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 导 言
战争与政治的交互作用，是宋朝初创时期重要的驱动力量。战争与政治不仅塑造了帝国的疆域范围和治理结构，而且使宋朝的特征和文化得以形成。这两种力量作为开国君主宋太祖（960976 年在位）的权力来源，几乎密不可分；但在第二位皇帝宋太宗（976997 年在位）统治时期逐渐分离；到了第三代君主宋真宗（9971022 年在位）时，则至少就皇帝权力而言已几乎完全分离。这一过程一直被简单地解释为文人力量（civil power）崛起并取代武人力量。但是，政治权力向政府官僚的转变存在着具体的、历史的原因，不会因为某种旨在强调文化价值超过军事价值的帝国规划而发生。吊诡的是，十一世纪初出现的文官主导型政府，是经由半个世纪的战争与个人政治（personal politics）而产生的。
因为文官的权力不出中央政府，所以十世纪末，他们在政府官僚体制中被赋予了权力。初，位于开封的帝国政府没有多少权威。军事和政治权力都属于皇帝个人，而皇帝的权威来自他的军事胜利，以及他与中央禁军将领们的私人联系。通过这些私人纽带，宋太祖才能够集中王朝军力用于征伐而非内斗， 继而以军事胜利谋求政治稳固。之后，王朝与皇帝个人逐渐分离，而且由于征服战争的胜利，帝国政府获得了权力。一旦中央政府获得了权力，那么服务于其中的官僚也会获得权力。与此同时，军事问题虽然仍要求在中央政府中保持庞大的官僚机构，但是已经成为边缘的或外围的事务。武人服务于朝廷，由朝廷发放俸禄，统领帝国军队，而不再维持藩镇力量。所有这些发展，都是由军事胜利驱动、由政治斗争形塑的。宋代早期历史的这种特殊走向，并不具有顺理成章的必然性。
十世纪末的宋朝政府，还不是十一世纪时那个由一群进士及第的文官主导的政府。掌握权位的武人或文人，都没有显赫的功名。十世纪时的宋朝文化为十一世纪时繁荣的士人文化奠定了基础，但是它绝不同于那种文官主导、政治驱动的文化。十一世纪时对何为适宜、何为正当的理解，以及视士人主导政府为历史必然的观念，极大地影响了对宋初历史的书写。但在十世纪时，军事与政治事件产生的作用与反作用引导着王朝发展的进程，这一进程并没有明显的归处。
从十一世纪开始， 宋朝建国就被描绘成一个非军事化、文官掌管军务的过程，也是长期支配中国政治的暴力史的终结。然而，北宋的奠基之君们并没有摒弃战争，而是成功地利用战争，帮自己解决了大量政治与疆域问题。在宋朝政权的创建过程中，单次战役对朝堂内外产生的影响，与其攻城略地的直接效果同样重要。因此，战争以及其中更基础性的战役在宋帝国建立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还必须从政治活动和领土取得等方面加以探讨。宋太祖的政治命运与军事命运实际上是一体两面的，军事胜利就是他的政治成就。帝国建基于武力征讨的胜利，而宋太祖的皇帝威严也深深植根于此。
到了太祖之弟太宗即位后，战争与政治之间的这种关系也并未随之立即改变。虽然宋太宗迅速安插心腹之人进入政府， 但他依然认为巩固皇位需要军事胜利。在一定程度上，他是对的。兄长的征服遗愿尚未完成，宋太宗仍然需要向军事精英们宋太祖确立的皇室与宿将联姻政策下的产物证明自己。太宗的问题在于，作为军事统帅，他力不从心。顺利征服北汉的荣耀一过，紧接着就是在试图攻夺燕云十六州时遭遇的惨败和奇耻大辱。此后他的军事履历也都乏善可陈。对他而言， 切断或至少削弱政治与战争之间的联系变得十分必要。皇室自身与军事间的纽带，以及对辽战争期间军队所凸显的重要性， 都使宋太宗无法完全抛弃军事。他很可能感到疑虑，自己为此采取任何明显的举措都会威胁到皇位。他只能逐渐地将政府的中心转移到没有实权的文官上来。
太宗之子真宗继承皇位时，帝国的官僚体系仍未健全，且有一场重大战争亟待解决。真宗的即位不存在那么多争议，他似乎也不像其父那样感受到来自军事精英的诸多威胁。但是，当他能够在安抚军事问题上稍稍抽身时，先皇的培养再加上朝中新崛起的文官的主导，使他开展了一场持久的修文运动，以敦促官员服从他的意志。他的个性和教养使他没有简单地利用皇帝的支配权力去逼迫他们这样做。他也没有受到他们的威胁这也许导致了他及之后的宋代皇帝们对待官员的宽大方式。真宗的修文举动，加上与辽国敌对状态的解除，去除了军事行为对皇帝权力的政治影响，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十二世纪。
所有这些军事和政治成功的基础，在于精英（在宋初主要是军事精英）与皇室之间密切的交往关系。宋太祖的个人纽带和领袖地位，对引领王朝步入正轨尤为重要。初将宋朝政权扭结在一起的是私人纽带，以及维持这一纽带的效忠关系。宋朝建国并不成功，因为太祖利用官僚体制削弱了许多前朝将领的军事和政治权力。他通过与这些将领的私人关系说服他们放弃权力，让自己成为皇帝。太祖没有通过暴力，而是靠着对皇室与宿将联姻从而加强联系的许诺（他一直遵守着）实现了这一点。因此，宋朝建国是一个极为个人化的故事：接近权力的一小撮人通过协商而拥护其中一人施行统治。
有关宋朝建国的非军事化、非政治化和个人化的诠释，是此前对帝国的实体和政治构造的全部理解。在导言的余下部分， 我将扼要地讨论这些诠释。在第二章中，我会转向本书的方法论；之后我将详细叙述宋帝国的建国过程，战争与政治的作用将会得到更完整地呈现。我的分析将会从概述五代十国开始， 接着按照时间顺序叙述从周世宗到宋太祖、宋太宗时期的军事和政治活动，后结束于澶渊之盟达成不久的真宗朝。
宋朝建国的非军事化
杨雄曰：阴不极则阳不生，乱不极则德不形。唐室之乱极于五代，而天祚有宋。太祖皇帝顺人之心，兵不血刃，市不易肆，而天下定。
范祖禹的《唐鉴》一书写于十一世纪，他将宋朝建国解释为非军事化过程，虽然显得有些，不过却与同时代许多宋朝官员和历史学者的看法如出一辙。b 开国仅一百年后，创造帝国的那些行动就被简单地忽视了，取而代之的是兵不血刃、必然发生的建国叙述方式（第二章中我会讨论历史编纂的议题）。但这种超乎自然的建国方式，还是因为宋朝无力完全恢复唐朝的疆域而站不住脚，这种无能为力渐渐地通过宋太祖采用的所谓先南后北战略而得到掩饰。
960 年 2 月 3 日的兵变， 让宋太祖成功地从后周将领的位置上再进一步，成为宋朝皇帝。虽然随后正式建立政权看似轻轻松松，但是宋太祖却不得不连续十六年南征北战，以创建一个名实相符的帝国，让自己成为名副其实而非徒有虚名的皇帝。因为太祖及其后的皇帝们在政治和军事上都较为成功， 所以宋代政治家和历史学者们才视宋朝立国为必然。这种目的论式的观点并不是一种偶然，其背后的动因是要把宋朝放到中华王朝的正统谱系中。那些土地曾属于汉、唐帝国而不属于宋帝国的政权，都被说成是恢复中央的原有统治，这就从修辞上确立了宋朝源自汉唐的正统地位。
正统王朝的建立通常满足三点假定，中国历史学者们认为宋朝也满足这三个条件。首要在于，天下只有一位正统之君， 他因为德行而享有天命，世间的其他统治者都要承认他的至高地位。其次，战胜旧朝、建立新朝的能力也来源于天命。后一点，华夏民族所居之地理所当然是正统皇帝统治下帝国的中心。这些假定不光预设了对帝国建立的历史描写，而且使宋代君主和官员在评估建国过程时有了偏见。
宋朝建国过程中那些不符合理论模型的方面，都被涂抹得与理论一致。范祖禹书中所言就清楚地显示，对其他政权见到宋朝胜利的必然性就望风披靡的描写，掩盖了它们在何种程度上臣服于宋朝。战争结束后的领土取得宣示了天命所归的军事实力，这其实颠倒了起因与结果的次序。
享有天命的好证明就是控制汉唐时期的疆域范围。不过，宋朝建国以及由此而来的正统性，二者都不完美。尽管它在与南方政权和北汉的较量中连连获胜，却败给了草原帝国辽。第三位皇帝宋真宗不得不接受辽国对曾属于唐帝国的燕云十六州的占领，此外还不得不面对辽朝皇帝的存在。就此，他延续着对五代君主（或许还有宋太祖）来说非常自然的承认。相比于通过澶渊之盟做出领土让步以结束宋辽敌对关系，与辽朝皇帝平起平坐更加不合理想。宋朝已然攻占并恢复了汉唐时期的大部分领土，尽管美中不足，但是宋朝已能顺当地宣称自己得到了天命。这就需要构建一套关于宋朝建国的叙述，以调和中国历史惯说与历史事实间的张力。不过，折中只会在理想与现实间两相扞格。
每位皇帝在帝国军事和政治构建中所扮演的角色都不相同，其影响因素包括军事命运、前任遗嘱和个人性情，但是这三位皇帝及其官员们的行为都应被整合进一个对宋帝国如何及为何这样成形的统一解释。这就需要进一步解释，一个正统王朝为何无法战胜辽朝、拿下燕云十六州，从而再现汉唐的广袤疆域。人们认为，宋朝如此建国，全部责任都在皇帝们的决策，因为无论是辽朝的意图，还是错综复杂、变幻莫测的军事因素，都不能笼统地放到一起解释。这种设想显著地抬高了燕云十六州代表军事虚弱的象征价值，完全超出了它们原本仅限于军事范畴的重要性。签订澶渊之盟、放弃燕云十六州，就成了宋朝既定战略的合理结果。但是，是哪种战略呢？宋朝初年，针对军事行动的奏议不胜枚举，但只有赵普于 968 年提出来的先南后北战略保证了宋太祖的战绩，也规定了征服战争的不完美结局。从结构上看，赵普的提议成了整个宋朝征服战争的一幅蓝图。这一战略甚至早在宋朝建国前就被提出，这个事实似乎让这种神话变得更加可信了。
先南后北战略从初提出到貌似被采用，都是在后周（951960）时期。后周即赵匡胤取代的那个政权。955 年，后周第二位皇帝周世宗要求官员们进献致治之法。刑部官员王朴的奏议据传获得了评价，并被载入后来的史书，用以描述计划中的统一战略。除了呼吁一个开明进取、施行仁政的朝廷，王朴显著的战略要点就是先平定南方诸国，再移兵攻打北汉、夺取燕云十六州。赵普968年的提议与之相似， 但更为简单。实际上，没有哪位皇帝真正遵循了先南后北的顺序。周世宗在占领南唐的部分疆土后就挥师北征，宋太祖南征胜利期间也伴随着数次北伐失败。
尽管宋太祖（及周世宗）征伐的实际顺序与王朴、赵普的计划大相径庭，用先南战略来解释帝国建立的过程，还是受到了宋代历史学者和文官们的欢迎，原因有三。，这让他们能够忽略太祖的一些败绩，让太祖的军事履历成为道德力量和军事实力的完美展现。第二，因为太祖的成功被视为不可阻挡的，所以从官员的建议中选择正确的战略，就比将领如何执行战略更加重要（当然，正确战略的失败总是可以被归罪于拙劣的执行能力）。在帝国建立的过程中，文官的作用也就比武人更重要。第三，这将夺取燕云十六州和对辽战争失败的症结归因于计划不足，而非道德上的缺陷或正统性的缺失。因果关系得以巧妙地建立起来，单次军事行动的重要性被弃置不顾。同时， 对文官来说，起用文官、由中央政府掌控帝国等更具重要意义的过程得到了强调。这导向了另一种目的论式的结构，即宋朝建国之成功，原因在于强调文官治理而非武人治理，而不是军事胜利为文官主导型政府创造了前提条件。
宋太祖的军事履历或许可以证明他享有天命，然而太宗的历史地位却有点模糊不清。太宗在 979 年能够成功消灭北汉，一定程度上是借用了太祖为削弱北汉所采用的方略。太宗乘胜直接移师攻辽，试图夺取燕云十六州。但是辽军的反击冲垮了宋军，迫使太宗逃离战场。尽管太宗两次企图收复燕云十六州均遭失败（第二次在 986 年），但至少都是采取攻势。按照宋代史籍的观点，太宗具有宏图大略，只是执行不力。太宗归罪于自己的将领（其中许多人在太祖时期都战功赫赫），然而他自身的失败是显而易见的。
接下来，真宗就得面对辽朝的存在了。考虑到真宗是一位长于深宫的皇帝，我们可以理解他远不如太祖、太宗那么孔武善战。后世的中国政治家和历史学者们都感到真宗对辽朝让步过多，但他们也都承认，即便是在汉、唐时期，与贪婪、好战的北方蛮族打交道也是一件费力的事。既然王朝采取守势，那么宋真宗就被刻画成保护王朝不受蛮族侵扰的形象。于是，当辽朝皇帝试图毁灭新朝、征服中原时，宋真宗表现出了巨大的勇气，他亲临险境，在澶渊赶走了攻入的辽军。在结束双方敌对状态的盟约中，真宗做出了包含每年输出赔款的正式让步， 但表面上辽朝的让步更大，因为他们不得不放弃针对中原的既定计划。从这方面讲，真宗是英勇而成功的。此外，基于对辽朝在澶渊之盟之前和之后始终想要灭亡宋朝的误判，宋廷在十一世纪和十二世纪初一直认为，只有靠军队的忠诚警戒才能保证帝国的安全。直到 1126 年面对金军的攻势，这种臆想出的北方防御的成功策略才终土崩瓦解。当时，金军刚刚攻灭了辽帝国。
南宋朝廷和后来的历史学者将辽、金并为一谈，视之为相似的、持续的蛮族威胁，而在澶渊之盟中被正式割让的燕云十六州失地，则成了面对这种威胁的显著例证。但在十一世纪，燕云十六州曾是宋朝不够完美的建国方式的实在象征。它们初的战略意义已经让位于其在宋代历史意识形态建构中的位置，这种意识形态拼命掩盖对辽朝的退让。宋廷可以在内部文书中称辽朝皇帝为契丹汗，从而否认辽帝国的存在及其统治者作为皇帝的威严。但是燕云十六州的失败却无从掩饰，而且从宋廷的角度来说，这为宋朝持续的敌意提供了合理的控诉理由。宋朝的这一立场忽略了辽朝对遭受宋太宗无端攻击的愤愤不平的合理性，辽朝在十一世纪时的威胁更证实了宋朝的畏惧。并且，从那些在十二世纪金军纵横华北时、在十三世纪蒙古灭亡南宋时书写历史的学者的目的论视角看，草原帝国的实力和意图都是可预料的必然结果。但在十世纪时，那种关于宋朝积弱、辽金意图、先南战略的探索式的简单框架设计尚未完全成形和具体化。初期的宋帝国仍是强大的，它的内政仍是有活力的、个人性的、不确定的，军事行动的后果还不可预见。
然而，在帝国的修辞术之下，是关于新王朝权力的内部政争。首先，只有真实的军事实力的内在价值，才能在面对政治领域的不确定性时提供可靠的屏障。但是，随着王朝逐渐稳定以及其中政治权力的价值不断增长，有权势的将领们用军队换取了极佳的行政职位和与宋太祖的亲密关系。于是，他们仅仅听从宋太祖那个利用自己在后周的军事地位建立宋朝并总揽军政大权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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