯拾即是，一个年轻的贵族诗人的风流韵事自然更为人津津乐道。

拜伦在一八一三年向一位安娜·密尔班克小姐求婚，初被拒绝，以后被接受，于一八一五年一月和她结了婚。这是拜伦一生中所铸的*大的错误。拜伦夫人是一个见解褊狭的、深为其阶级的伪善所宥的人，完全不能理解拜伦的事业和观点。在婚后一年，她即带着初生一个多月的女儿阿达回到自己家中，拒绝与拜伦同居，从而使流言纷起。

以此为契机，英国统治阶级对它的叛逆者拜伦进行了*疯狂的报复，以图毁灭这个胆敢在政治上与它为敌的诗人。他们突然变得道貌岸然，以各种流言蜚语把拜伦描绘为“魔鬼”，把各种不堪设想的“罪恶”加在他身上，而拜伦夫人则对这一切保持沉默，不置可否，只称他“患了精神病”。上流社会的名门世家不再邀请他，人们雇佣暴徒和他捣乱，用石子掷他的窗户。他上街是不安全的，他还被警告不要到戏院去，因为观众会嘘他；也不要到议院去，惟恐受到侮辱。在离开英国时，朋友们还害怕围观他的马车的群众会闹事。诗人事后对此写道：“报纸喋喋不休而卑鄙……我的姓氏——自从我的祖先帮助诺曼底人威廉征服这个王国以来一直是富有骑士风或高贵的——被玷污了。我感到，如果那些低语、私议和传言是真的，我对英国是不适合的。如果不真，英国对我是不适合的。我撤退了；但这还不够。在异国——在瑞士，在阿尔卑斯山的阴影下，在澄碧的湖水边——我还被同样的瘟疫所追逐和吹拂。我翻过山岭，但还是一样；因此我走得更远些，卜居在亚得里亚海的波涛之旁，像一只被围猎的鹿要去到水边一样。”

在这沉重的时日，诗人惟一忠实的友人是他的异母姐姐奥古斯达·李夫人，他献给她几首动人的诗（《给奥古斯达的诗章》，《书寄奥古斯达》）。这时期的痛苦感受，也使他写出像《普罗米修斯》那样的诗，表示向他的压迫者反抗到底的决心。

拜伦在一八一六年四月永远离开英国。一个传记作者说他“被赶出了国土，钱袋和心灵都破了产，他离去了，永不再回；但他离去后，却在若恩河的激流之旁找到新的灵感，在意大利的天空下写出了使他的名字永垂不朽的作品”。

一八一六年，拜伦居住在瑞士，在日内瓦结识了另一个流亡的诗人雪莱，对英国反动统治的憎恨和对诗歌的同好使他们结成了密友。雪莱的妻子玛丽有一个妹妹克莱尔蒙，这时得识拜伦，并与他私生一女，名阿雷格拉（在1822年夭折）。一八一七年至一八二三年拜伦迁居到意大利，先后住在威尼斯、拉文纳、比萨、热那亚。*初两年是在威尼斯度过的，那里的狂欢节把他也卷入这种生活的漩涡。这时拉瓦那一位年轻的贵族夫人特莉莎·吉西欧里和他过从密切，成为拜伦理想的伴侣。她在一八二年七月与她六十多岁的丈夫离了婚，便与拜伦生活在一起了。吉西欧里的兄弟彼得罗·甘巴是一个年轻的军官和意大利的秘密爱国组织烧炭党的成员，拜伦通过他加入了这一组织，以自己的住宅为该党提供军火和隐蔽所，以反抗奥地利的统治。拜伦自称，“我要尽量用我凭钱、凭物、凭人所能做到的一切来为他们争取自由而出力。”一八二一年二月该党起义失败，拜伦受到警察的监视，他函告雪莱求助，雪莱劝他和吉西欧里迁居比萨，于是拜伦于同年十一月去到比萨。但由于警察不断迫害，又被迫于次年九月迁往热那亚，在那里度过了卜居意大利的*后十个月。

拜伦在旅居国外期间，陆续写成《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的第三、四章（1816—1817），此外还写了大量的作品。在故事诗方面，有《锡雍的囚徒》（1816），《马赛普》（1819），《岛》（1823）；在诗剧方面，有历史悲剧《曼弗瑞德》（1817），《马里诺·法列罗》（1820），《福斯卡里父子》（1821），《撒旦那帕拉》（1821）；有奇迹剧《该隐》（1821）和《天和地》（1824），还有诗剧《维诺》（1822），《变形的畸形者》（1822）；在长诗方面，有《塔索的哀叹》（1817），《但丁的预言》（1820），《爱尔兰的化身》（1821），《青铜世纪》（1823）；以及《威尼斯颂》（1818）和短诗、翻译诗等。

拜伦还有*重要的一组诗应该单独提出，它们从形式到内容、风格不同于他的其他诗作；这就是《唐璜》（1818—1823）和与它相类似的《贝波》（1817）和《审判的幻景》（1822）。拜伦首先从英国诗人约翰·弗莱尔、更主要是从意大利诗人帕尔其、伯尼和卡斯提的作品得到启发，创制一种使用八行节的叙事诗，半庄半谐，夹叙夹议，有现实主义的内容，又有奇突、轻松而讽刺的笔调。他以这一风格首先写出以市民生活为题材的《贝波》，发见这一写法的成功，便投入他的巨著《唐璜》。《唐璜》第一、二章匿名发表后，立即引起巨大的反响。英国维护资产阶级体面的报刊群起而攻之，指责它对宗教和道德进攻，是“对体面、善良感情和维护社会所必需的行为准则的讥讽”，“令每个正常的头脑厌恶”，“粗暴地渎侮了人类*优美的感情”，“不可能欣赏它而不失去某种程度的自尊”，“是在拙劣的韵律中关于可耻的淫乱行为的叙述”，“爱情、荣誉、爱国主义、宗教之被提及，只是为了受呵斥”，等等。

但同时，它也受到高度的赞扬。一个署名“约翰牛”的读者在给拜伦的公开信中说：“坚持《唐璜》吧，它是你所写的惟一真挚的东西；在你的那些哈洛尔德已不再成为你所说的‘女学生的故事——一小时的奇迹’以后，它将存在许多年。我认为《唐璜》是我所见到的你的*好的作品。它是远远超过一切的*生气勃勃、*率直、*有趣和*有诗意的；每个人都和我有同感，不过他们不敢说出来罢了。”作家瓦尔特·司各特说《唐璜》“像莎士比亚一样地包罗万象，他囊括了人生的每个题目，拨动了神圣的琴上的每一根弦，弹出*细小以至*强烈*震动心灵的调子。”诗人歌德说，“《唐璜》是彻底的天才的作品——愤世到了不顾一切的辛辣程度，温柔到了优美感情的*纤细动人的地步……我们感到英国诗歌拥有了德国人从未取得的东西：一个古典地文雅而喜剧的风格。”诗人雪莱说，《唐璜》“每个字都有不朽的印记……它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我久已倡言要写的——一种完全新颖的、有关当代的东西，而且又是极其美的。”

《唐璜》的前五章发表后，由于社会舆论的种种阻力，中辍了一年多，到一八二二年七月才又继续写下去，至一八二三年五月写完了第十六章，那时拜伦已准备献身于希腊的民族解放运动了。

这是诗人一生*后的、也是*光辉的一页。他既憎恨反动的“神圣同盟”对欧洲各民族的压迫，也憎恨土耳其对希腊的统治。一八二一年四月，希腊人民掀起了反抗运动，进展顺利，至一八二二年底开始被承认为独立国家，但以后由于内部的纷争，运动趋于衰落，就在此时拜伦决心参加到这一运动中去。一八二三年七月他开始自意大利动身；一八二四年初，在抵希腊前，他得到歌德的祝贺诗。他在希腊表现了实际政治家的才能，为各派的团结进行努力，并且自己出款维持一支军队。他被任命为征利潘杜远征军总司令，忙于修筑工事、调动船只、整饬军纪等战备工作。一八二四年四月九日，由于遇雨受寒，他一病不起，十日后逝世。他的死使希腊人民深感悲痛，全国志哀二十一天，机关、法院和商店停止活动。他的遗体运回英国后，家属请求葬于威斯敏斯特教堂，但英国的统治阶级再次顽固地坚持其反动立场而予以拒绝。一八二四年七月十六日，他被埋在纽斯泰德寺院附近的教堂墓地中。

拜伦既是贵族，又是革命者，这种矛盾在他的生活、思想和作品中都反映出来。他的作品对欧洲文学发生过巨大的影响；而在英国，在他去世后，对他的评价则日趋低落，这是大英帝国的统治阶级偏见必然导致的结果。今天，对拜伦的研究和评价有了新的起色；在一九七二年出版的剑桥《英国文学简史》上，从对拜伦的如下一段评语中，可见一斑。它说：“只在纯抒情诗上，他次于*优；因此读者不应在诗选中去了解拜伦。仅仅《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审判的幻景》和《唐璜》就足以使任何能感应的人相信：拜伦在其*好的作品中不但是一个伟大的诗人，而且是世界上总会需要的一种诗人，以嘲笑其较卑劣的、并鼓舞其较崇高的行动。”

查良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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